第一节　明人的称说

《金瓶梅》刚一问世，就惊动了当时的文坛，在士大夫中传阅抄写。先睹者们见仁见智，对这部旷世奇书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这个时期的评论虽然只是出现在文人们的笔记、书信以及有关序、跋中，但涉及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归纳起来，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充分肯定这部奇书的成就及地位。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曰：“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称赞《金瓶梅》“琐碎中有无限烟波”[1]。公安派盟主袁宏道在《觞政》中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读后感觉“甚奇快”[2]，认为它“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3]。《七发》乃西汉文学家枚乘所作的辞赋名篇，旨在对楚太子进行劝谏，有开汉大赋先路之功。袁氏说《金瓶梅》超过《七发》，大约意在说明《金瓶梅》的劝谏主旨与其艺术上的创新突破，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后来随着《金瓶梅》的付梓印行，文人、士大夫更是推崇备至，甚至认为它的成就在《水浒传》之上。如欣欣子认为《金瓶梅》“语句新奇，脍炙人口”，将其与《剪灯新话》、《莺莺传》、《效颦集》、《水浒传》、《钟情丽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如意传》、《于湖记》等作品进行比较，说这些作品“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篇终而掩弃之”，唯《金瓶梅》能使读者“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4]。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也认为《金瓶梅》作者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5]。

对于《金瓶梅》内容的评价，以谢肇淛《金瓶梅·跋》中的概括最具代表性。其文曰：“《金瓶梅》……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意快心。”[6]可以说是鞭辟入里，言简意赅。

关于小说的作者、时代以及创作意旨，当时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足见作者隐名埋姓之深，以及小说作者寓于其中的意旨、涵容之广。明人谈及《金瓶梅》作者的有六家，多认为此书的作者为嘉靖时人。但究竟坐实为谁属，则说法不一。与作者紧密相关的问题便是作品的主旨、立意所在。屠本畯在其《山林经济籍》中说：

不审古今名饮者，曾见石公所称“逸典”否？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埓。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7]

这是迄今所见提及《金瓶梅》作者的最早的资料之一，它包含的意思是：《金瓶梅》的书帙、篇幅大体等同于《水浒传》，为嘉靖时的个人创作，并且是有感而发的泄愤之作。

袁中道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八月的日记中追忆他在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的见闻时提出《金瓶梅》是“绍兴老儒”影射其主人“西门千户”的“淫荡风月之事”[8]：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按指袁中道之兄袁宏道）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

这里透露出以下消息值得注意：其一，《金瓶梅》的成就极高，在当时就为封建文人们所推崇；其二，小说是以儿女私情为描写对象，并夹杂有“淫荡风月”之类描写；其三，小说的作者是一位不甚有名的封建儒士，且为南方人；其四，《金瓶梅》所描写的故事，是有生活原型的。因为这是较早谈及《金瓶梅》这部小说的文献，所以对后世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谢肇淛在《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此处的“永陵”，即是明世宗嘉靖朱厚熜的陵墓；这里所说的“永陵中”，指的是嘉靖时（1522—1566）。“金吾戚里”究系谁属，仍是个不解之谜。这里指出作者为达官贵族的门客即一般儒士，《金瓶梅》所写乃“凭怙奢汰，淫纵无度”之风流淫荡之事，且有生活原型等，与袁中道的“绍兴老儒”说大致相同。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条云：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按指万历三十四年即1606年），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穿，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9]

这是沈德符在《金瓶梅》苏州刻本问世（万历四十五年即1617年）后对往事的回忆。袁中郎《觞政》中的原话是：“凡《六经》、《语》、《孟》所言饮式，皆酒经也。其下则汝阳王《甘露经》、《酒谱》、王绩《酒经》、刘炫《酒孝经》、《贞元饮略》、窦子野《酒谱》、朱翼中《酒经》、李保绩《北山酒经》、胡氏《醉乡小略》、皇甫崧《醉乡日月》、侯白《酒律》诸饮流所著记传赋诵等为内典。《蒙庄》、《离骚》、《史》、《汉》、《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说》、《颜氏家训》，陶靖节、李、杜、白香山、苏玉局、陆放翁诸集为外典。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10]袁宏道在此借用佛家将佛教典籍视为“内典”、把其他典籍称为“外典”的说法，谈到“饮徒”的三类必读之书，如果不熟悉《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逸典”，只是“保面瓮肠”的饭囊酒袋，而非真正的高雅“饮徒”，流露出对新兴的通俗小说的激赏。而沈德符的这段话，谈到了《金瓶梅》最初的传抄、保存者等情况，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这里提出《金瓶梅》“指斥时事”，小说中人物各有所指，则开了后世《金瓶梅》研究中索隐派的先河。另外，这里指出有一陋儒补作了原书缺损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回答了今人研读《金瓶梅》时提出的这五回所写人物、事件、语言以及细节等方面明显与全书血脉不相贯穿、不尽一致的疑问。

欣欣子在万历丁巳（万历四十五年即1617年）《新刻金瓶梅词话·序》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欣欣子与笑笑生均系化名，又据欣欣、子与笑笑、生相对，故欣欣子与笑笑生很可能为同一人。这里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指出作者为兰陵人。江苏武进与山东峄县在古代都称兰陵，故作者的籍贯究系谁属，尚难确定。不过，小说中大量运用山东方言，书中故事又是设置在山东，所以作者为山东人的可能性自然要大一些。需要指出的是，“兰陵笑笑生”五字可能为吴中刻本所没有，所以袁中郎、沈德符等人均未提及。

同样刊在万历丁巳年《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的廿公在《金瓶梅跋》中指出：“《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11]“钜（巨）公”无疑指大官僚，“世庙”是指明世宗嘉靖皇帝。廿公同系化名，故“钜（巨）公”之确指无法考知。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廿公”是袁中郎，但并未展开论证，不足以使人信服。

以上这些说法都距《金瓶梅》成书时代较近，况且有的人还与作者为“友”，但究系什么原因，他们都不愿意点破《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当时小说尚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作者为封建正统文人所瞧不起，也不仅仅是因为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淫秽描写。也许还有政治上的考虑，以及其他不便明言的原因。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有关男女私情、两性关系的描写？由于对这一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意见，因此相应而来的便是对《金瓶梅》所应采取的取舍态度问题。作为思想趋于保守的正统儒者，董思白一方面叹赏其“极佳”，另一方面又基于小说中的两性描写，认为“决当焚之”[12]。薛冈更是大声疾呼：“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13]与其针锋相对，著名的通俗文学家、进步文人冯梦龙却“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14]。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对“语涉俚俗，气含脂粉”的描写进行辩护，廿公公然赞赏“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之所以“目为淫书”，是因其没有真正把握作者言“有所刺”，不了解作者“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结果冤屈了作者和“流行者”，故在《金瓶梅跋》中“特为白之”。

在评价《金瓶梅》的社会功用及其与封建名教的关系时，由于对小说审视角度的不同，又为评论者世界观所制约，所以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袁中道说“此书诲淫”，有碍“名教”[15]，沈德符也认为此书“坏人心术”[16]。这种论调主要是立足于《金瓶梅》中的两性生活描写而言。与此相反，袁宏道认为此书的劝诫旨意“胜于枚生《七发》多矣”[17]，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谓此书“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

与小说批评领域的人物批评理论同步，《金瓶梅》的人物塑造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的评论者已注意到小说中人物的典型性问题，认为《金瓶梅》是“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18]。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还涉及了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突出成就：“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19]肯定小说中的人物各有个性，达到了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

总的来说，明人的评论虽多为片言只语，零碎而不系统，但已涉及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后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来建构“金学”的基本框架，研究中也往往把明人的有关阐说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从而推动“金学”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