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人的评价

有清200多年间，《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阶段的评论形式，虽然还是局限于文人的序、跋、笔记、札记之中，但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明人有长足的进展。

清人对《金瓶梅》的作者提出了种种推测，大致有王世贞、李渔（《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本署名“李笠翁先生著”）、卢楠（《满文译本金瓶梅序》）、薛应旂（清宫伟镠《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赵南星（清宫伟镠《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李卓吾（王昙《金瓶梅考证》）、王世贞门人（清康熙乙亥谢颐《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序》）、明季浮浪文人（王昙《金瓶梅考证》）、唐荆川（顺之）仇人（蒋瑞藻《小说考证》征引《缺名笔记》）、某孝廉（徐谦《桂宫梯》卷四引《劝诫类钞》）、观海道人（《古本金瓶梅·观海道人序》）等说法，但或是出于推测，或是囿于传闻。

清康熙乙亥（康熙三十四年即1695年）谢颐在《第一奇书〈金瓶梅〉序》中说：“《金瓶》一书，传为凤洲（按：王世贞号）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可见，王世贞与王世贞门人作《金瓶梅》说在当时是并行相传的。不过该序在赞赏了小说的“细针密线”之后，认为它“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20]。《艳异》是否为王世贞所作，今已不可考知。谢颐系化名，即“解颐而谢”之意（《第一奇书〈金瓶梅〉序》）。有人推测，此人“很可能就是张潮”[21]。

徐谦在《桂宫梯》卷四引《劝诫类钞》云：“孝廉某，嫉严世蕃之淫放，著《金瓶梅》一书，原一时游戏之笔，不意落稿盛行，流毒无穷。孝廉负盛名，卒不第。己丑南宫已定会元矣，主司携卷寝室，挑灯朗诵，自喜得人。至晨，将填榜，则卷上点点血痕，盖鼠交其上而污之也，遂斥落。止一子，在江宁开茶室，后流为丐死。”[22]这里指明小说为嫉权贵之淫放而作，但也包含着浓重的因果报应成分。

王昙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十四日写的《金瓶梅考证》中否定了《金瓶梅》为李卓吾作之后接着说：“大约明季浮浪文人之作伪。”意即《金瓶梅》为明末浮浪文人假托李卓吾之名而作。这系推测之辞。

不过，王世贞说在此期具有相当的势力与影响。如王昙的《古本金瓶梅考证》[23]、宋起凤《稗说》、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等均倡此说，提出创作意图是王世贞为报父仇。但究竟其仇人是谁，因何事构仇，则说法不一。其中王昙《古本金瓶梅考证》说是报严嵩、严世蕃害父之仇：“《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滦河失事，为奸嵩构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傅纸，冀使传染入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翻阅，此书遂以外传。”[24]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在《稗说》卷三中说是报陆炳谮父之仇：“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洲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俳戏媟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25]此说显然是承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而来，且比前者更具体，更骇人听闻。此外，清代多种笔记、杂记中，也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如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作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条说：“太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忬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赝者以献。先是，忬巡抚两浙，遇裱工汤姓，流落不偶，携之归，装潢书画，旋荐于世蕃。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汤之为人，不复重用。会俺答入寇大同，忬方总督蓟辽，鄢懋卿嗾御史方辂劾忬御边无术，遂见杀。后范长白公（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莫怀古，盖戒人勿怀古董也。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促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钞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迹，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寖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26]到了后来，佚名的《笔记》亦谓：“《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抚时，有所周纳，狱成，罹大辟以死。其子百计求报，而不得间。会荆川解职归，遍阅奇书，渐叹观止，乃急草此书，渍砒于纸以进。盖审知荆川读书，必逐页用纸粘舌，以次披览也。荆川得书后，览一夜而毕。蓦觉舌木强涩，镜之黑矣。心知被毒，呼谓其子曰：‘人将谋我。我死，非至亲不得入吾室。’逾时遂卒。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抢地而至，蒲伏于其子之前，谓曾受大恩于荆川，愿及未盖棺前，一亲颜色。鉴其诚，许之入。伏尸而哭甚哀。哭已，再拜而出。及殓，则一臂不知所往。始悟来者即著书之人。因其父受缳首之辱，进鸩不足，更残支体以为报也。”[27]佚名的《寒花盦随笔》则说是王世贞报唐荆川谮父之仇：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页。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粘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也，巨公为唐荆川。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凤洲既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备。一夜，读书静室，有客自后握其发，将加刃，荆川曰：“余不逃死，然须留遗书嘱家人。”其人立以竢。荆川书数行，笔头脱落，以管就烛，佯为治笔。管即毒弩，火热机发，镞贯刺客喉而毙。凤洲大失望。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其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语应尔。荆川索之切，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粘，卒不可揭，乃屡以指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者尔。不解荆川以一代巨儒，何渠甘为严氏助虐，而卒至身食其报也。[28]

后来鲁迅在《小说旧闻钞》中针对清代文人编造的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离奇故事说：“凤洲复仇之说，极不近情理可笑噱，而世人往往信而传之。”[29]吴晗又先后撰《〈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文，梳理了《清明上河图》的沿革轨迹是由宜兴许氏→西涯李氏→陈湖陆氏→昆山顾氏→袁州严氏→内府，显然与王忬、王世贞父子无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说法虽然未免有荒唐之处，但却大多都指出了《金瓶梅》中所反映的故事与明代史实的某种程度的联系，以及小说中人物与明史人物的某种程度的关联，这就为后世研究《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金瓶梅》的创作原委等提供了寻觅、梳理的线索。

此外，《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云：“或曰是书乃明时逸儒卢楠所作，以讥刺严嵩、严世蕃父子者，不识然否？”[30]宫伟镠《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曰：“《金瓶梅》相传为薛方山先生笔，盖为楚学政时以此维风俗，正人心。”“又云赵侪鹤公所为。”王昙《金瓶梅考证》否定了《金瓶梅》为王世贞作后又说：“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致留此秽言？”对这种传闻也持怀疑态度。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的两性生活描写，这是解读中争论最大的问题，也是评价这部巨著时首先碰到的最为敏感的问题。由于对此问题持论的差异导致了对待这部小说态度上的迥然不同。首先，是一批正统封建士大夫们看到了《金瓶梅》中的两性生活赤裸裸地渲染对封建名教的冲击，指斥《金瓶梅》是一部诲淫之作，应对其严加禁毁，有的甚至编造出荒诞不经的果报故事来诋毁《金瓶梅》及其作者。如申涵光《荆园小语》曰：“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每怪友辈极赞此书，谓其摹画人情，有似《史记》。果尔，何不直读《史记》，反悦其似耶？至家有幼学者，尤不可不慎。”[31]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宣称：“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亡友张揖东曰，此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学究，动曰此《左》、《国》、史迁之文也。余谓不通《左》、《史》，何能读此；既通《左》、《史》，何必读此？老子云：童子无知而朘举。此不过驱幼学于夭札，而速之以蒿里歌耳。”[32]这里透露出当时人们对《金瓶梅》有相去天渊之判。方濬《蕉轩随录》说：“《水浒》、《金瓶梅》二书倡盗诲淫，有害于世道人心者不小。”[33]意识到了《金瓶梅》对封建名教的妨害。林昌彝《砚绪录》则高喊“人见此书，当即焚毁。否则昏迷失性，疾病伤生，窃玉偷香，由此而起，身心瓦裂，视禽兽又何择哉”[34]！甚至连狐鬼巨豪蒲松龄也以淫书目之：

异史氏曰：世风之变也，下者益谄，上者益骄。……若缙绅之妻呼太太，裁数年耳。昔惟缙绅之母，始有此称；以妻而得此称者，惟淫史中有林、乔耳，他未之见也……[35]

这里的“淫史”，即指《金瓶梅》；林、乔指的是《金瓶梅》中的林太太和乔五太太。

在清代，《金瓶梅》还遭到统治者的一再禁毁。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载：

偶于书摊见有书贾记数一册云，是岁所销之书，《致富奇书》若干，《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西厢》等书称是，其余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数。切叹风俗系乎人心，而人心重赖激劝。乃此等恶劣小说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欲，诱为不轨，所以弃礼灭义，相习成风，载胥难挽也。幸近岁稍严书禁，漏卮或可塞乎？[36]

此外，佚名《劝毁淫书徵信录·禁毁书目》、余治《得一录》中，都有关于销禁《金瓶梅》的记载。更有甚者，有的封建文人为了诋毁《金瓶梅》的流传与影响，竟然不择手段，编造出《金瓶梅》的作者、售者、刊行者如何遭到果报、惩罚的离奇谎言：

孝廉某，嫉严世蕃之淫放，著《金瓶梅》一书，原一时游戏之笔，不意落稿盛行，流毒无穷。孝廉负盛名，卒不第。己丑南宫，已定会元矣，主司携卷寝室，挑灯朗诵，自喜得人，至晨，将填榜，则卷上点点血痕，盖鼠交其上而污之也，遂斥落。止一子，在江宁开茶室，后流为丐死。[37]

并呼吁要将此书“尽投水火而后已，不得随众称扬其文笔之美”（同前）；而聚者、看者、说者、借者与作者、买者一样，都是罪不可恕的：

李卓吾极赞《西厢》、《水浒》、《金瓶梅》为天下奇书。不知凿淫窦，开杀机，如酿鸩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有聚此等书、看此等书、说此等书、借贳此等书者，罪与造者、买者同科。[38]

由此可以看出，卫道者们对《金瓶梅》的仇视、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贬《金瓶梅》为淫词艳科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封建士大夫认识到了《金瓶梅》的价值所在以及淫秽描写所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读《金瓶梅》必须谨慎，必须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不然的话，将会贻害无穷。如满文本《金瓶梅序》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种，固小说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于此为尤奇焉”。然而，“倘于情浓处销然动意，不堪者略为效法，大则至于家亡身败，小则亦不免构疾而见恶于人也。可不慎欤！可不慎欤！至若厌其污秽而不观，乃以观是书为释闷，无识之人者，何足道哉！”[39]刘廷玑《在园杂志》亦云：“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如悟。”[40]然而，“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乃禽兽也。’”紫髯狂客《豆棚闲话总评》中认为，不善读《金瓶梅》，“乃误风流而为淫。其间警戒世人处，或在反面，或在夹缝，或极快极艳，而惨伤寥落，寓乎其中，世人一时不解也。”[41]戏笔主人在《绣像忠烈全传序》中道：

文字无关风教者，虽炳耀艺林，脍炙人口，皆为苟作，立说之要道也。凡传志之文，或艰涉猎，及动于齿颊，托于言谈，反令目者闷之。若古来忠臣孝子贤奸在目，则作者足资劝惩矣。小说原多，每限于句繁语赘，节目混牵。若《三国》语句深挚质朴，无有伦比；至《西游》、《金瓶梅》专工虚妄，且妖艳靡曼之语，聒人耳目。在贤者知探其用意用笔，不肖者只看其妖仙冶荡。是醒世之书，反为酣嬉之具矣。[42]

在评价《金瓶梅》的思想价值时，大多数文人根据小说中人物生前死后的遭际，将《金瓶梅》视为诫世之书，以因果报应来涵括其思想内容。“这《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43]刘廷玑《在园杂志》认为《金瓶梅》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44]。用这种果报迷信的观点来解释这部博大精深的皇皇巨著，显然不足为训。倒是满文译本《金瓶梅序》对《金瓶梅》所描写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

历观编撰古词者，或劝善惩恶，以归祸福；或快志逞才，以著诗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好正恶邪，以辨忠奸。其书虽稗官古词，而莫不各有一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种，固小说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于此为尤奇焉。凡百回中以为百戒，每回无过结交朋党、钻营勾串、流连会饮、淫黩通奸、贪婪索取、强横欺凌、巧计诓骗、忿怒行凶、作乐无休、讹赖诬害、挑唆离间而已，其于修身齐家、裨益于国之事一无所有。至西门庆以计力药杀武大，犹为武大之妻潘金莲服以春药而死，潘金莲以药毒二夫，又被武松白刃碎尸。如西门庆通奸于各人之妻，其妇婢于伊在时即被其婿与家童玷污。吴月娘背其夫，宠其婿使入内室，奸淫西门庆之婢，不特为乱于内室。吴月娘并无妇人精细之态，竟至殷天锡强欲逼奸，来保有意调戏。至蔡京之徒，有负君王信任，图行自私，二十年间，身谴子诛，朋党皆罹于罪。西门庆虑遂谋中，逞一时之巧，其势及至省垣，而死后尸未及寒，窃者窃，离者离，亡者亡，诈者诈，出者出，无不如灯消火灭之烬也。其附炎趋势之徒，亦皆陆续无不如花残木落之败也。其报应轻重之称，犹戥秤毫无高低之差池焉。且西门庆之为乐，不过五六年耳。其余撺掇谄媚、乞讨钻营、行强凶乱之徒，亦揭示于二十年之内。将陋习编为万世之戒，自常人之夫妇，以及僧道尼番、医巫星相、卜术乐人、歌妓杂耍之徒，自买卖以及水陆诸物，自服用器皿以及谑浪笑谈，于僻隅琐屑毫无遗漏，其周详备全，如亲身眼前熟视历经之彰也。诚可谓是书于四奇书之尤奇者矣。……观是书者，将此百回以为百戒，夔然慄，悫然思，知反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谓不负是书之意也……[45]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受到了此期评论者的高度评价。或谓小说“闺闼谐谑，市井俚词，鄙俗之言，殊异之俗，乃能收诸笔下，载诸篇章，口吻逼真，维妙维肖。……才人文笔，不同凡响，信乎人之钦企弗衰也”[46]，或谓其“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47]静庵《金屋梦识语》曰：

……如《红楼》、《水浒》、《金瓶》之文字，虽雅俚不伦，然不屑屑于寻章摘句，效老生常谈，其描摹人物，莫不须眉毕现，间发议论，又别出蹊径，独抒胸臆，畅所欲言，大有曼倩笑傲，东坡怒骂之概。点染世态人情，悲欢离合，写来件件逼真，而不落寻常小说家窠 臼。阅之不觉狂喜咋舌，真千载难遇之妙文也。[48]

这些评论虽是片言只语，说不上系统、全面，但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自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

《金瓶梅》在文学史上应享有什么样的地位？人们大多通过与其他作品的比较来阐述这一问题。有的将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列，认为《金瓶梅》为“四大奇书”中之“尤奇者”[49]，《金瓶梅》与“别家迥异，非寻常小说之可比”[50]；有的将其与《左》、《国》、《史》、《汉》并列，认为“四大奇书，各臻绝顶，堪与《左》、《国》、《史》、《汉》并传，厥后罕有继此”[51]。也有的看到了《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巨大影响，认为“前人谓《石头记》脱胎此书（按指《金瓶梅》），亦非虚语。所不同者，一个写才子佳人，一个写奸夫淫妇；一个写一纨绔少年，一个写一市井小人耳。至于笔墨之佳，二者无可轩轾”[52]；《红楼梦》“大略规仿吾家凤洲先生所撰《金瓶梅》，而较有含蓄，不甚着迹，足餍读者之目”[53]。诸联《红楼梦评》认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54]。张新之《红楼梦读法》认为《红楼梦》“借迳在《金瓶梅》”，“《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指出“《金瓶》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此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梅》者尤深。《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55]。这里虽包含有封建士大夫的迂腐之见，但却指出了《红楼梦》在创作上对《金瓶梅》的艺术借鉴。此外，脂砚斋、哈斯宝等人还从《金瓶梅》、《红楼梦》两书某些细节、场面描写的相似入手，评论了《金瓶梅》对于《红楼梦》创作的深刻影响。

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康熙年间张竹坡和光绪年间文龙对《金瓶梅》的比较系统而又全面的评论，这在《金瓶梅》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功绩，开创了《金瓶梅》研究的新阶段。

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竹坡为其号。徐州铜山人。曾奋斗科场，但所遇不遂，终于潦倒穷愁，赍志以殁。竹坡于康熙年间评点、刊刻了《第一奇书金瓶梅》。他的评论包括总评（计有《第一奇书凡例》、《杂录》、《竹坡闲话》、《冷热金针》、《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第一奇书金瓶梅趣谈》、《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108则）、回评、眉批、夹批等，总计十万余言。

继张竹坡之后，光绪年间，文龙对《金瓶梅》又作了一次较为全面而详尽的评论。文龙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曾做过南陵知县、芜湖知县等。为官清正，颇受百姓拥戴。他在光绪五年（1879）、六年、八年三次于在兹堂刊《第一奇书》本上对《金瓶梅》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人物塑造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其评论包括回评、眉批、旁批等，大约六万余言。

他们指出，《金瓶梅》是一部暴露世情之恶、嫉世病俗、指斥时事的泄愤之作。张竹坡认为，《金瓶梅》作者既然不愿意留名，是因为小说有其寓意，有其针对性。“总之，作者无感慨，亦不必著书。”[56]“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57]在第七十回“老太监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参太尉”的回评中，张氏评道：“甚矣！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58]他认为，《金瓶梅》作者生活于黑暗的社会，历经忧患，不遇于时，痛恨奸臣当道，深感世事险恶，饱尝世态炎凉，“悲愤呜唈”，因而作小说以“泻其愤”[59]，抒发胸中的郁郁不平之气。文龙提出“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触而为此书也”[60]。在第三十六回“翟管家寄书寻女子　蔡状元留饮借盘缠”的回评中，文龙也说道：“此一回概影时事也。宰相与状元，固俗世以为荣而俗人所共羡者也。然必有其位，兼有其德，始无惭为真宰相；有其才，并有其度，乃不愧为名状元。兹则以大蔡、小蔡当之，天下时事可知矣。蔡京受贿，以职为酬，前已约略言之，举一以例百也。若再详述，恐有更仆难尽者，即以其仆之声势赫炎代之，此曰云峰先生，彼曰云峰先生，云峰直可奔走天下士，而号令天下财东也。若曰：其奴如此，其主可知，此追一层落笔也。”“蔡蕴告帮，秋风一路。观其言谈举止，令人欲呕。”张竹坡和文龙都看到了小说中所蕴涵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作者对险恶世俗、污秽官场的批判。不同的是，张竹坡侧重于从作者“患难穷愁”的个人遭际来评论，而文龙则更多地着眼于作者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愤激。

张竹坡和文龙还极力为《金瓶梅》“淫书”之“恶谥”正名。如何评价《金瓶梅》中的淫词秽语？《金瓶梅》究竟是不是一部“淫书”？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的专论里，全力为之辩解。他指出：“《金瓶》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箨兮》、《子衿》诸诗细为模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皆知。”[61]恰恰相反，它是一部惩淫诫世之书。“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他将《金瓶梅》与《诗经》相比，感叹世上不善读书者，将《金瓶梅》目为淫书，并不无过激地说：“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62]当然，对于小说中有关两性生活的赤裸裸的渲染，张竹坡有时也批有“不堪”等字样，也提出了批评的意见。总之，张竹坡强调的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去评价《金瓶梅》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能只关注于它对两性生活的描写而扼杀其价值，提出“《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63]。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张竹坡提出这种淫笔是直接服务于人物塑造、并有深意寓焉。他论述道：

《金瓶梅》说淫话，止是金莲与王六儿处多，其次则瓶儿，他如月娘、玉楼止一见，而春梅则惟于点染处描写之。何也？写月娘，惟“扫雪”前一夜，所以丑月娘、丑西门也。写玉楼，惟于“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楼之屈，而亦以丑西门也。是皆非写其淫荡之本意也。至于春梅，欲留之为炎凉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份，而止用影写也。至于百般无耻，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儿不能出之于口者，皆自金莲、六儿口中出之。其难堪为何如？此作者深罪西门，见得如此狗彘，乃偏喜之，真不是人也。故王六儿、潘金莲有日一齐动手，西门死矣。此作者之深意也。至于瓶儿，虽能忍耐，乃自讨苦吃，不关人事，而气死子虚，迎奸转嫁，亦去金莲不远，故亦不妨为之弛张丑态。但瓶儿弱而金莲狠，故写瓶儿之淫，略较金莲可些。而亦早自丧其命于试药之时，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吁！可畏哉！若蕙莲、如意辈，有何品行？故不妨唐突。而王招宣府内林太太者，我固云为金莲波及，则欲报应之人，又何妨唐突哉？[64]

这种看法是独到的，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研究中重视的。

文龙则更强调读者的主观方面，认为“《金瓶梅》，淫书也，亦戒淫书也”。之所以说是“淫书”，因“观其笔墨，无非淫语淫事”，但“究其根源，实戒淫书也……是是在会看不会看而已”[65]。他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读者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些描写，它会因读者欣赏与憎恶、羡慕与畏戒的不同态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他论述道：

皆谓此书为淫书，诚然，而又不然也。但观其事，只“男女苟合”四字而已。此等事处处有之，时时有之。彼花街柳巷中，个个皆潘金莲也，人人皆西门庆也。不为说破，各人心里明白，一经指出，阅历深者曰：果有此事；见识浅者曰：竟有此事！是书盖充量而言之耳，谓之非淫不可也。若能高一层着眼，深一层存心，远一层设想，世果有西门庆其人乎？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恶之不暇，阳世之官府，将以斩立决待其人，阴间之阎罗，将以十八层置其人。世并无西门庆其人乎？举凡富贵有类乎西门，清闲有类乎西门，遭逢有类乎西门，皆当恐惧之不暇，防闲之不暇。一失足则杀其身，一纵意则绝其后。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读此书者之聪明与糊涂耳。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66]

是书若但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为必有之事，其人为实有之人，决非若《驻春园》、《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艳》以及七才子、八才子等书之信口开河，无情无理，令人欲呕而自以为得意者也。何以谓之不淫也？凡有妻妾者，家庭之间，势必现此丑态，以至家败人亡，后事直有不不可问，见不贤而内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庶几不负此书也。[67]

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或谓《金瓶梅》善书也，非也。善者见善谓之善；不善者谓之不善，但觉一生快活随心而已。然则《金瓶梅》果奇书乎？曰：不奇也。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既不同《封神榜》之变化迷离，又不似《西游记》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故善读书者，当置身于书中，而是非羞恶之心不可泯，斯好恶得其真矣。又当置身于书外，而彰瘅劝惩之心不可紊，斯见解超于众矣。又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捆缚，此可谓能看书者矣。曰淫书也可，曰善书也可，曰奇书也亦无不可。[68]

在这些论述中，文龙并没有回避小说中的淫秽笔墨，但他更强调的是读者在接收作品信息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读者对《金瓶梅》的褒贬好恶，会因各自的个性爱好、欣赏角度、艺术情趣、道德品性等的差异而存在巨大的不同，这即是接受美学所说的“共时接收”的差异性。此外，张、文二人还对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针线细密、语言艺术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

总之，明清人的论述已涉及《金瓶梅》的方方面面，为后来“金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后世对《金瓶梅》的研究，在明清人论及的各个问题上走向了全面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