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学家的内史取向

资本主义推动欧洲社会发生了急剧变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研究社会结构、群体、观念为内涵的社会学应运而生。早期的社会学家研究理念各有不同。与马克思偏重于社会经济的研究立场不同，其他社会学家偏重于从精神观念的视角，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如孔德、涂尔干、韦伯，便更为关注精神观念在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中的内在驱动。受到这种立场影响，他们在科学领域，一方面看到了火热的社会现实对于科学的巨大推动，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欧洲人独特的精神观念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形成了从思想角度审视科学的外史视角。

被称为“社会学之父”的社会学开创者孔德，主张在科学研究中，在归纳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演绎推理，从而提出了实证主义。孔德曾担任圣西门的秘书，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将之分为三个阶段。“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32]孔德一方面强调思维因素的社会背景，指出不同思维或者观念的形成，与其不同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如果说我们的任何观念都应视作是人类现象，那么此类现象就不纯粹是个人的，而主要是社会的，因为它实际上从集体的持续演变而来，演变的一切因素和所有阶段基本上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如果说，一方面人们承认，我们的思辨不得不一贯依赖我们个人存在的各种基本条件，那么，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它也服从于整个社会进步情况，而绝不可能具有形而上学者所设想的绝对稳定性。[33]

实证精神自然也是如此。

尽管理性实证观念的这种无可置疑的优越地位最初看来似乎纯然是思辨性的，但真正的哲学家不久将会认识到，这是最终赋予新哲学以有效的社会影响的必然的第一源泉。[34]

甚至强调观念或思维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正是实证精神所秉持的学说内涵。

因其富于特色的现实性，实证精神最大可能地而且毫不费劲地拥有直接的社会性。实证精神认为，单纯的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社会的观念之所以在我们的认识中似乎还是个抽象之物，这主要是由于旧哲学体系左右之故；因为实在说来，那种性质乃属个体观念，起码在我们群体来说是如此。整个新哲学无论在实际生活或思辨生活中始终倾向于突出个人与全体各个方面的联系，从而令人不知不觉地熟悉社会联系的亲密感；社会联系相应地延伸至一切时代、一切地方。[35]

但另一方面孔德实证主义学说的核心逻辑，是人类精神的不断超越，而非外在条件的不断改善，后者只是他学说阐述中的外在支撑。孔德认为伴随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的不断进步，人类思维逐渐发达，最终走向崇尚实证精神的最高社会思想。

人们由此便逐渐发现六门基本学科不变的序列：既是历史的和学理的，同时又是科学的和逻辑的。这六门学科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第一门必然作为独一无二的出发点，最后一门是整个实证哲学的唯一基本目标；按其性质来说，实证哲学从此被视为构成不可分割的体系；在此体系中，任何分解都是人为所致，而且不无随意性；最终一切都和人类相关，这是唯一具有充分普遍性的概念。这种百科全书式公式的整体，正是顺从各门相应学科的真正亲缘关系形成的，而且也明显包含我们实际思辨的一切成分；它最终能够令每个有识之士以几乎是不知不觉的方式从微末的数学观念过渡到最高的社会思想，从而按自己的意愿重新提出实证精神的普通历史。[36]

可见，孔德在审视科学史时，虽关注外在因素，但核心却是审视科学与人类精神的内在关联。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译为杜尔干、杜尔凯姆、迪尔凯姆等），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与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一起被誉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涂尔干指出现实的需要催生了科学的思考：

因为科学的思考只是为了满足生活上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它一旦产生，自然要面向实践。科学的思考负责解决问题的需要总是迫切的，所以立即要求科学的思考去满足，但是它要求满足的不是让科学的思考作出解释，而是让科学的思考提供解决办法。[37]

早在古希腊时期，科学就为了满足时代需要而产生了。

当实用主义提出科学为何存在、有何功能等问题的时候，他们应该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历史告诉我们，科学早在希腊就已经形成了，就能满足某些需要了。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来说，科学的作用就是统一个体的判断。证据乃是：用来建构科学的方法是“辩证法”，或者说是一门将相互矛盾的人类判断与能够发现其中一致之处的观点进行比较的艺术。如果辩证法是最早的科学方法，那么它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矛盾。这是因为，科学的作用就是将各种心灵转变为非人格的真理，消除矛盾和特殊主义的倾向。[38]

但最终伴随社会的发展，满足于应用的科学，逐渐向纯粹的科学思考发展，科学的发展便逐渐转向内在的积累。

科学也属于这种情况。当然，在最早阶段里，思辨与实践是混合在一起的。例如，炼金术所关心的就不是物体的真正性质，而是制造金子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科学本来就是实用主义的。然而，随着历史的进步，更多的科学研究逐渐排除了原来那种混合特征。科学不再去处理纯粹技术的问题了。科学家思考着实在，越来越不关心他的发明所带来的实践结果。[39]

1904—1905年，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经典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尝试回答近代科学起源于欧洲的问题，

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得重要的刺激。西方科学的起源确实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计算，甚至十进位制的计算，以及代数在印度一直被使用着（十进位制就是在那里发明的）。但是，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它却没有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数学和机械学的起源也不是取决于资本主义利益的。但是，对人民大众生活条件至关重要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确实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但是，这一鼓励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40]

甚至将之纳入资本主义兴起的整体过程之中进行考察。

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41]

但他最终将包括近代科学在内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归结为欧洲走上了一条理性主义或者理性化的道路。他继而追问：

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42]

他所给出的结论，是包括催生资本主义一系列变化的根源的理性主义，是由欧洲经过宗教改革之后所产生的清教伦理精神；而未经过宗教改革的其他文明的宗教伦理，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相应，近代科学是属于欧洲的独特知识。

唯有在西方，科学才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们今日一致公认它是合法有效的。经验的知识、对宇宙及生命问题的沉思，以及高深莫测的那类哲学与神学的洞见，都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虽然一种成系统的神学之充分发展说到底仍须归到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之名下，因为在伊斯兰教和几个印度教派中仅只有不成系统的神学）。简单地说，具有高度精确性的知识与观测在其它地方也都存在，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但是，在埃及以及其它地方，天文学缺乏古希腊人最早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当然使得这些地方天文学的发达更为令人赞叹）；印度的几何学则根本没有推理的证明，而这恰是希腊才智的另一产物，也是力学和物理学之母；印度的自然科学尽管在观察方面非常发达，却缺乏实验的方法，而这种实验方法，若撇开其远古的起始不谈，那就象近代的实验室一样，基本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因此医学（尤其是在印度）尽管在经验的技术方面高度发达，却没有生物学特别是生化学的基础。一切理性的化学，除了在西方以外，在其它任何文化地域都一直付诸阙如。[43]

可见，韦伯虽然倡导从内外结合的角度审视近代科学的产生，但他最终的归宿与落脚点，却是清教禁欲主义所带来的理性主义。

1917年，韦伯又发表了《科学作为天职》的学术演讲，他在开头就重点讲述了科学的外在影响，“你们希望我来讲一讲‘科学作为天职’。可我们国民经济学家有种学究习惯，总要从外部条件入手，我也不打算免俗。那么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吧”，[44]并列举了德国、美国翔实而生动的科学教学个案。

但话锋一转，韦伯重点讨论了科学的“内在天职”，指出学者应该在科学研究中充满“激情”，这样才能产生“灵感”。“激情是‘灵感’的先决条件，而‘灵感’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45]在韦伯看来，拥有“天赋”的人才能产生“灵感”。“一个人是否有科学上的灵感，取决于我们所未知的命运，也取决于‘天赋’。”[46]与完美的艺术永不过时不同，仁智互见不同，科学是不断进步的。“但科学另有一种命运，完全不同于艺术。科学工作注定处于进步的过程。而在艺术的领域里，并不存在相同意义上的进步”，[47]存在一个不断超越的历史过程。“事实上，这就是科学工作的意义。文化的所有其他要素大体上也这样，但科学在非常特别的意义上受制于这一命运，并致力于这一超越。每一项科学的‘成果’，都意味着新的‘问题’，意在被‘超越’，成为过时。”[48]而这构成了人类理智化进程最重要的部分。“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经历着理智化的进程，科学的进步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