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东西方科学汇合观念
与当时欧洲普遍流行的科学是属于欧洲的独特产物的观点不同，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对科学的渊源与近代科学的产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科学的源头是由东西方共同构成，而非欧洲一支。
希腊和巴勒斯坦是最早系统阐述有关人类自然本性观念的地区。当我们审视科学史时，我们要在这两个国家之外加入埃及，这三个国家是我们近代文明的直接鼻祖。当然这些背后还有一段文明的漫长故事。美索不达米亚、克里特、腓尼基、印度和中国也为此作出了贡献。但无论科学的或宗教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进入近代生活，最终总是通过这三个国家作为中介传导给我们，即埃及、希腊和巴勒斯坦。在这些国家中，埃及提供了成熟的技术，它来自三千年可靠的文明；巴勒斯坦提供了最终的宗教宇宙观；希腊提供了通向哲学和科学的简明的归纳法。希腊遗产的风格、它的艺术和虚构文学带有这种逻辑的清晰性。每一尊希腊雕塑显示，它将美表现在几何形体的规则中，每一出希腊戏剧都探究了源自自然秩序的物理环境和源自道德秩序的心智状态的交织关系。[50]
但他又认为近代科学是欧洲的独特产物，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是注定不会产生近代科学的，
在某些伟大的文明中，科学事业所需要的奇特的心理均衡只是偶尔出现，而且产生的效果极微。例如，我们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人生哲学知道得愈多，就会愈加羡慕这个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几千年来，中国不断出现聪明好学的人，毕生献身于学术研究。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来看，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禀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印度的情形也是这样。同时，如果波斯人奴役了希腊的话，我们就没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科学会在欧洲繁荣起来。[51]
近代科学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遗产。“现代科学导源于希腊，同时也导源于罗马。现代科学和实际世界保持密切联系，因而在思想上增加了动力，这一点就是从罗马这一派源流得来的。”[52]
但近代科学的产生仍然根植于近代欧洲的社会变革，“罗马人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什么创造性。纵使就已然的情形来说，希腊人虽然掀起了这个运动，但却没有用现代欧洲所表现的那种热情来支持这个运动”，[53]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科学兴起的过程中有许多偶然因素是无须细谈的，诸如财富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大学的扩展、印刷术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哥白尼、瓦斯哥·达·珈玛、哥伦布、望远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只要有适当的土壤、种子和气候，树林就可以生长起来。[54]
近代科学的出现相应呈现出很大的突然性。“文明的进展并不完全像是一股奔腾直前日趋佳境的巨流。……假如我们从绵延几万年的全部人类历史来看，新时代的出现往往是相当突然的。”[55]
近代科学的兴起，借助了数学方法。“科学所缺少的推理能力从数学方面借来了，这是希腊理性主义的遗迹，它所根据的是演绎法。”[56]运用数学公式表达自然规律成为近代科学的基本方法。
函变数观念在数学的抽象领域中这样流行，反映在自然秩序中便是用数学表达出来的自然规律。要是没有这种数学的进步，17世纪的科学发展便是不可能的。数学为科学家对自然的观察提供了想象力的背景。伽利略、笛卡儿、惠根斯和牛顿等人都创造了许多公式。[57]
近代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证科学，通过不断观察事物获得规律。
这是伟大的实证主义原则，它主要在19世纪上半阶段发展，自此以后影响力不断增长。它告诉我们执着于观察到的事物，尽我们所能简单地描述这些事物，这就是所有我们能知道的。规律是对观察到的事实的陈述。[58]
虽然以科学变迁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史，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萌芽，但现在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史，始于近代科学的诞生。而对这一学科贡献最大的是该学科的创始人萨顿[59]。萨顿在科学史的立场上，与怀特海相映成趣。萨顿总结了前人的科学史研究思路，并进一步大力阐释与发扬，从而创建了“科学史”这门学科，并长期影响、塑造了这一学科的基本取向。
萨顿认为不同文明的科学发展并不同步，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印度、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是世界科学的源头，
科学的黎明是历时几万年的全部进化过程准备起来的。在纪元前三千年的开端，这个过程至少在两个国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完成，在另外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也可能已经完成。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的文化，包括书写的使用，那时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并且积累了许多数学、天文学、医学的知识。[60]
我们现已知道西方科学（不仅是宗教和艺术）是起源于东方——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伊朗人，而且，人们已经充分证明……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人的成就，在中世纪是至关重要的。希腊的科学（它本身部分是东方的），如果没有东方译员的帮助，就不会那样迅速地为我们所知。[61]
其科学传统比欧洲更为悠久。
光明从东方来！毫无疑问，我们最早的科学知识是起源于东方。如果说，科学起源可能在中国和印度，还不能十分肯定，那么，谈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就正相反了，我们是立足于非常可靠的论据的。[62]
欧洲则在接纳东方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
看来可以证明文明始自东方。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这句格言包含了许多真理……直截了当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东方人民对于我们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我们文明概念的核心是科学也是一样。[63]
其中就包括近代科学的诞生的重大事件。欧洲经历了中世纪的长期黑暗与科学曲折，
希腊精神是对于真理的无私的爱，是知识的源泉，这种精神最后终于被罗马功利主义和基督教感伤情调的混合窒息了。让我们再梦想片刻，并设想如果希腊人和基督徒看到他们彼此的好的一面，而不只看到坏的那面，将会怎样呢？如果属于另一世界的两种思想方式能够和谐一致，该是多么美好啊！人类又可免除多少灾难啊！但事与愿违。进步的道路不是笔直的，而是非常曲折的。共同的方向是很清楚的，但只能在远离它们的很长历史年代考虑时才是如此。[64]
最终走上了近代科学之路，
……过去的科学进步和现在的进步相比，是很不确定的，而且相当多的精力浪费在徒劳无功的努力和没有希望的途径上。因此，中世纪的人摸索真理多少有些象盲人骑瞎马，同时在几个方向上闯，结果在原地兜圈子。是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方向，但是必须从很远的距离去看，还必须撇开所有无关的运动、所有的停顿、错误、迂回曲折和倒退才能看得清。[65]
与东方科学呈现了历史分途。
直到14世纪末，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在企图解决同样性质的问题时工作的。从16世纪开始，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分歧的基本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的方法并加以应用，而东方的科学家却未能领悟它。到19世纪末，这种分歧达到了顶点。我们看到一边是工程师和技工同医生和传教士，另一边却还是“愚昧的土著”。[66]
萨顿明确指出欧洲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近代科学，一方面是由于复兴了希腊的科学传统。“在五百年间完成了这样巨大奇迹的希腊科学，其精神本质上是西方精神，它的胜利是现代科学家的骄傲资本。”[67]但另一方面也吸纳了东方的科学传统，这不仅包括具体的科学成果，
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无论希腊人的天才多么深刻，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就不一定能够形成与实际成就相等的任何成果。讨论一个天才人物命运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设想，但是如果设想他的父母是另样的将会怎样，就是荒谬的了，因为那样他就不会存在了。因此，我们同样没有权利轻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68]
还包括受到了伊斯兰科学精神的启示，
当希腊天才创造了（既与埃及科学相对立，又与中世纪科学相对立）所谓现代科学开端的时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但同样可以称为奇迹的另一种发展，在靠近地中海最东端的一个东方国家中发生了。当希腊哲学家努力以理性说明世界，并且大胆提出世界的物理统一性的时候，希伯来先知在一神教教义中确立了人类道德的统一。这两种发展并不相同，但互相补充；它们同时，但完全独立地产生；尽管它们在地理空间上是接近的，但是在几乎彼此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持续发展了几百年。直到古代社会的末期，它们确实没有汇流到一起，它们的联合最终接合在给予它们生命的两种文明的衰败了的身体上。[69]
具体至欧洲人一直标榜的实验精神也是如此。
中世纪主要的、至少是最明显的成就也许是实验精神的创造，或更准确地说是这种精神的缓慢孕育。直到十二世纪末，这种精神首先归功于穆斯林，然后归功于基督徒。就这个重要的方面说，东方西方亲如手足。无论人们多么景仰希腊科学，但必须认识到，从这个（实验的）观点来看，希腊科学实不足以转变为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虽然希腊的伟大医学家本能地遵循着实验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哲学家或者研究自然的学者从来没有恰当地评价过这些方法。医学史以外的希腊实验科学历史是非常短促的。在阿拉伯炼金术士和光学家的影响之下，以后在基督教的力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影响下，实验精神非常缓慢地增长着。几百年之内，它仍然是很软弱的，像一株幼小柔嫩的植物，由于独断教条主义的神学家和狂妄自负的哲学家的粗暴践踏而经常处于危险之中。[70]
因此，实验科学不是西方的独特创造，而是东西方科学的共同产物。
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方法和数学，实际上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在中世纪，这些方法又被东方人民大大发展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71]
而来自东方的印刷术在近代科学形成中，同样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巨大的觉醒是因为西方世界重新发现了印刷术，是由于新世界的开发，这就加速了实验精神的发展。到了十六世纪初，这种精神已经抬头，我们可以把列奥纳多·达·芬奇看作它的第一个自觉的拥护者。在此以后，它的发展越来越迅速了，到了十七世纪初，另一个塔斯康人伽利略，现代科学的先驱，令人钦佩地阐明了实验的哲学。[72]
如果从人类历史的整体角度来看，不同时期科学发展的重心地区是不断游移的。萨顿将历史上的科学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东西方大体而言是平分秋色的。
如果我们从非常广泛的观点来考察科学史，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知识的经验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希腊人所建立的理性基础，这种基础具有惊人的美和力量。第三阶段是直到现在人们还不大了解的中世纪——许多世纪的摸索徘徊。大量的努力用于解决虚假的问题，主要是把希腊哲学的成果与各种宗教教条调和起来。就这种努力的主要目标来说，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它们带来了许多意外的结果。主要成果，像我刚才说明过的，是实验精神的孕育。这种精神的最后涌现，标志着从第三个阶段转变为第四个阶段，也就是现代科学阶段。应该注意，在四个时期中，第一个时期全然是东方的；第三个时期主要是东方的，但不完全是；第二个与第四个时期则全部都是西方的。[73]
故而他认为不应将东西方科学乃至社会进行割裂与对立，更不应将包括近代科学在内的近代文明视作欧洲独立发展的产物。
我们习惯于把现代文明视为西方文明，一直把西方方式和东方方式对立起来，有些时候甚至以为这种对立是不可消除的。“噢，东是东，西是西，两相背离永不聚。”[74]
在萨顿看来，东西方文明是统一的，只是呈现的面貌有所不同。
人类的统一包括东方与西方。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神态，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基本和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真理是一样的，美丽和博爱也是如此。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这种特点稍稍显著一些或是那种特点多少突出一些罢了。[75]
东西方文明的追求也是相同的，只是方式有所区别。
虽然按照物质利益和其他小事可以把人类分开，但就主要目的来说，人类本质上是统一的。东方和西方彼此经常对立，但并非必须如此，把它们看作同一个人的两种面貌，或者说同一个人的两种姿势更为聪明些。[76]
他甚至批驳欧洲科学是进步的，伊斯兰科学、中国科学是停滞的固有观念，指出欧洲中世纪的科学也一样陷入了停滞，其原因与希腊科学的早慧而衰有关。
但是我必须首先说明希腊精神的衰落和灭亡。以那样雄伟壮丽的方式完成了那样多的成果之后，为什么无声无息了？我们不禁想到，如果这种精神再把它的锐气保持几百年，人类的进步就会大大加快，而文明的历程也将大不相同。它碰到了什么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猜测，甚至我们的猜测也必然是怯生生的。一个人在廿岁时作出了他最好的成果，其余年代都无所作为，我们怎样说明这种情况呢？我们简单地说，他的天才毁灭了他。这是不完全的说明，但可以使我们满意。那么这样一个说法能够适用于一整个民族吗？为什么不能？我们既然谈到希腊的天才，如果作为自然的总和，我们可以想象它的逐渐衰退和消失。如果它能够涌现，为什么不能够再一次沉沦和完全消失呢？[77]
在萨顿看来，东西方终将再次汇合。西方人应该放弃原有的傲慢，从科学精神出发，秉持“新人文主义”的立场，和东方人共同成长为更为高尚的人。
东方和西方，谁说二者永不碰头？它们在伟大艺术家的灵魂中相聚，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艺术家，他们所热爱的不局限于美；它们在伟大科学家的头脑中相会，伟大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真理，不论是多么珍贵的真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它应该以美和博爱来补充。……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让我们训练我们的灵魂，忠于客观真理，并处处留心现实生活的每一个侧面，不论是否可以具体感知。那不太骄傲的、那不采取盛气凌人的“西方”态度而记得自己最高思想的东方来源的、那无愧于自己的理想的，这样的科学家——不一定会更有能力，但他将更富有人性、更好地为真理服务，更完满地实现人类使命，也将是一个更高尚的人。[78]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在1952年出版了《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在该书中，巴伯指出科学起源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理性，相应科学并非只属于欧洲，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很早就已经产生科学。
对于所有想在人类对经验理性的一般态度中寻找科学之来源的人，它是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将自然地注意到这个事实，即科学出现在史前的和古老的社会之中，出现在世界所有部分的所谓“原始的”或无文字的群体之中，出现在古希腊—罗马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世界之中。[79]
巴伯同样批评科学只有在近代的欧洲才不断进化的观点，
科学进化的连续性，它存在于近代世界之中。部分是因为直到最近才可避免的历史的无知，部分是因为对于更早期的和其他的社会有一种理性主义的偏见，我们中的许多人觉得，经验的理性和科学都独一无二地是近代的。[80]
指出在所有时期所有文明中都是如此。
但是，这些方面，如同其他方面一样，在历史上一直没有过彻底的间断。不仅是某种形式的科学已经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之中，而且几种形式的科学已经各自在历史的前提上得到了建立。至少在近三四千年，甚至超出这个范围，科学进化的记录十分连续地扩展而没有不可逾越的断裂。现在，记录的扩展有时很缓慢，有时又稍微快一些，通过其持续不断的和积累的过程，我们可以追溯科学的源流。[81]
针对近代科学是突然产生于欧洲的观点，巴伯认为近代科学是古希腊科学、阿拉伯科学彼此互动的结果。
我们所有关于历史记录的过于琐碎的知识，过多地组织在关于科学之宏观历史“时期”的描绘之中：古希腊科学、阿拉伯科学、近代科学；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时期是怎样相联并彼此融合的。我们常常看不到古代近东的科学怎样是古希腊科学的部分基础；看不到古希腊的遗产是怎样由古希腊式的亚历山大人（the Hellenistic Alexandrians）传送到阿拉伯地区，并因此转送到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欧洲也通过教会直接接受了古代科学；最后，我们也不知道中世纪教会和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科学的再发现是怎样对近代科学的建立做出了基本的贡献。我们也没有看到，在进化过程中的各个时期对整体所做的附加贡献。[82]
因此，在巴伯看来，科学发展的基本图景是点滴积累而非突然飞跃。“科学的成长更多地是通过许多小步骤而不是少数大飞跃进行的，它更多地是像一种缓缓扩大的珊瑚礁，而不是像帕里库廷火山（Paricutin）那样由剧烈的火山喷发而产生的。”[83]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文明的科学之路，走的都是完全同样的道路，而是各有相对独立的脉络，宛如一条条小溪，最终汇聚到同一条大渠。
然而，对科学进化之总体的统一性如此强调，并不是要否认在此过程的细微之处存在某些多样性。在科学历史进程中，并非任何一步都是不可避免地、直接地在前人基础上迈出的。在前进的细节上，一直存在着独立的发展路线，但是在更大的洪流中，这些涓涓细流都汇入一条单独的大渠之中。[84]
因此，一方面不同文明在不同时期做出了一些重复的发明，另一方面伴随人类社会彼此之间交流的加强，科学发展的统一性也逐渐增强，最终在近代世界汇聚成一个统一体。
在科学中，一直存在着重复的独立发现，我们将在以后的讨论中，在一个更适当的地方给出一个重复独立发现的长长的清单，但是从更大的眼界来看，所有这些只是连续的和统一的科学进化的组成部分。当然，随着在人类社会之间交流程度的提高，科学成长的统一性大概也提高了。随着过去的许多社会已经通过交流联系更加紧密地与现在的世界相结合，科学在细微之处以及大的方面都几乎变成了一个统一体。[85]
不过，巴伯同时提醒道：“我们对科学之总体的进化统一体的理解不应该使我们犯这样一个错误，即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86]任何科学进步都经历了极为艰难的历程。
科学总是艰难的，其进化总是“蹒跚的、复杂的、几乎是非理性的”。当我们在以后讨论发现的社会过程时，我们将看到在科学中每迈出新的一步是多么困难，多少新的发现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需要个人创造性的发挥。总的说来，大的进化连续性依然是存在的。[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