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外史取向

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社会负面现象的产生，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如何改善经济方式，实现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成为社会主义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从政治、经济的角度，鉴于工业革命的巨大影响，尤其偏重从经济的角度考察历史，审视现状，推动变革。在科学观念上，他们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外史取向。

1807年，圣西门出版了《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一书。在该书的扉页上，圣西门用“致科学进步的爱好者”的标题，表达了自己拥抱科学、展望美好未来的理念。圣西门一方面注意到了科学发展的内史路径，将科学著作区分为一流、二流两种，前者追求纯粹的科学进步，后者则追求科学带来的实际利益。“我把以促进科学为直接目的的著作列入第一流著作，把后来的学者为改善他们的社会存在而付出的努力列入第二流活动。”[16]但另一方面，圣西门从外史的角度，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结果。“科学革命紧跟着政治革命。查理一世死后不多几年，牛顿就发现了万有引力。我可以预言，立即就要出现一次科学大革命。”[17]而在《人类科学概论》一书中，圣西门又指出政治革命、科学革命交替进行，互为因果。“历史证明，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交替进行的，一个接着一个，彼此互为因果。”[18]这显示了他偏重从政治背景的外史角度考察科学革命的设想。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从经济角度，全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与问题。他们将近代科学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而展现了鲜明的外史立场。马克思指出近代科学的发展完全是顺应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潮流：

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象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19]

被誉为“科学社会学之父”的罗伯特·默顿，将马克思视作本学科最重要的先驱，认为马克思在打通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发挥了根本性作用。

马克思对构造社会与科学思想之间互动的普遍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即使有争论也是寥寥无几的。因此，在这里以“理所当然的语气”谈及马克思并无不当。甚至连卡尔·波普尔，这位著名的或者说（如有的人希望的那样）声名狼藉的不喜欢马克思著作的人，在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中也承认了这种影响。[20]

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包括科学在内的反映物质的思想领域与反映社会的思想领域进行了区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1]

默顿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做的区分，意在强调科学概念上的内在性，也就为从内史理解科学提供了一个入口。

这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即认为自然科学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及观念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不同的。在科学中，引人注目的中心内容可以为社会所决定，而其概念工具却可能不为社会所决定。[22]

恩格斯认为科学的根源是社会生产，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23]

而近代科学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产生了很多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新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已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制造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第二，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这时候都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了。第三，地理上的发见——纯粹为了营利，因而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而作出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的直到那时还得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24]

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想象近代科学的产生。

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自然科学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25]

近代科学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对教会的工具，

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地复兴了；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重新进行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而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现在科学起来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这一反叛。[26]

从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现代自然科学——它同希腊人的天才的直觉和阿拉伯人的零散的无联系的研究比较起来，可以说得上是唯一的科学——是和封建主义被市民阶级所粉碎的那个伟大时代一起开始的，……这是地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自然科学也就在这一场革命中诞生和形成起来，它是彻底革命的，它和意大利伟大人物的觉醒的现代哲学携手并进，并把自己的殉道者送到了火刑场和牢狱。[27]

总之，科学也正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才得以大力发展。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末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28]

但同时，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产生之后，逐渐拥有自身的独立性，

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它才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而同时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29]

并拥有自身内在的发展轨迹，这表现在自然科学定律的形成经历了提出假说，加以证实，再被超越，最后达到目标的过程。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30]

但与之前的和之后的部分哲学家所持真理不可知论相比，恩格斯对于科学定律的获得持笃定的立场。

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哈勒和歌德）。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学科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互相排挤的，可是没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思的东西。[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