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培根的经验主义与归纳法

科学革命诞生了近代科学，催生出大量的科技成果，实现了技术和社会的普遍结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当时的欧洲，普遍弥漫着拥抱科学，对未来充满希望与崇敬，甚至将之运用于人类社会治理的乐观情绪。当时的思想家对于近代科学乃至科学如何产生、科学的作用，从不同的视角普遍地关注与论述，这成为他们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他们鉴于科学革命的巨大影响，一方面充分注重科学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另一方面对于科学与所处环境的关系，开始给予充分关注，从而尝试结合内外史进行综合考察。但由于各自思想体系的不同，有的思想家偏重于论述思想文化对科学的影响，有的思想家偏重于论述社会经济对科学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二元分途。

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反对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的先验主义，主张通过观察与实验，归纳科学原理，从而擎起了经验主义的大旗。1620年，他撰成《新工具》一书。在这本书中，培根不仅从思想的角度，倡导研究科学与自然哲学的关系，而且倡导从社会角度，关注制约科学发展的外部环境。

要推展自然哲学的界线俾把各个特定科学包收进来，也要把各个特定科学归到或带回到自然哲学上去；这样才使知识的枝叶不致从它的根干劈开和切断。没有这一点，进步的希望也是不会很好的。[1]

事实上，在培根看来，科学能否发展，与外在环境是否能够提供自由思想的空间，并给予应有的报酬具有密切关系。[2]在他看来，拥有了正确的科学观念，具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后，近代科学才真正得以开展，这就是实验科学。

在培根看来，当时社会盛行的缺乏逻辑性、呈现跳跃性的思维方式，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而由此形成的所谓真理，也是完全不足为凭的。

我们却又不允许理解力由特殊的东西跳到和飞到一些遥远的、接近最高普遍性的原理上（如方术和事物的所谓第一性原则），并把它们当作不可动摇的真理而立足其上，复进而以它们为依据去证明和构成中级原理。这是过去一向的做法，理解力之被引上此途，不止是由于一种自然的冲动，亦是由于用惯了习于此途和老于此道的三段论式的论证。[3]

科学家应该通过实验科学，寻求科学原理。实验科学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从经验中形成原理，其次是运用实验验证原理。“我对于解释自然的指导含有两个类别的分部：一部是指导人们怎样从经验来抽出和形成原理；另一部是指导人们怎样从原理又来演出和推出新的实验。”[4]而第一个阶段又分为三个步骤，“前者又要分为三种服役：一是服役于感官，二是服役于记忆，三是服役于心或理性”。[5]在第一个步骤，科学家应该去发现自然，而不是凭空想象。“我们不是要去想象或假定，而是要去发现，自然在做什么或我们可以叫它去做什么。”[6]第二步是开展整理，第三步是运用归纳法提炼出原理。

即使这个做到了，若把理解力置之不睬，任其自发地运动，而不加以指导和防护，那它仍不足也不宜去形成原理。于是第三步我们还必须使用归纳法，真正的和合格的归纳法，这才是解释自然的真正钥匙。[7]

培根倡导的归纳法，并非当时已经存在的，仅建立在少数事例之上，可被轻易否定的原始归纳法，“那种以简单的枚举来进行的归纳法是幼稚的，其结论是不稳定的，大有从相反事例遭到攻袭的危险；其论断一般是建立在为数过少的事实上面，而且是建立在仅仅近在手边的事实上面”，[8]而是建立在搜集大量事例，并充分观照反面事例基础上，能够提炼出原理的科学归纳法。

在建立公理当中，我们心〔必〕须规划一个有异于迄今所用的、另一形式的归纳法，其应用不应仅在证明和发现一些所谓第一性原则，也应用于证明和发现较低的原理、中级的原理，实在说就是一切的原理。……对于发现和论证科学方术真能得用的归纳法，必须以正当的排拒法和排除法来分析自然，有了足够数量的反面事例，然后再得出根据正面事例的结论。这种办法，除柏拉图一人而外——他是确曾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形式的归纳法应用于讨论定义和理念的——至今还不曾有人实行过或者企图尝试过。[9]

归纳法的原则就是严格遵循逻辑，逐级概括，从而得出具有坚实依托的原理，而非抽象的真理。

但我们实应遵循一个正当的上升阶梯，不打岔，不躐等，一步一步，由特殊的东西进至较低的原理，然后再进至中级原理，一个比一个高，最后上升到最普遍的原理；这样，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科学有好的希望。[10]

培根尤其注重中级原理的指导意义，

因为最低的原理与单纯的经验相差无几，最高的、最普遍的原理（指我们现在所有的）则又是概念的、抽象的、没有坚实性的。惟有中级公理却是真正的、坚实的和富有活力的，人们的事务和前程正是依靠着它们，也只有由它们而上，到最后才能有那真是最普遍的原理，这就不复是那种抽象的，而且被那些中间原理所切实规限出的最普遍的原理。[11]

因此注重界定中级原理的适用范围，既发挥其指导作用，又防范其被夸大滥用。他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真正建立起来了科学研究的原则。

在用这样一种归纳法来建立原理时，我们还必须检查和核对一下这样建立起来的原理，是仅仅恰合于它所依据的那些特殊的东西，还是范围更大和更宽一些。若是较大和较宽，我们就还要考究，它是否能够以对我们指明新的特殊东西作为附有担保品的担保来证实那个放大和放宽。这样，我们才既不致拘执于已知的事物，也不致只是松弛地抓着空虚的影子和抽象的法式而没有抓住坚实的和有其物质体现的事物。一旦这种过程见诸应用，我们就将终于看到坚实希望的曙光了。[12]

通过各项严谨的步骤之后，科学原理被最终确立，开始指导下一步的科学研究，从而使科学之路循环往复，像滚雪球一样，

我不是要从事功中引出事功，或从实验中引出实验（像一个经验家），而是要从事功和实验中引出原因和原理，然后再从那些原因和原理中引出新的事功和实验，像一个合格的自然解释者。[13]

从而最终划时代地推动了“科学革命”的到来。这一概念可能由本书首次提出。

在人们的记忆和学术所展延到的二十五个世纪之中，我们好不容易才能拣出六个世纪是丰产科学或利于科学的发展的。因为在时间中和在地域中一样，也有荒地和沙漠。算来只有三次学术革命也即三个学术时期是可以正经算数的：第一期是在希腊人，第二期是在罗马人，第三期就在我们也即西欧各民族了；而这三期中的每一期要算有两个世纪都还很勉强。至于介乎这三个时期中间的一些年代，就着科学的繁荣成长这一点来说，那是很不兴旺的。[14]

培根对于归纳法的倡导，影响和塑造了后来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推动了科学研究的有序开展。对此，自然哲学家怀特海满怀憧憬地称之为“伟大的培根原则”。

毋庸丝毫的怀疑，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这一程序之上，这是科学方法的首要规则——阐明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的观察到的相互关系。这就是伟大的培根原则，观察再观察，直到最后发现了一系列的规律性为止。[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