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空间量标指演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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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源域与拓展域

李宇明指出:“空间是把握社会、认识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表达各种认知成果的基础。空间范畴和空间关系在人类的文化心理中,是一种十分活跃的图式,是探讨人类认知奥秘的锁钥。同时,通过对空间及其隐喻规律的认识,也有助于认识词汇意义引申、语法格式等语言现象。但是,目前我们对于人类是如何获得这些空间图式的、人们的空间图式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如何、人们是如何使用空间隐喻的等等饶有趣味的问题,还知之甚少,需要作深入的研究。”[1]莱考夫与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80)指出:“空间隐喻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根植于我们的物理和文化经验。”[2]

故本章以隐喻理论为根据,讨论21个主要空间量标指的词源及其语义拓展,以对李宇明先生提出的“如何获得空间图式”“如何使用空间隐喻”等问题作出初步的考察。

隐喻和转喻本为古老的修辞学概念,分别对应于比喻和借代。修辞旨在提升语言表达的美感,因而修辞学多在句子层面关注隐喻和转喻。雅克布森(Jakobson)等结构主义者将隐喻和转喻扩大到篇章层面,讨论篇章意义的各种生成关系。

莱考夫(Lakoff)等认知语言学者提出了“心寓于身”的体验哲学,超越了笛卡尔为代表的心身二元分割的认识论。体验哲学包括三个原则:心智体验性即人类认识来源于对世界的体验,不存在脱离人类体验的认识;认知无意识性即认知规律无须人类意识自主控制而自行运作,绝大部分思维在表层意识之下进行;思维的隐喻性即隐喻是概念化的主要途径,人类通过身体感知形成经验意象,来描绘未知主观体验[3]。因而,体验哲学擅长于讨论人类如何在无意识状态下通过隐喻获得对于世界的概念化认识。故隐喻理论非常适合于讨论语义和语法形式的创新与形成原因。

很显然,认知语言学者不关注语言如何优美使用,而主要关注语义和语法形式如何通过隐喻得以形成。这就为探索语言演变和创新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方法和可行的路径,才算是真正语言学意义上的隐喻研究。

根据认知语言学观点,空间概念是人类较早通过自身体验获得的基本经验,是基本源域,抽象的目的域概念由具象的或不太抽象的源域概念映射表达。这种由已知域理解和表现未知域的跨域操作方式就是隐喻。如果操作仅限于同一认知域内,则是转喻。

转喻与隐喻并不相互割裂,而是相互作用,构成连续体。事实上不妨以隐喻涵盖转喻,视转喻为一种特殊形态的隐喻。例如,“顶峰”以人体的方位体验“头顶部位”诉之于外在对象“山体”,属于空间转喻;而“人生顶峰”则由空间域转向评价域,属于隐喻;该隐喻以之前的空间转喻为基础,又包含了之前的空间转喻,即可由隐喻回溯到之前的转喻。

因隐喻和转喻是多义词不同义项产生的认知机制,所以探讨词义隐喻与转喻是一种描述和解释多义词不同义项产生根源的可靠方案。“目前,认知词汇语义学多义词的个案研究不可或缺的两大步骤是:一确定辐射式词义结构,二分析义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隐喻或转喻关系,或是分析义项所表达的概念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经验相关性。”[4]

认知域是人类认识感知世界所形成的总信息库的各个子集,兰盖克(Langacker)认为任何语义均可以认知域加以描述。认知域按等级可分为基本域和次级域。基本域没有束缚,无法由其他概念进行推导再分析,如空间、时间、实体是基本域;次级域则包含实体所具备的行为、等级、颜色、数量等,以及其引起的主观心理、言语评价等域。这些域表现为基本域的某些表现形态和侧面,由这些域可以追溯到相关的语域,如颜色、数量一定依附于实体。认知域按物我关系分,可分为主观域和客观域。客观域如时间、空间等,主观域如心理、言语、逻辑推理等。主观与客观有交互关系,如时空也可为主观感受认知之时空,而言语、推理也可以倾向于客观主义的方式呈现。认知域按向心能力可分为中心域、中间域和外周域。离心力越强的语域,在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中出现的可能性和频率越低。

研究空间量标指认知域的文献经常提及的次级认知域包括:规模、范围、社会地位、等级、性质、年龄、排行、品质、强度、程度、声音、颜色、政策、经济、状态、智力、容器、方向、行为、气味、现象、知识、情感、程度、味觉、质量、性格、言语、抽象量、心胸气量、篇幅、内容、能力、数量、评价、心理、温度、压力、视觉、触觉、味觉、听觉、逻辑推理等。

语义矩阵在格雷马斯(Greimas)的结构主义叙事分析中,指由对立关系的符号组成的叙事单元的语义模型。兰盖克(Langacker)把这一概念引入认知语义学,指一个概念所涉及的多个相关认知域的集合。例如,通过辞书和语料的考察,把汉语的“大”“小”和英语的“big”“small”所涉及各域与各种义项,包括“大”“小”在甲骨文中的义项,进行整理、归并,可得到“大”“小”“big”和“small”的语义矩阵如表1-1所示。

表1-1 “大”“小”“big”“Small”的语义矩阵

这个矩阵中,首行为各义项所属认知域,按汉语“大”在各语域中的出现时代为顺序排列,各域纵列从上到下也按出现时代顺序排列。该矩阵有助于直观地了解特定词汇的语义系统的历时发展,可借此探求该词语的语义演变的某些特征。同时,因空间、时间、等级和评价四域为“大”“小”“big”和“small”共有,所以该四域是这四个标指词语的中心域;因范围、状态和数量都只有一个标指词语进入其中,或有两个进入的,并不成对出现,所以它们是这四个标指词语的外周域;行为、心理、言语和经济域都有“大”和“小”“big”和“small”成对出现,因而它们是这四个标指词语的中间域。通过这种研究范式的操作,可以对尽可能多的典型空间量标指词语进行分析,进而可总结出典型空间量标指词语的语义矩阵。该矩阵模型可以为词典编纂提供改进方案,如为辞书释义、编写提供一种方法和思路,进而可以改善人们对于词语语义系统的认识。

因认知域分类是主观的,这种研究的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色彩,但大体上形成基本共识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空间量标指是空间表达的核心要素之一,研究空间量标指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运用到隐喻理论。认知域和语义矩阵相结合的描写方法是目前较为先进与有效的语义描写方法,因而本章采用隐喻理论对空间量标指词语的意义及其发展进行全面的描写、系联和探究。方法如下:

(一)标注空间量标指的义项所属认知域。利用辞书和语料库对空间量标指的义项进行全面整理,对每个义项所属语域进行标注,并按语域不同进行归并和分析。

(二)排比域内转喻和域间隐喻的时间与逻辑层次。本章属历史语义学范畴,因而强调语义发展的时间和逻辑层次,每个语域的每个义项,均按其时间顺序排比,并探求义项间的转喻和隐喻的逻辑关系。

(三)探讨义项所表达概念之间的经验相关性。探讨义项发展的理据,尽量对语义发展的时间和逻辑层次作出解释。为增强普遍性,本章对英语空间量表达的对应标指也进行了语域标注、排比和解释。

辞书是人们对语义的经典性阐释的汇编,具有示范和指导作用,因而人们对词义的认识集中体现在辞书中。辞书封闭式的释义范围及非语域的描述语义方式使得辞书编纂有必要借鉴认知域和语义矩阵的研究成果,这样可以增强辞书编写的科学性,更加便于读者理解词义,增强辞书利用的有效性。以空间量标指词语为例,现存辞书未按照认知域和语义矩阵的精神原则编写,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例如:

(一)把不同语域的概念混在一起,无法对词义进行精确区分,从而造成义项与例句不能对应现象的产生。例如,《汉语大词典》“高”字下有“增高、升高、抬高”义项,此三词虽在“使高”的义核上是一致的,但各自搭配并不相同。例如,“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史记·日者列传》)”和“命高其价以籴之(《本朝政要策·边籴》)”,这两句话中的“高”,归在“增高、升高、抬高”义之下,混在一起并不合适。原因在于上句卜者故意把人的俸禄和寿命往多里说,是言语域的概念,偏重于心理上对对方的取悦,事实上并不能使对方俸禄和寿命得到真实的提高;下句哄抬物价是经济域的概念,偏重于实际价值数量的多少,确实使物价有了抬高。这种语义与该义项下其他例句如“高高,封崇九山也(《史记·日者列传》)”和“高其垣(明 刘基《郁离子·牧豭》)”两例不同,后两例是空间域的概念,的确使空间中的实体高度有了增高和升高。相比之下,“虚高人禄命”一例并非“使高”之义,应从此条中剔除。

(二)把不同语域的引申义混在一起,无法讲清语义的引申链条及其来源。例如,《汉语大词典》“近谓朝臣(汉 赵岐《孟子·离娄》注)”中,“近”指帝王亲近的人,该义的来源为“距离小——接近——亲近——亲近的人”。在“接近”义阶段,又有时间域“接近”的意义,如“只是近黄昏(唐 李商隐《乐游原》)”。但在时间域内,本有“距今不远——当初——接近”的语义发展链条。两个语义链对比,分别属于空间域和时间域。故而同为“接近”,分属两个语域。把两个语域的“接近”混同在一起,至少认识上不太清晰。

(三)把同一语域的概念分散解说,造成各义项之间逻辑混乱与例句重复。如《汉语大词典》“浅”字条,空间域的上下或外内距离“小”“宽”“窄小”“不高”“微小”,状态域的“不多”“不深厚”“不长”“不大”,时间域的“时间短少”“初期”“年幼”,各义项没有经过系统整理,连时间顺序都未遵循,而是分散交织在整个“浅”的各义项之中,令人眼花缭乱。“浅”字条下“轻”“不重”义项,共收以下四个例句:“鸣浅殃万物(《水经注》)”“水声繁,丝声浅(唐 李贺《后园凿井歌》)”“浅发江南调(宋 张先《苏幕遮》)”“你们真骇得我们不浅(郭沫若《星空·广寒宫》)”。这四个例句,前三个用于声音域,指声音轻;最后一个用于程度域,指程度低。前三个相同语域例句太多,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最后一个例句与前三者语域不同,可以分立。再如“粗”字条下,收录“大”和“与‘细’相对”两个义项,指大的如“其器高以粗(《礼记·月令》)”。郑玄注:“粗,犹大也。”但这个“大”指周长较长,因为有垂直维度“高”,所以这个“大”不指体积,又因“器”无法也无须切个剖面以观其大小,因而也不指面积。“粗”与数量词组合时能明显看出是指周长,如“社榆粗十围(《全唐诗》卷零二七八)”。“与‘细’相对”义表示的也是周长,如“细了一围(《西游记》第三回)”。故而“与‘细’相对”义项可删除。

(四)不按语域分析,会造成反义词存在相对义项不能收录现象的发生,这是由分析方法缺陷而造成的漏收现象。例如《汉语大词典》“大”字条有言语域的“夸大”义项,如“刘季固多大言(《史记·高祖本纪》)”,而“小”字条下未收对应的言语域“琐碎”义项;“长”字条下有空间域的“篇幅大”义项,如“长篇小说”,而“短”字条下无对应的“篇幅小”义项;“细”字条有声音域的“轻微”义项,如“夫声无细而不闻(汉《韩诗外传》卷六)”,而“粗”却未收对应的反义义项“粗声”。“粗”用于言语域有“粗疏”义项,如“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荀子·正名》)”。但“细”却未收对应的“细致”义项。“浅”有言语域的“大略”“浅显”二义项,分别如“田骈犹浅言之也(《吕氏春秋·执一》)”“喻深以浅(《论衡·自纪》)”。“深”字下未收对应的“详尽”“深刻”义项。这种疏漏只有进行语域比对才能发现。事实上,通过反义词同域义项的对比,我们还能发现某些义项释义的不妥之处,如“大言”释为“夸大”义,似于义未安,释为“宏大”则更贴切。因为“刘邦大言”之“大”一般不应为难以实现的“夸大”,再者“大言”与“小言”相对时,把“大言”释为“宏大言论”才能与“小言”的“琐碎言论”相对。

鉴于此,本章尝试通过对主要空间量标指的源域、目标域等认知域和语义矩阵作出分析归纳,以求对李宇明先生提出的“如何获得空间图式”“如何使用空间隐喻”做出一些描写和解释工作,在实践方面或可加深对空间量标指词义系统历史演变的认识,并为词典释义和编纂提供一些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