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实践视域

本书以原型意象为逻辑起点，建构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性理论体系，并以此阐释满都麦、南永前、张泽忠和阿库乌雾四位作家和诗人的文本，不仅概括了多民族作家创作的经验，而且衍入地域文化阐释和文化人格建构的义域，指涉中国古典文论与文艺学、叙述学及文艺心理学的融通和互渗，从本土化的意义上尝试中西文化的结合。本书的理论价值：（一）描述了从本体到主体、到客体对象乃至文化文本的哲学进程；（二）解构了张扬矛盾冲突、

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俊才云蒸、五言腾踊的时代。以“三曹”“七子”及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人继承汉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反映民生疾苦，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开创了质朴刚健、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离合长歌，激荡壮采，“建安风骨”既是建安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又是我们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时的重要审美内涵。

爱伦·坡作为我国最早译介的美国作家之一，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比较丰富和复杂，他对中国的影响正是他世界性影响中的一部分，对爱伦·坡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国际“坡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海内外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展得尚不充分，参预的学人不多，本书是国内外第一次全面、系统研究此类课题的专著，属于学术前沿课题，具有开创性。

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长安和洛阳在唐代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作为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两京对唐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因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长安和洛阳相应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唐代诗歌对其亦有

中国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体系由启蒙、民族、传统、阶级、救亡、建设、现代、新启蒙、先锋、女性与生态话语等组成，随着20世纪20-40年代、50-70年代与新时期的时代变迁而发生阶段性嬗变，在不同阶段进行不同的组合，贯穿着启蒙与救亡、阶级与民族、现代与传统等话语之间的碰撞、交流与对话，凸显着民族、时代与国家的属性与变迁，并从阐释、强化中华多民族国家认同与超越虚无主义等方面对南方民族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

本书重点运用以苏珊·S.兰瑟为代表的叙述声音理论，结合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读者反应批评等方法，从理论上厘清了叙述声音及其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叙事形式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小说作品中的叙述声音进行了综合分析。

此书在本人的博士论文《〈明智的孩子〉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诗学》的修改基础上产生。此书为国内首次对安吉拉?卡特的《明智的孩子》进行诗学研究的专著，解释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内涵，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该著作的创新性还体现在：一、对《明智的孩子》的新文体进行了考察，在参阅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将其认定为古典庄谐体，并进一步揭示了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精神实质。二、采用文化诗学的方法，在文化史考辨之上，归纳出小说

本书研究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与经典化，既梳理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之历史，以文献呈现新诗传播接受之特点，又深入论证传播接受与经典化之关系；既研究新诗批评和选本塑造经典之特点，又对新诗史著作叙述、指认新诗经典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论证，由此总结新诗经典化特点、规律，反思新诗创作。本书历史梳理与理论思考相结合，是该领域重要专著。

一般认为，清代桐城派的真正创立，始于乾隆年间姚鼐对“桐城文统”的有意塑造。那么在姚之前，“桐城派”的历史如何？作者认为，从康熙二十五年戴名世、朱书等拔贡入国子监开始，到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这二十多年间，文坛上曾有一个以戴名世、方苞为核心的江南士人团体。相近的籍贯、趋同的志向、重叠的经历、深厚的交谊，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富有影响力和传承性的作家群体。全书从时代背景、文体论、作家论三个层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