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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说死了吗？
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这样一个定义，使我们进一步接近关于那本无所不包的书的想法，马拉美梦寐以求的那种书。[1]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
“小说死了吗？”在20世纪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一种悲观论调在世纪初的西方学界出现，认为小说同诗歌、戏剧一样，已是穷途末路。约翰·巴思发表于60年代的《枯竭的文学》提出，小说的所有可能性和可供开掘的资源已经被耗尽，完全“枯竭”了。一时之间，继“上帝死了”“作者死了”之后，“小说死了”的呼声应者云集。但仍有不少学者相信，只要发扬小说所特有的智慧，它的未来就有无限可能性。同时，一些作家以自己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为小说发展不断找寻新的形式、新的疆域。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出现一种百科全书化趋向（有时这些小说甚至直接被称为“百科全书式小说”）。它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似乎不再进行宏大叙事，不再追求情感教育和道德启蒙。它已经脱离了传统经典小说的种种规则，既不同于托尔斯泰式全景性的现实主义小说，也迥异于卡夫卡式内驱化的现代主义小说。它试图呈现和容纳的要比以往任何小说都复杂得多，既有对现实无限多样性的洞察入微，也有对梦想世界最绚丽大胆的魔力展示，更有对百科知识的巧妙呈现。其中，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真实世界与太虚幻境之间纷繁复杂的对位与张力，形成无限多样化的叙事空间。小说精神远远超出经验呈现、伦理认同和情感体验，而更多依赖于丰富的知识、深邃的智性、怀疑的思辨，甚至是科学的把握，以及对世界关联性认识能力的掌控。被尊为“作家中的作家”的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被视为“最具独创性的作家”的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被誉为“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的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等巨匠的小说，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的《玫瑰之名》、品钦（Thomas Ruggles Pynchon，1937—）的《万有引力之虹》、帕维奇（Milorad Pavic，1929—2009）的《哈扎尔辞典》、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的《我的名字叫红》等文学经典，以及丹·布朗（Dan Brow，1964—）的《达·芬奇密码》等畅销书，都是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杰作。
一 溯源与界定
如何来理解小说的这种百科全书化倾向呢？它是在20世纪才突然出现的吗？它表现出哪些艺术特质呢？如果不局限于小说，只谈具有百科全书特征的叙事文学的话，其实古已有之。在各民族文化勃兴的早期，“当它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时”[2]，或是在某民族文化进行重大思想革命的阶段，往往都有此类作品的出现。如“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他们在本民族文化中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历史地位，往往能够全面地反映整体社会风貌、日常习俗、语言特点和文学风格等，是毋庸置疑的民族经典。这些作品或是奠定了民族语言，或是充分呈现民族话语方式，成为后世文本阐释的焦点和文本生产的源泉。
这些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是后人有感于其无所不包而给予的尊称。其作者（或荷马式的集编者）只是在反映主题、讲述故事之余，无意间把自己丰厚的文化修养、卓越的思想见解以及广博的见闻和学识融入作品中，甚至不乏逞才弄笔、炫耀知识之嫌，但总体来说并没有系统的自觉意识。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爱德华·门德尔松（Edward Mendelson）教授所说：“百科全书式叙事这一文学类型之所以很难确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百科全书式的作者从来没有刻意去创作百科全书式叙事。”[3]然而，及至当代，不仅许多文学评论工作者注意到了文学中这一类型，而且许多小说家对此也高度重视，且具有理论自觉，从而形成了小说创作中有意而为之的百科全书化趋向。
1976年，门德尔松教授在论文《百科全书式叙事：从但丁到品钦》（“Encyclopedic Narrative：From Dante to Pynchon”）和《万有引力的百科全书》（“Gravity's Encyclopedia”）中提出并阐述了“百科全书式叙事”（Encyclopedic Narrative）的概念和特征。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我想用百科全书式叙事这个术语来界定在西方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类型，但它还没有被完全认可。”[4]他通过分析七部作品——但丁的《神曲》、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歌德的《浮士德》、梅尔维尔的《白鲸》、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考察百科全书式叙事作品的产生、发展过程和特征。他认为，百科全书式叙事的形成与国民文化密切相关，是能够充分反映时代的文化思想、知识的生产方式和语言的风格特征的伟大作品，是一种“试图提供某民族知识和文化信念的全部内容，同时辨识出这种文化用以塑造和阐释其知识的意识形态视角”[5]的文学体裁。此外，百科全书式叙事具有整体化认识和呈现知识的要求，但是由于当今时代的知识体系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所能够涵盖的范围，所以百科全书式叙事只能大量地使用提喻[6]，用个别的例子来代表人类知识的整个领域。他总结了百科全书式叙事的特征，主要有：在史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往往以史诗结构为组织框架，但关注并书写的是周围普通人的当今世界，而不是英雄般的远古时代，因此他们的模仿“退化”了，不仅形式或主题退化，而且英雄人物也退化，甚至出现反英雄形象，如戏仿骑士的堂吉诃德、以尤利西斯为原型的布鲁姆等；虽然写的不一定是当下的事件，但它十分关注当下，往往将行动时间设置在距离当下不远的时刻，从而使小说中所预测的将来与现实之间产生相互印证或背离的效果，实现了预言和讽刺（prophecy and satire）的双重功能；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与其形式的独特性和不确定性密切相关，经常同时也是叙事的百科全书，包含但不限于英雄史诗、罗曼司、象征主义诗歌、成长小说、心理小说、布尔乔亚小说、抒情曲、戏剧、颂歌和目录等常规文体；涵括一项甚至多项技术或科学的完整说明，或提供小说写作艺术之外的艺术清单，如《神曲》中完整的中世纪天文观、《巨人传》中文艺复兴时期医学观，以及《堂吉诃德》中的木偶戏艺术、《浮士德》中的希腊悲剧艺术、《万有引力之虹》中的电影和歌剧艺术等；关注治国之道的复杂性，如《巨人传》中特来美修道院独树一帜的院规，《堂吉诃德》中大总督桑丘·潘沙的统治及其法律，等等；是一部文学风格的百科全书，从下里巴人的谚语、俚语，到阳春白雪的文言文、委婉语，应有尽有；既有分析性又有综合性，既可以将一种文化分为不同的元素，又可以将各种元素融合在一本书的共同结构中；从个人的爱情和家庭向外延伸到更为宏大的领域，延伸到国家历史和神话历史领域，有些也包括文学形式自身的历史领域。此外，门德尔松教授还声称，所有的百科全书式叙事作品都是难以理解的、近乎可怕的，你不能指望它引人入胜和令人愉悦。而且，到了当代，由于“地球村”的出现，百科全书式叙事也形成新的国际主义的特点，即一种以信息、数据为基础的新秩序取代了建立在货币和商品基础上的旧秩序。
门德尔松教授是评论家当中关注西方百科全书式叙事的代表人物。在作家当中，实现文学百科全书化的这种热望和冲动，早已有之。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1780年宣称正在构思一本“关于宇宙的书”，虽然我们对他打算如何实现这个想法一无所知，但是，他的《浮士德》确实是能够包括整个宇宙的作品。同为德国诗人的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打算写一本“绝对的书”，一本可被称为“百科辞典式的”书，或被称为“圣经式的”书。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晚年全身心地去写作一部作为宇宙终极目的的“绝对的书”，可惜他最后销毁了这本书。此外，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认为，“小说给予我一个宇宙，像任何一部百科全书或任何一座博物馆那样富于生活的细节”[7]。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提出一部不朽的著作应该“是一面镜子……还是一幅世界地图”[8]，“它的全部内容像宇宙一般深邃，不可避免，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可以作出无穷无尽的解释”[9]，认为“舞文弄墨会促使人产生一种雄心壮志：写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写一本柏拉图式的包罗万象的书中之书，这是岁月也不会使其功德减少的一件东西”[10]。像他们一样怀有热望并着手创作具有百科全书特征的小说的作家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正式提出概念，并将之阐释得非常全面的作家是意大利的伊塔洛·卡尔维诺。他是当代杰出的小说家，一生著作等身，其小说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而且不论上一部有多么成功，下一部新作往往都会与之迥然相异，却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这种在小说创作道路上的不断突破、不断进取，与他对小说理论的执着探索是分不开的。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卡尔维诺长年担任编辑之职，从事文学评论和理论探讨等工作，创作了《为什么读经典》（Perché leggere i classici，英译Why Read the Classics？）、《文学的作用》（Una pietra sopra：Discorsi di letteratura e società，英译The Uses of Literature）和《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另译为《美国讲稿》，Sei proposte per il prossimo millennio，英译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等理论作品。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设想让小说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建立起一个“诸系统的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每个小系统都影响着其他系统并受其他系统影响”，同时，将过去的与未来的，现实的与可能的，无穷无尽、各式各样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巨大的完备的“关系网”，并明确提出：“现代小说应该像百科辞典，应该是认识的工具，更应该成为客观世界中各种人物、各种事件的关系网。”[11]他将小说提高到了一个能够表现整个宇宙、可与古代法典（如《圣经》）相提并论的无所不包的“全书”的境界，提出“二十世纪伟大小说表现的思想是开放型的百科全书”[12]。
具有百科全书特征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由来已久，但只有在当代，它才引起了门德尔松教授等理论家的高度重视和探讨，才有了卡尔维诺等作家具有理论自觉性的实践探索，说明在当代，西方小说百科全书化趋向不仅已经形成，而且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根据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可以对其范畴进行如下界定。
第一，对知识谱系的有意展示。这种展示与叙事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微妙的艺术平衡。也就是说，知识和信息不再是一种陪衬性元素，不再可有可无，对知识的展示和讲述成为作家倾注心力的重要区域。庞大的信息流，密集的知识量，以及相关的旁征博引、交流辩驳，形成一种令人炫目的知识狂欢。同时，作家们有意识地升级叙事形式，以全新的方式处理这些新涌出的当代特色，其目的除了展示枝蔓丛生、百花齐放的知识图谱之外，还表现出一种对二元对立等简单思维方式的拒绝和对复杂目标（事物或经验）进行思辨分析的要求。
第二，对世界的整体性包纳。这种展示和包纳并不是封闭性的或向心力的（如《圣经》《神曲》设定并描绘一个宗教世界的图示，有着明确的等级审判），而是开放性的和离心力的，甚至倾向熵定律。它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包罗万象的叙事雄心和叙事激情；另一方面也是作家对当代生活芜杂混乱和难以把握的清醒认识。
第三，非个人化叙事。即力图超越单声部的私人叙述，放弃抒情个体，欢迎复调和多声部。它往往追求多元主题，荟萃多元观念，具有繁复的细节，呈现宇宙意识的复杂性。但这种多声喧哗的基础实际上是一个个私人化书写的碎片，它们聚集在一起形成整体的去私人化和最大限度的公共化，所以保持着强烈的时代感，形成历史的记忆。
第四，虚实结合的双重叙事结构。作品中往往构筑现实与超现实两个世界，打破虚构和非虚构的区别，在亦真亦幻中展示或审视某种文化特性。这种虚实相生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既具有文学的诗意和张力，不必拘泥于现实的桎梏，又不致完全脱离实际，从而促使读者在难辨真假的犹疑中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
第五，追求最自由、多样的写作形式。重视结构，擅长文体杂糅，喜欢戏拟、互文，常用碎片、拼贴。文本中众多繁复、零乱的碎片，看似随意插入和镶嵌，实则精心编织。同时，热衷于循环叙述和元叙述，表现出对叙事有意识地探索、更新和反省。
第六，往往由学者型、通才型作者书写。
当然，由于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家分属不同的文学流派，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甚至秉承相异的文学观，上述界定难免有错漏或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创作追求及其小说文本中的某些共性还是清晰可辨的。
二 产生原因
一种文学类型的演变从来都不是毫无根基地自生自灭和自娱自乐，它必然与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意识形态的洐化、文学自身的成长等多方面的原因密切相关。小说作为一种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私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体裁，我们要分析它的变化趋向自然也离不开对上述因素的考察与探讨。
（一）社会原因
第一，信息爆炸和文化多元。当代社会是一个知识和信息爆炸的社会，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十分惊人。短短的几十年间，知识和信息生产呈指数级增长，且不说各个行业“精尖人才”对本行业知识和信息的掌握达到一种前人从未企及的高度，就是普通人通过计算机和网络通信等技术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采集和整理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另外，由于知识和信息过于浩瀚与庞大，即使最博学的人也无法全然知晓。更何况，当今世界到处充斥着多元文化的对撞与冲突，针对同一个问题，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往往会提供完全不同的观点，甚至被认为只应有唯一真理的科学领域，也遍及相互对立的各种假说和猜测。
在这样一个讲究多元和思辨的文化氛围中，人文知识由过去对客观性、科学性的追求，进化为对概念的界定，对思辨的论证或对材料的考据、推理与分析，其中的虚构和想象逐渐前景黯淡。原本以讲故事和虚构为追求目标的小说再也难以以此支撑起过去那种高贵性和尊严感，只能另辟蹊径、谋求生路。当代小说出现百科全书化趋向，以“复调”容纳多元思想，以知识的“发现”“排序”“检索”提供小说内容的支持，就是小说家为小说发展探寻的一条出路。与传统的百科全书式小说家（如但丁、歌德或18世纪的一些启蒙作家）不同，当代小说家有时并不是以小说中呈现的大量知识来启迪或教育读者，他们可能探讨的是信息不断扩散对人们生活的负面影响，例如，表现对于无法完美地呈现知识或真正地认识世界的绝望；展现当代社会趋向碎片化的真实面貌，甚至是强调知识过剩造成的近乎无意义状态；有意制造迷宫，给予读者一种被混乱和空虚征服的感觉；等等。当然，很多小说家也在力图超越这种悲观，努力寻求混乱中的秩序……总而言之，小说家们不可能对这个知识爆炸时代的特色视而不见，他们在小说中从正面或反面对此做出了反应。
第二，即时性的蔓延。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时间中的过去密切相关，讲述的基本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现在”只是小说中的虚拟时刻，或是尚不足以产生故事或叙事的时刻，是故事缺失的时刻。而今天，人们恰恰处于一个即时性压倒一切的世界里，处在一个聚焦“现在时”、关注它的更新和重复的世界里。当今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之瞬息万变、混乱复杂的时代，凭借过去的经验已经难以把握和理解。在这个“微时代”（以微博、微信等为传播媒介代表，以短小精练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与之相关的“新闻”“信息”，而非“故事”，追求的是即时性效应。因而，碎片化、个别化、偶然性成为当代叙事赖以存在的文体，甚至是主导性的文体。
当代小说也无法脱离这一趋势，很多作品只有细节，而没有了情节，那些细节也不再是情节的组成部分，它们往往离开了情节和人物而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小说从简单的故事陈述衍化成了复杂的细节描写，而且是现在进行时的“浮世绘”式描写。这是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1936）中所说的“叙事的衰落”的典型征兆，也是小说百科全书化趋向的一个鲜明特质。
第三，个人经验的贬值。综观文学史，在叙事文学产生的最早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只能依靠集体生存，叙事也以共同体的体验为前提，早年的神话、史诗、民间故事等皆是如此。后来，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的盛行使文学成为人学，个人的经验越来越重要，小说的兴趣与个人主义密切相关，追求个性化、关切私人经验成为小说的重要特征。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版图越来越庞大，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知识结构也越来越专业化。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体的私人经验都难以穿透这些结构，所以，个人理解力在相对意义上呈现退化或丧失，世界越来越成为不可逾越的迷宫。同时，随着世界工业化、技术化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趋于集体性、制度化，个人和个性某种程度上不再像在近现代的社会生活中那样深刻而重要了。何况，人们还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异化”作用带来的不可调和性。这些更使世界成为个人经验所无法探测到的“异己”存在。小说似乎也无法再以个人和个性作为其关注的中心，代之而起的是集体的经验和技术的勃兴。
虽然看似一个轮回，但当代西方小说这些重以人类共同体甚至宇宙共同体的心灵经验和知识传统为前提的百科全书化趋向，与早年的叙事文学既相似又大相径庭。它们如同早年的神话传说等一样，往往喜欢复述，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重复，但其目的却并非古代那种教育的或真理传播的诉求，而是克服纯粹的私人话语的狭隘性和私人生活相对封闭的空间限制，在私人话语和个人经验之外，以“转述”或“引语”的方式，以镶嵌的形式，重新启用或分享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
（二）文学原因
第一，语言的转向。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最初作为一个哲学术语，用来概括20世纪以来西方发生的语言取代经验和理性而成为中心的转变过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反传统的工具论语言观，切断了语言与现实及主体的联系，将之视为一个有自身内在规律的封闭性结构，从而确定了文学自主性，使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能指符号内部的自由游戏。一言以蔽之，语言由工具、载体转变为文本本身、艺术本身，即“语言即本体”。罗兰·巴特认为，文学中的语言除了自己以外不意味任何东西。也就是说，语言能够独立存在，它从来不是明晰的，不是仅仅传递“意思”，或“事实”，或“思想”，或“真理”的工具。巴特认为，文学比科学更科学，因为文学知道语言是天真的，知道在文本中，不能传递与书写之物无关的任何真理，除了书写之物别无他物。所以，文学语言具有开放性，具有多种意义，只有承认语言意义的漂浮不定，才能保持语言学的科学性。而在雅各布森的理论中，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即文学是语言本身通过排列组合构成审美符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艺术。
在语言失去深度和意义后，当代西方作家在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创作中以一种游戏精神进行技法或形式上的操作，以一种主观加工，意图通过语言排列表现其与人类生命的同构效应，以互文性和语言的开放性与多义性反映世界的破碎与关联。同时关注语言用于交流时（或进行信息的传递，或成为某种事物的代码时）的词不达意，故意强调断裂和空白，以激发读者的想象，似乎无物言之，其实无不言之。如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学会了说话，反而不如之前的手势或动作更为忽必烈汗所理解。
同时，语言转向后，语言（即内容、文化、风格）传统的中心意义被瓦解，传统的风格或文体的一致性也就被瓦解了，小说的文体边界松动，出现了杂语化现象。巴赫金曾经说过，当代小说家所面临的世界是一个被多元的他人话语笼罩着的世界，是“杂语话的世界”。为了适应这个新世界，小说打破了原有的壁垒，成为各种体裁、各种风格，甚至是各种学科的杂糅体，这也是小说百科全书化趋向的一大特征。其意义是，在各种自以为是、唯我独真的所谓主义的宣扬中，在独断式的思维方式中，在各式各样的力图成为权威的观点中，以其多义性、对话性、包容性、反省性，对世界进行多元的（多声部的）甚或是反讽的展示。
第二，故事的没落。在信息爆炸和文化多元的当今时代，人们对传播信息和论争求实的要求似乎远远高于虚构叙事，所以小说中讲故事的冲动已经衰退。1936年，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书中悲观地宣告了叙事衰竭、故事没落的现状。在过去的岁月里，尤其在口耳相传时代，故事一度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形式之一。伴随着知识客观化和科学化的过程，这种古老的虚构叙事虽然在18—19世纪的小说中仍显示出无穷的活力，但从20世纪开始已经明显的黯然失色了。本雅明认为，传统讲故事的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远行者，他的故事魅力来源于与空间的联系；另一种是年纪比较大的农夫或当地人，他的故事与知识来自对历史和传统的掌握。所以，讲故事的人是把神秘的未知空间和难以保存记忆的时间这两个维度与我们联系起来的媒介。由于现代科技、交通通信等的发展，当今社会异质的“远方”空间和时间消失了，它们的故事也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本雅明写道：“我们看到，一种新的交流形式诞生了，这种新的交流性就是新闻报道，它完全控制在中产阶级手里。”与重视传统与记忆的故事不同，新闻是即时性的产物，也许24小时之后就会被置于脑后。本雅明认为，故事就像手工工艺一样是不惜心血的持久劳作，而紧张的现代生活和永恒观念的过时使得持久劳作已经日渐没落，故事亦然。
然而，小说就算不再以讲故事为己任，它仍然与新闻有着根本区别，因为它从不致力于解释却始终致力于传达“生活的意义”。虽然随着每日巨大信息的涌入，个人生存经验日益“贫乏”或“贬值”（本雅明语），小说家自己也难以回答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过去这个答案总是在故事的结尾。所以，当代西方作家在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创作中往往以破碎和未完成的方式来表达困惑和对意义的执着探索。他们找到了新的叙述空间，来充分表现世界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即致广大而尽细微，对复杂社会宽广博大的容纳与精微的细节描写相结合。
第三，主体和作者的隐退。人文主义时期对个体价值的推崇，使人物的个性、行动和见闻经历成为小说叙述的中心。到了20世纪，虽然这种个体价值和主体性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它不再体现于人物的外部行动领域，而是内化于感觉、意识和无意识领域中。小说的主人公失去了鲜明的个性，他的行动也不再具有中心意义。卢卡契认为，这是由于现代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机械化、合理化和商品化，使人被“物化”和“异化”了，而个人的孤立化和工具化使人的自由意志、自主性和主体性变得可疑了，个人也就失去了行动的可能性和意义。此外，行动意义的阙如和行动的缺失进一步强化了情感的力量和想象的空间。小说叙事的中心自然不再是再现现实，而转为表现内心，或是建构某种现实的可能性。一些比较激进的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家，甚至让他们的人物“适应”这个物化世界，隐匿于其中，来表达对现实的妥协，或是抵抗和批判。主体的隐退，使世界的呈现得以凸显。
此外，在小说主体走向隐身的同时，作者也走下了神坛，转向幕后。我们知道，最早的文学文本（神话、史诗、圣典等），往往作者不明，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权威（神或领袖）的代言人、传播者，或是集体创作的整理人、记录者。随着历史从口传时代走向书写时代，个人主义和私人空间出现，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才逐渐被规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作者是资产阶级雄心勃勃的个人主义形象，文本是他的所有物，他在其中是造物主一般的存在。同时，随着个体意识的发展，叙事艺术开始强调个人的独创性，更加注重一种个人化和内心化的经验和表述，是一种“个人言说”，因此作者的地位日益凸显，作者的声音某种程度上拥有了绝对权威。但是，在20世纪，经过精神分析学派、新批评派、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的“祛魅”，作者逐渐走下了神坛，罗兰·巴特和福柯更是将作者的概念彻底解构。作者不再是文本的中心和主导性权威。而作者的隐退，使读者和文本有了更多自由。
第四，小说本质的要求。小说自诞生起，就与周围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诉求紧密相连，是多种叙述性文学形式混合的结果，是一种不稳定的综合性文体，其本质是流动不居的。正如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所说，“除了作为一个混合体，长篇小说是不存在的”[13]。伊恩·瓦特也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写道：小说“给予了独创性、新颖性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它也因此而定名”。[14]小说总是通过不断地摒弃某些东西同时吸收一些新的东西来演变和发展，所以，它从来没有固定的程式，从来就不是一种定型的体裁。
根据文学史，我们可以知道西方长篇小说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是传统叙事文学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书面叙事取代口头叙事、个人创作取代集体创作、自觉叙事取代不自觉叙事成为主流趋势时，小说应运而生。它致力于展现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表达私人的体验与探索。一直到18世纪，小说始终在长足发展，表现出日益强劲的生命力，但尚未形成体裁的规定性，故而没有法度，自由不拘，拉伯雷、塞万提斯、斯泰恩、狄德罗等人的小说创作皆是如此。19世纪是小说的黄金时代，它有了自己的一套惯例和专属的艺术规定性，然而，小说的自由本质决定其不拘一格、率性跳脱的创作始终存在。20世纪出现的现代小说以“反小说性”著称。有些小说除了仍然通过散文叙述以外，几乎背离了此前小说的一切特征，没有了情节和故事，蓄意放逐性格鲜明的人物，抹去了时间和规律……总之，现代小说与传统作品相比可谓面目全非。小说以其广阔的包容度和与生俱来的更新能力，不断厘革着边界，展示出新格局。当代小说家以富于挑战性的文学实验，不断挖掘着小说远未穷尽的艺术可能性，他们以许多过去难以思议的创作手法说明，小说的写作艺术还可以如此层出不穷。而具有百科全书化趋向的小说家的创作可以说是小说与生俱来的跨界性、包容性、生成性、多元化和非结构化特质的典型代表。
上述分析只是笔者感触比较深的几条，其实造成当代小说百科全书化倾向产生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怀疑主义盛行、破碎的现实体验，以及作家的叙事野心、心理动力等，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总之，当代西方小说的百科全书化趋向是在传统经典小说衰落之后，对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进行实验的可贵成果，也是西方小说在当代知识体系中寻找自身价值的有效尝试，它为认识当代小说创作和小说研究所面临的美学困境与文化契机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宝贵的理论启示。其中，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艾柯的小说创作中这种百科全书化趋向尤为典型，而且这四位大师在世界文坛影响深远，他们不仅小说写得精彩绝伦，而且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也成果丰硕。因此，笔者以这四位作家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为重点研究对象，再辅以其他一些作家作品，力图能够对当代西方小说的这一重要现象管窥一斑。
[1]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 Edward Mendelson，“Encyclopedic Narrative：From Dante to Pynchon”，Modern Language Notes，Vol.91，No.6，Dec.，1976，p.1267.
[3] Edward Mendelson，“Encyclopedic Narrative：From Dante to Pynchon”，Modern Language Notes，Vol.91，No.6，Dec.，1976，p.1267.
[4] Edward Mendelson，“Encyclopedic Narrative：From Dante to Pynchon”，Modern Language Notes，Vol.91，No.6，Dec.，1976，p.1267.
[5] Edward Mendelson，“Encyclopedic Narrative：From Dante to Pynchon”，Modern Language Notes，Vol.91，No.6，Dec.，1976，p.1269.
[6] 提喻：用局部代表整体或用整体代表局部的修辞手段。
[7]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8]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探讨别集》，王永年、黄锦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9]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探讨别集》，王永年、黄锦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页。
[10]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讨论集》，徐鹤林、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
[11]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12]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13]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2页。
[14] [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