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实践文学中的技术何为

作为存在主义者的萨特认为，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意志是价值观的源泉。技术则是展示意志自由的平台，而不是限制自由意志的桎梏。技术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是人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这些观点在他早年的《存在与虚无》中就已展现。

在萨特看来，技术是自为在超越别人的超越性行为中涌现出来，最终使人们在世界中显现。当自为面对对象——别人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同时就发现了技术。因为技术表现为对象，自为才能够选择把它们化归己有，要对显示他人行为于世的技术负责。“正是在世界上自我选择和自我历史化的时候，自为将世界本身历史化并使它通过他的技术而具有时代意义。”[15]并且，这种作为其自由选择结果的历史化丝毫不约束他的自由，而是完全相反。正是在那个他选择并历史化的世界中，自由才起作用。因为自由并不是选择在其中涌现的历史的世界，而是在世界中的自我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某种技术的状态对人的可能性有约束的假设将是荒谬的。

自为在选择的过程中，能够将技术化为己有，也就是说，将它们内在化。在内在化的过程中，自为与技术的关系呈现为两种状态。一是技术被内在化后，纯行为的技术就失去了其技术的特性，它被奠定它的自由所支持，向着某种目的融入对于给定物的自由超越之中。二是自为在利用一种技术时，它向着其目的超越了这种技术，总是在其所利用的技术之外。[16]萨特认为，自由选择意味着技术必然和完全地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行为之中。但是，它的出现只是为了被超越。他举例说，自为不可能选择其所是的目的只成为个人，而不成为阶级、民族集体或家庭的一员。但是，它可以通过谋划，巩固或超越这些抽象的结构，将“自己造就为法国人、南方人、工人，以便成为在这些规定的视野内的自为”[17]。向他揭示出来的世界显现为法国人的世界、工人的世界等，它们具有相关于被采用的技术的某些意义。

在技术和人的自由关系方面，萨特延续了海德格尔关于技术工具性的理解。事物首先对我们是作为上手（zuhanden）的事物出现的，即作为有实用意义的东西或器具出现。由于事物的所有性质表现为世界的结构：潜在性、不在场和工具性，于是世界对我显现为客观地逐段连接的：它从不归结为创造性的主观性，而是归结到工具的无限复合。[18]海德格尔说过，人们在使用锤子时便对锤子有了最深入的认识。这是因为，任何技术都为某种目的服务，都可以纳入某种使用的结构。但一旦如此，事物之间的关系便会立刻全部更新。它们之间的关联，就如同锤子、钉子和木板的关系，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一种各类工具相互参照的总体（zeugganzes）。[19]这是一种有着连锁技能（interlocking functions）的体系，并且只与人类技术的实用性有关。

如果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一种解蔽的方式，萨特则把技术假定为“公开吁请读者自由的方式”。由于人是万物借以显示自己的手段，人类每有所举动，世界便披示出一种新的面貌。由于我们存在于世界之上，于是便产生了反复的关系，是我们使这一棵树与这一片天空发生关联……是我们的汽车和飞机的速度把地球的庞大体积组织起来。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以海德格尔的语气说，“对于我们来说，做显示存在，每一姿态都在大地上绘出新的图案，每一技术、每一工具都有向世界敞开的意义；有多少种使用物的方式，物就有多少种面貌”[20]。他认为技术可以丰富生命呈现于我们的方式，并以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为例，指出飞机对于飞行员来说不仅是一个新的感觉器官，而且这种表现新感觉的方式为后来的作家开辟了道路。“当人们以时速六百公里飞越山脉时，在这全新的角度下山脉看来像缠成一团的蛇：挤紧的群山呈黝黑色，向天空伸出它们坚硬的、烧焦的峰顶，若有意破坏，若欲撞击；速度以缩地法捏拢、捏紧地球外壳上的皱褶；圣地亚哥跳到巴黎附近；从一万四千英尺的高空往下看，把圣安东尼奥拽向纽约的隐蔽的引力像铁轨一样闪闪发光。”[21]在圣埃克絮佩里和海明威之后，面对新技术催生的文学感觉或表现手段，萨特反问，我们该怎样去描写呢？他又以像极了马克思的口吻说，“我们不是与占有世界的人们站在一起，而是与想改变世界的人们站在一起，世界只对改变世界的计划透露其存在的秘密”[22]。为了使文学介入，让文学改变世界“，我们必须把物投入行动之中：物存在的密度对于读者来说将用物与人保持的实用关系的繁复性来衡量……”萨特与海德格尔对器具的理解相似，在他看来，作为器具，它必然要指涉种种别的器具。换句话说，没有器具总体，也就没有人的实践世界。

在这里，萨特所说的“物与人保持的实用关系”，是指器具在人的实践世界的存在状况，即物与人相处的技术条件。这种技术条件越丰富，物存在的密度就越大，而人与物的关系就越繁复。在技术工具相互参照形成的连锁体系中，世界与人通过举动相互显示。所有举动都归结到一起，成为创造历史的举动。如果说海德格尔是从认识论意义上根据事物的原始上手性（即实践性）认识世界，那么，马克思关心的是如何改变世界，如何使变化的结果与他心目中的适合于人类居住的环境相一致，这是从“到手边的东西” 的角度认识事物。萨特实践的概念则认为，事物之所以具有重要性和意义，仅仅因为我们介入了它们。当我们如此介入世界时，它的事物就不再仅仅是“在手边的”或“自在”了，它们成了“到手边的”。所以，关于“实践”的理解，萨特逐渐偏离了海德格尔而向马克思倾斜。

萨特也充分认识到技术在揭示存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并不是万能的，而是具有两面性。它的最大局限是，看不到自身在整个生产链条中的位置和价值。

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再次引用海德格尔的话：“世界在出了毛病的器具的地平线上显示自身。”[23]这句话是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相关内容的总结，经过萨特加工而非海德格尔的原话。其意是指东西只有在不顺手、坏了的时候，人们才能感知工具的存在。世界之所以能显示自身，是因为当人们使用一件工具时，是想引起一项变革，而这一变革本身仍是获得另一更重要的变革的手段，层累式的效应使得世界以不同的角度向人们敞开。器具之所以出了毛病，则是因为人们专心于他的局部行动，而不可能看到甚至怀疑它的终极目的，已“被卷入你看不到其两端的手段与目的的连锁运动之中”[24]。就如同一个电子工厂的工人，他只知道自己生产了电子元件，而不知道这些电子元件就是核弹的配件。人们浑然不知使用这些技术的真正目的，在看不到目的的情况下相信这些目的，在离他最近的环节上埋头苦干。这是由于他的工具出了毛病。一旦工具毁坏，行动停止，他看到锁链，认识了他的目的的无所为而为性：整个生产链条的性质就昭然若揭了。

萨特非常喜欢一部由卓别林主演的美国电影——《摩登时代》（他甚至以此为自己的《现代》杂志命名）。工人查理在生产流水线上手忙脚乱，由于劳动强度太大，身体失控，行为失常。他“于是产生焦虑，也产生羞耻感”[25]。原来人们还可以从他工作的眼前目的得到自身的辩解，而一旦看清真实的目的，他发现自己得不到辩解。世界虽然可以通过技术显示自身，然而他却在技术工具形成的世界中感到孤立无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