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这块地盘上插上一脚
赵勇
因为人微言轻，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敢轻易答应给人作序的。但阎伟教授说出他的想法后，我却应承得特别痛快。何以如此？主要是我对他这本书的论题很感兴趣，想先睹为快。记得十多年前，我写《学者上电视与知识分子的缺席》一文（后进入拙书《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中），写到第三部分时，忽然心血来潮，觉得应该把萨特拽过来，让其所作所为与中国当下的“电视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于是那里便有了一节内容：“萨特与媒体关系再思考”。我能想到萨特，又得益于我在萨特诞辰百年的日子里对他及存在主义的一次大面积阅读，尤其是他那篇长文《什么是文学？》，更是读得我如痴如醉，简直到了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的地步。而此文中的一段论述非但被我经常引用，甚至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的行动指南——从2006年起，我开始与《南方都市报》合作，当起了所谓的专栏作家，写出了一堆短平快文章，出版了一本不三不四的《抵抗遗忘》。所有这些，若是追根溯源，恐怕都应该记在萨特的账上。因此在这里，我必须把这段文字再一次搬过来，以作纪念：
书有惰性，它对打开它的人起作用，但是它不能强迫人打开它。所以谈不上“通俗化”：若要这么做，我们就成了文学糊涂虫，为了使文学躲开宣传的礁石反而让它对准礁石撞上去。因此需要借助别的手段：这些手段已经存在，美国人称之为“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影：这便是我们用于征服潜在的读者群的确实办法。自然我们必须压下一些顾虑；书当然是最高尚、最古老的形式；我们当然还要转回去写书，但是另有广播、电影、社论和新闻报导的文学艺术。根本不需要注意“通俗化”：电影本质上就是对人群说话的；它对人群谈论人群及其命运；广播在人们进餐时或躺在床上时突然袭来，此时人们最少防备，处于孤独的、几乎在生理上被抛弃的境地。今天广播利用这个情况哄骗人们，但是这一时刻也是最适合诉诸人们的诚意的时刻：人们此时不扮演自己的角色或者不再扮演。我们在这块地盘上插上一脚：必须学会用形象来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1]
这段曾经震动过我的文字是否也震动过阎伟，我并不清楚，但我已看到了他对此论的重视——它被作者掰开来揉碎，散落在这本书的关键处、紧要处，成为呈现萨特媒体思想的主要支撑。在我的心目中，这处论述可谓重中之重，应该就是萨特媒体观（或曰大众传播思想）的高度浓缩，其中每一个句子都可以充分打开，生发出丰富的“话外音”和“潜台词”。更值得注意的是，萨特并非“说嘴呱呱，尿床哗哗”的口头革命家，而是“说”到什么程度，基本上就“做”到什么程度。于是，在我思考萨特的浅尝辄止处，我想看到阎伟的功夫：他是怎样把萨特的媒体思想“打开”的，他又是如何呈现萨特的媒体实践过程的。说心里话，这就是我想先睹为快的主要期待。
这种期待并没有落空。我在琢磨萨特时，自然也注意到了他提出的几种文学概念，如“存在文学”“处境文学”“介入文学”“实践文学”“整体文学”等，但我并没有对它们仔细辨析，更没有对“实践文学”投以青眼。究其因，应该是“介入文学”这个品牌概念在萨特那里过于强大，耀眼夺目，乃至把其他概念遮蔽成了“灯下黑”。但阎伟却不是这样，他意识到“实践文学”至关重要，便在与萨特其他概念的比较分析中先为其定性：“所谓‘实践文学’（法语littérature de la praxis， 英语literature of praxis），是指超越沉浸于沉思冥想的‘存在文学’去唤醒人们行动的文学。实践文学既是‘存在文学’的反动，又是‘介入文学’的现实具化，同时还是‘整体文学’的雏形或前奏。”——这一定性是准确的；然后又把“实践文学”作为他思考萨特媒体思想的逻辑起点。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萨特的理论自然也是高举高打，但如何让它落地，如何让它与他本人的实践活动有效对接，此前我们似无更好办法。而把“实践文学”拎出来，一切似已顺理成章，这本书也有了主心骨。
接着是阎伟对萨特媒体理论与实践的充分打开。此书主体部分是由如下几章内容构成的：萨特的电影媒体实践文学、广播电视媒体实践文学、报刊媒体实践文学、实践文学中的口头传播与集体写作，这几乎就是萨特媒体实践文学的全部。而在我看来，进入并打开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太容易，因为这对研究者的资料掌握和爬梳能力、关节处的分析和判断能力等等提出了很高要求。所有这些，虽不能说阎伟已做得尽善尽美，却也被他梳理得井然有序，分析得头头是道，还是很见学术功力的。于是，这本书既满足了我对萨特媒体实践方面的好奇心，也填补了我的一些知识空白，还激发了我的想象，延伸了我的思考。有这本书在手，以后我再琢磨萨特，就多了一个帮手。
说一说我感兴趣的方面吧。
阎伟在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萨特首次出访美国，不仅参观了“世界影都”好莱坞，被其电影的流水线生产所震撼，而且还写出大量评论，介绍好莱坞电影及其生产方式，指出其电影性质是一种商业行为或工业生产，而非艺术创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批评了美国著名导演奥尔逊·威尔斯自导自演的电影《公民凯恩》。这一细节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萨特虽然不像阿多诺那样从1938年起就流亡美国，进而因美国发达的大众文化而与霍克海默一道发明了“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这一概念，但作为绝顶聪明之人，短暂的访问已让他意识到好莱坞电影的“工业”性质。不过，为了“用形象来说话”，也为了征服潜在的读者群，他不仅明确指出：“文学与电影一样正在变成工业化的艺术。我们当然是受惠者。”[2]而且还“在这块地盘上插上一脚”，创作了《木已成舟》等多部电影剧本。这种借招拆招的本事既暗示着萨特的矛盾性，也说明了他的变通性。也就是说，为了他所钟情的事业，萨特是可以放下身段，让最新的媒体为我所用的。而相比之下，阿多诺则要显得更矜持也更保守。因为他在1962年发表《介入》批萨特时就特别挑明：“那些简单明确的情节与同样简单明确却可以提取的观念相结合，让萨特获得巨大成功，并使他适用于文化工业，但这无疑违背了他的初衷。”[3]这是在说萨特的戏剧作品。而在1966年写就的《电影的透明性》中，虽然阿多诺也承认“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包含着对自身谎言的解毒剂”,[4]但总体上，他对电影这种文化工业产品依然是忧心忡忡并充满疑虑的。为什么阿多诺与萨特同为“西马”阵营中重量级人物，其选择却又如此不同？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这里我只能一言以蔽之：因为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阎伟对萨特笔法转换的分析既细致入微，也让我兴趣大增。萨特的抱负或野心是同时想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这样他也就比其他哲学家更具有一种文体意识。体现在他的哲学与文学写作中，这种文体意识也就具有了不同的走向：前者是依靠“技术语汇”的建立关上一扇门，后者是完成“多义性文本”后开启另一扇门。阎伟在此基础上分析道：萨特的哲学小说像其哲学著作一样，段落冗长，一种隐秘的内心节奏贯穿其中，显得滞重而缓慢，与现实生活不大合拍。然而一旦萨特用报章体写作，他就转换成了一种新闻写法：语言风格干练，笔法闪转腾挪，节奏转换迅速。阎伟提供了萨特描写街头游行景象的两个例子，进而指出，以前萨特习惯使用长句，语言还残留着“存在文学”的一些特征，后来他却多为短句，语言也更加日常生活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意识到，要想更好地实现介入之目的，就“必须找到一种风格，其模式是日常口语，街上说的是活语言，以使报上各种人的直接表达与记者的文章之间没有断层”。[5]而这种风格后来也融入萨特的介入文学之中，成为其主打风格。它杂糅了新闻报道的语言节奏、广播节目的同时性特征、电影蒙太奇的立体化手法，“这是杂色拼图的颂歌，是片段和碎屑的歌唱，是将万花筒提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6]
阎伟的这番分析又让我想到了阿多诺。种种资料表明，阿多诺也比较看重媒体实践，于是不时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就成为其例行做法，他的一些著名文章如《介入》《文化工业述要》《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等，实际上就是首先通过演讲面世的。但如果分析其语体风格，这些演讲稿与他平时撰写的理论文章又区别不大：依然喜用“两极并置”（juxtaposing extremes）展开问题，善以格言警句凝固思考，省略推演过程，论述密不透风。也就是说，他的演讲像其文章一样，并没有降低思想高度和思辨难度。而如此这般之后，德国听众能听懂他那些“高大上”的分析论证吗？他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像萨特那样想过如何用“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与此相反，阎伟却告诉我们，萨特既善于演讲，演讲时又懂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曾经把砖头厚的《存在与虚无》讲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演讲也几乎场场成功，效果颇佳。
我之所以反复把阿多诺请进来，是想说明一个道理：一本好书往往能刺激人思考，让人浮想联翩。我见阎伟不断引入罗兰·巴尔特、雷蒙·阿隆等人的批评之语，让他们与萨特对话，自然也就想到了阿多诺。我甚至想到，在“五月风暴”的高潮中和余音里，萨特是坚决站在学生一边的，于是他走上街头，签名、游行、演讲、散发《人民事业报》，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行动主义者。而阿多诺却喊来警察，让他们带走了那些占领了“社会研究所”的造反学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结果阿多诺的讲座频频受到学生干扰，让阿多诺很是郁闷又毫无办法。最有名的一个事件是， 1969年4月22日，多名女子在其讲座上散发传单，传单上写着“作为一种机构的阿多诺已经死亡”。而三名穿皮夹克的女学生则走上讲台，围住阿多诺撒花、演哑剧、袒胸露乳，以此嘲讽这位“口头革命派”。阿多诺被羞辱，难堪至极，只好落荒而走。[7]两相对比，一边是萨特在法国被无数学生爱戴，一边是阿多诺在德国遭不少学生围攻。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不同的待遇？我在这本书中也找到了部分答案。阎伟说：“萨特毕生致力于如何把作家打造成知识分子，并通过自己的言论关怀影响大众传播媒介，重新塑造大众，最终达到争取大众的目的。如此经营的过程，也是实现他所谓的‘新知识分子’角色扮演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要义，就是知识分子要与传播媒介、大众文化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萨特看重前者，但更重视后者，于是如何占领媒体，如何让报刊文章直指人心，立竿见影，从而影响甚至改造大众的“感觉结构”，是其毕生考虑的问题，也是他所描画的“新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与担当。而阿多诺因为奉行“冬眠战略”（strategy of hibernation），却宁愿让实践以延宕的方式出场。他曾经打比方说，多年以后，他所谓的“瓶中信”会被冲上大海，那是他对没有被放弃但被推迟的实践的比喻。[8]如此看来，阿多诺尽管也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但他似乎依然沉浸在班达所论的“旧”知识分子的传统里。不过吊诡的是，虽然阿多诺没有像萨特那样追新逐异，急不可耐，但其所思所想却显然又比萨特的那些东西生命力更长。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如今研究阿多诺者人多势众，热度依然不减，但萨特却似乎已经过气了。
对于这样一个“过气”的理论家究竟该如何研究，我起初有些担心。但读过这本书后，我已放下心来。因为阎伟并没有一味夸饰其研究对象，而是释放其该释放的萨特式能量，指出其该指出的萨特式迷狂，批评其该批评的萨特式谬误。这种平常心，或者是客观公允的治学态度，是很值得提倡的。毋庸讳言，我也算是阿多诺这位热门人物的研究者，但我也常常去“过气”的萨特那里寻找“提气”的元素。逡巡于阿多诺与萨特之间，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常常会让我思前想后，时有茅塞顿开之感。那么，游弋于萨特与巴尔特、萨特与阿隆之间的阎伟，是不是也会有惊喜的发现呢？
更让我放心的是阎伟的专业素养。阎伟是研究萨特起家的，当年他曾送我《萨特的叙事之旅——从伦理叙事到意识形态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拜读之后让我很是受益。如今，他聚焦于萨特的媒体叙事，自然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另辟蹊径，也是对萨特“深挖洞，广积粮”的一个成果展示。记得2009年，我与沈阳作家刁斗在一次聚会上相遇，当时聊起萨特，相谈甚欢，颇为投机。他说他读过列维那本厚厚的《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我说我不但读过，而且读得血脉贲张之后，还情不自禁地为它写了个万把字的书评。他说那咱得为这本书握握手。于是他从另一头蹦跶过来，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如今，我在阎伟的这本书中也看到了他对《萨特的世纪》的反复引用，看到了他对《什么是文学？》的感受与判断——“语言犀利，节奏快捷，充满压迫感”（我也是这种感受）。于是为了萨特，为了《萨特的世纪》，为了萨特那种一去不复返的“新知识分子”情怀，我也准备隔空喊话，与远在武汉的阎伟握手致意了。
2021年7月11日
[1][法]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见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2][法]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见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251页。
[3]Theodor W.Adorno,“Commitment”,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eds.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trans. Francis McDonagh, New York: Urizen Books, 1978, p. 305.
[4]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London:Routledge, 1991, p. 157.
[5][法]弗朗西斯·让松：《存在与自由——让—保尔·萨特传》，刘甲桂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页。
[6][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1页。
[7]See Lorenz Jäger:Adorno:A Political Biography,trans.Stewart Spencer,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7-208.
[8]参见赵勇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实践：以阿多诺为中心——马丁·杰伊教授访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