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媒介技术的发展对萨特实践文学的影响与改造
就萨特而言，通过哪些媒体和媒介化的手段，可以将哲学观念传递给全世界的无产者？他的回答是——所有。萨特从不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一部作品中，也不愿把自己定格在一种媒体上。从哲学论文到电影剧本，他尝试了所有的文学媒介。实践文学的终点，就是将文学介入落实到每一个媒介域的操作当中，在媒体平台上展开对传统术语如“阶级”“政治斗争”“实践”“统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探讨。他将一种哲学思想变为行动指南，将一种对世界的构想转变为政治誓言，并使这一过程积极媒介化。在某种程度上，他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对世界的改变。马克思呼吁在实践的新旗帜下改造世界，但通过什么实际手段改造世界，萨特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一）媒体介入与文学观念的转变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了著名的“香蕉理论”。他认为，文学作品就像香蕉，“香蕉似乎是刚摘下来的时候味道更好：精神产品亦然，应该就地消费”[32]。文学如果迟迟不去消费，就和香蕉一样会腐败和死亡。介入文学是一种当下的、和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它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写作，而不是“以未来的眼光”观察世界、和“还没有诞生”的读者交流。文学只能在此时此刻写，只能为此时此刻写。“由于作家没有任何逃避的可能，我们希望他能紧密地跟自己的时代联系在一起。”[33]它不是模仿古希腊罗马，不是再现中世纪的田园牧歌，也不是回归古典与启蒙时期，而是面对今天，面对我们要承担的这个时代。作家肩负着一种使命：赋予自己的时代一种意义，并促使它的改变。
同样，作品的每个句子都应当“在人和社会的各个程度上产生回响”。作家要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为大众写作，并且坚决地为影响和改变这个时代而写。如果不能让读者此时此刻就激动起来，那它就毫无价值。无论是在《什么是文学？》还是《现代》杂志的创刊词中，他都阐明了这一文学立场。
在《介绍〈现代〉杂志》一文中，萨特强调，新的思想内容及意图可能会对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生产过程产生影响。“我们的批评文章尝试从广义来定义文学技术——新的或旧的——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他认为，新闻调查和报告文学可能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体裁之一，如《震撼世界的十天》（Les dix jours qui renversèrent le Monde）[34]和《西班牙遗嘱》 （Testament Espagnol）[35]，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传世之作。要想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对于记者来说，最需要的品质是能够直观地、即时地捕捉意义，并能够将其组合在一起，为读者提供易于理解的综合信息：这是我们对所有作者的要求”[36]。萨特自己也身体力行，他后来的文学作品兼具了新闻报道的文笔和浓厚时事评论的风格，强调新闻性、时效性和现场感。
正是为了将他的哲学思想展示给所有人，萨特才介入媒体。“我们将利用所有的文学类型如一首诗或一部想象小说，让读者熟悉我们的观念。如果他们受到启发，可能会比理论著作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37]从写电影剧本、办报纸、创刊物到上电台和电视台做节目，他高度关注媒体，并以此关注公众。“而且关注的程度那么深，几乎等于相信，如果要选择最为高尚的体裁，如果非要说哪种体裁最适合于说明文学的有效功效、即时作用、对此时此刻的依存特点，那就是报章文体。”[38]萨特特别推崇即时生产与消费的新闻写作，这与他的文学观念相吻合。
在萨特看来，实践文学通过媒体、媒介因素实现自己的主张，于是形成“媒体+实践”的“媒体实践文学”。这种从理念到技术手段成熟的主要标志是，1945年萨特创办了专业期刊——《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它的意义在于，《现代》期刊作为“萨特介入媒体的起点，不仅仅是在于他依靠个人的才华，从作家转变为新闻记者，而且在于当时有足够丰富的报刊媒体资源，以供他用印刷品形式在公共领域表达政治观点”[39]。在萨特看来，如果说实践文学的服务对象是工人阶级，那么为了将“文学的命运与工人阶级的命运连在一起”，就“必须征服‘大众传播’”。[40]
（二）媒体介入与作家身份的变化
基于媒体的大众化特点，萨特在身份上也开始转型。作为新闻人物日益上升的社会影响，为他开辟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涯。他由思想精英变成大众思想家，由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变为“媒介知识分子”（media intellectual）。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倾向于在书斋里，以个人化的阅读与写作影响相对固定的受众的话，那么媒介知识分子则越来越将兴趣转移到大众传播媒介上，通过媒体的力量影响到更为广泛的受众。
尽管媒介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固守高地，但是他们降低姿态，放下身段，愿意而且能够通过媒体缩略、简化和聚焦其看法，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碎片化、跨界化、浅白地传播给大众。他们不仅有化繁为简的能力，而且在表达方式上有强烈的服务意识。他们并不满足于只生产思想，而是思考如何更好地普及与传播思想。在生产与传播过程中，他们把所有复杂的事务交给自己来运营，目的是给公众提供一个简单便捷的思想服务。
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由于法国文化媒体的繁荣，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媒体，直接与民众对话。为了积极介入政治，萨特将自己的注意力聚焦在时间越来越短的电台访谈、电视辩论和宣言演讲上，他以时事评论家的方式发挥着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功能。他也越来越关注媒介产品的生产、发行及销售环节，甚至读者对新版袖珍书的接受程度也被充分考虑。人们已不仅仅在书本上读到萨特，而是在各种媒体上看到萨特。他已不在意自己由“光荣的先知”纡尊为“专家”（intellectual specialist）[41]，成为游走于书斋与媒体之间的“思想运营商”，既写学术文章，也是文化刊物的撰稿者或活跃的媒介人物。他不断高声地吆喝呐喊，只是为了吸引更多民众的注意。
（三）媒体技术与萨特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更新
萨特与各种传播媒体的广泛合作，办报纸、出刊物、拍电影、上电视和做广播节目，标志着“一种产业化文学” （de la litterature industrielle）的兴起。这种新的大众化文学生产不仅改变了文学传播的实质，也改变了作者、读者和知识分子在文学乃至社会中的关系与作用。最终，“一旦变革被认可，并且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那么，它将引导他们跨入大众传播方式的新纪元”。[42]
书籍不再是文学唯一和主要的传播方式，新型的大众文学的出现预示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各个组成部分将广泛地冲破界限，以使这类叙事手法适应近代传媒手段，如广播、电影和电视等。萨特也很快接受了这种实用理论。在观察当时思想的生产与传播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后，比如印刷和无线电技术（广播、电视）， 他便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通过多年的努力，他由一个成功的作家逐渐成为知名的媒体人物，最终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环球人物。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通过媒体传遍世界，并最终改变了这个世界。
基于当时法国政府对广播电视媒体的垄断，萨特采取了独特的方式对付这种“专制式”的传播体制。他占领或控制某些媒体平台，以舆论领袖或“预言家”式的角色对抗统治集团的各种指令，并力求给予大众以舆论导向和指引。萨特凭借各种媒体与他人进行充分的、高频次的互动，他和广大公众的交往赋予了他控制舆论的真正力量。这种“家长式”[43]的传播方式用集团的立场去表达民主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法国政府对媒体的统治权，但也容易使广大民众拜倒在一个强大且深入人心的舆论领袖的影响力之下。正是民众需要这样的精神指引来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作者有充当神师角色的感觉，诗人则有时觉得自己具有先知的声音。读者大众对作家的指望远远超出对‘文学’的指望：他们希望从他那儿得到一种伦理，一种政治，一种哲学”[44]萨特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指点迷津，希望用自己的光芒帮助人们看到前途，照亮黑暗。而“产业化文学”中的“一部分人瞄准了最易受异化影响的公众，这里指的是广大民众，他们的独立意识自然是最成问题的”[45]。在某种程度上，萨特和他的媒体帝国又成为一种致幻剂，将读者引入一致化和同一化的虚幻世界，并麻痹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积极求索精神。这也是萨特所忧虑的。
[1][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2][美]弗雷德里刻·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3]杜小真：《萨特引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0页。
[4][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方法问题》，徐懋庸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0页。
[5]王克千、樊莘森：《存在主义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6][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版，第32页。
[7]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106-107页。
[8]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9][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0]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
[11]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12]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257页。
[13]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251页。
[14]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268-269页。
[15][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85-386页。
[16][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33-634页。
[17][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34页。
[18][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99-400页。
[19][美]丹图：《萨特》，安延明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20]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21]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22]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23]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24]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25]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26][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68页。
[27][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28][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9-300页。
[29]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
[30]Jean-Paul Sartre,What Is Literature?Bernard Frechtman Translated,New York.Philosoph ical Library, 1949, pp.76, 82.
[31]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154页。
[32]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33]Jean-Paul Sartre,“Présentation Des Temps Modernes”,Situations,II,Gallimard,1975,p.12.文章所引外文文献，如未注明中文译者，皆为笔者所译。
[34]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1920）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报告文学著作。——作者注。
[35]匈牙利裔英籍作家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的回忆录。他关注政治和哲学问题，著有《正午的黑暗》（1941）等书。——作者注。
[36]Jean-Paul Sartre,“Présentation Des Temps Modernes”,Situations,Ⅱ,Gallimard,1975,p.30.
[37]Jean-Paul Sartre,“Présentation Des Temps Modernes”,Situations,Ⅱ,Gallimard,1975,p.28.
[38][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9页。
[39]Michael Scriven,Sartre and the Media,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p.20.
[40]沈志明、艾珉主编：《萨特文集7·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41]Jean-Paul Sartre,Présentation Des Temps Modernes,Situations,Ⅱ,Gallimard,1975,p.10.
[42][法]弗雷德里克·巴尔比耶、卡特琳娜·贝尔托·拉维尼尔：《法国传媒史——从狄德罗到因特网》，施婉丽、徐艳、俞佳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43][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页。
[44]贝尔沙尼：《法国现代文学史》，孙垣、肖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45][法]弗雷德里克·巴尔比耶、卡特琳娜·贝尔托·拉维尼尔：《法国传媒史——从狄德罗到因特网》，施婉丽、徐艳、俞佳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