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衡派与中国语境下的“人文主义”

据章可考察，在中国，Human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901年出版的《欧罗巴通史》[75]。该书是由徐有成等人根据日人箕作元八和峰岸米造合撰的《西洋史纲》翻译。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初，日本是国人获取西学的重要媒介，大批士人通过翻译日文西学书籍了解西方。此阶段，Humanism大致有两类译名：音译词和意译词。意译词也分为两类：“‘古文学派’之类的译名表明humanism从事古典语文研究的特征，而‘人道派’则指示了该学派与人性、世俗性的联系。”[76]至于“人文主义”的意译词，据钟少华及章可的考察则最早出现于1908年新社同仁所编写的《东中大辞典》[77]。然而除了极个别的外语辞典外，“人文主义”的译名在《学衡》创刊之前的学界并不多见，“人道派”“古文学派”这两类意译词在清末民初的西洋历史著作中则最为普遍。并且此时Humanism的译名承载的乃是西方语境下的含义。尽管此时的译者使用了“古文学派”等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译名来意译Humanism，但是Humanism的意涵仍然局限于阐释西方文艺复兴运动。而较为罕见的“人文主义”译名亦不指涉中国传统儒学。回看学衡派，他们所高举的“人文主义”旗帜不仅使“人文主义”译名深深植入学界的知识谱系，还进一步拓展了人文主义的内涵——儒学被纳入了人文主义框架。

当论及“人文主义”译名在学界地位的最终确定，我们或许更应该追溯它在学衡派中诞生的历史。早在1916年，梅光迪尚在哈佛大学求学之时，他曾就Humanism的译法请教胡适：“姑译之为‘人学主义’可乎。”[78]吴宓则将其译为“人本主义”。但是无论“人学主义”，抑或“人本主义”，它们似乎都没有得到学衡派内部的一致认可，个中原因不得而知。然就两译名而言，它们的确都把握到了白璧德Humanism的理论核心——注重“人”的培养。反观“人文主义”的译名，据吴宓记载：“译为‘人文主义’。皆胡先骕君造定之译名，而众从之者也。”[79]对比“人文主义”“人学主义”“人本主义”三个译名，“人文主义”比其余二者增添了一层儒学意蕴。“人文”二字最早出于《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80]“人文”与“天文”相对，直接指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后来的学者将其与儒家伦理教化联系在一起。唐代的孔颖达如此阐释“人文”：“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81]又如宋代理学家程颐将其解释为：“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82]可见，“人文”二字即含儒家以诗书礼乐教化天下之意。董乐山认为胡先骕的译名可能与《易经》有关[83]。“众皆从之”的缘由恐怕就在于其直接点明了白璧德的Humanism与儒家思想的联系。从此，学衡派孜孜不倦地宣传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他们所昌明的儒学自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而是融入了西方人文精神的儒学。这种跨文化实践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最终确立了人文主义译名在学界的地位，还在于它完成了人文主义从单纯的西方话语到承载中西文化两层意蕴话语的转变。人文主义从此成为新时代阐释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在《学衡》创刊之年（1922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儒家文化进行新阐释。此时的他不仅深入了解了西方文艺复兴运动，而且知晓学界业已存在的人文派（Humanism）的译名，但是他并没有亮出人文派的旗帜。个中原因，笔者在此处不作分析。而在学衡派之后，另一位新儒家的代表冯友兰于1928年发表了《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一文。他通过对儒家婚丧祭礼理论的分析指出：“儒家之思想乃极人文主义的（Humanistic），积极主义的（Positivistic），并不需渺茫虚幻之假定，而一切根据于事实，此所谓中庸之道也。”[84]熟知白璧德学说的人都知晓Humanistic、Positive是其学说的关键词。虽然冯友兰在此处使用的乃是Positivistic，但Positive、Positivistic二者都可表实证之意。并且冯友兰在该文中所阐明的人文主义与白璧德的思想亦颇为契合。吴宓日记亦有不少他与冯友兰往来的记录。这些或许不足以证明冯友兰该文受到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影响，但是至少可以说明通过学衡派的宣传，人文主义确已深入人心，为新儒家所熟知、所认可。比起新儒家代表，学衡派在张扬儒家人文价值方面有更为主动积极的意识。此后的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孜孜以求儒学的人文价值，正可以看作学衡派人文主义的一个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