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朝科学的研究视角

不同时期、不同文明的科学，其地位、形态、作用都有所不同。最早诞生人类文明的非洲，盛极一时之后就衰落了。而美洲直到近代时期，才被“发现”而融入世界历史中。所以，古代世界长期就是欧亚大陆的世界。在俄罗斯文明崛起以前，欧亚大陆的主体文明，就是欧洲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华文明。前两者围绕地中海展开，后者独处于东亚大陆。古代的亚欧世界，于是呈现出一种“天平结构”，东西两端分别是东亚世界与地中海世界，

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Tschina”（这是“中国”两字的读音）。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7]

而连接它们的是亚欧走廊。古代世界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天平结构中，东、西各自发展，双向交流，最终一体化，走向近代世界的辽阔天空。

东方世界、西方世界的内在差异，一点儿都不比它们之间的距离小。东方、西方虽然都有蔚蓝色的海域，但在东方，却有广阔而平坦的东亚大陆，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提供的灌溉网络，太平洋暖湿气流带来的丰富降水，使中华文明长期开辟出古代世界最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形成了疆域广阔、族群众多、文化多元的王朝国家，保持了文明的长期延续与不断发展，建立起“中华亚洲秩序”。周边政权只能在政治上接受藩属国的角色，在经济上通过朝贡贸易进入中华经济圈，在文化上长期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简而言之，古代的东亚世界，长期保持了一体多元的历史格局。但古代中国并非没有危险，内部也不是没有隐患，生态、经济、族群与内地差别很大的边疆地区，培植出经济虽然落后但武力强悍的边疆族群，尤其是北方族群。如何在保障农业经济的同时，抵御住北方族群的威胁，是中原王朝考虑的核心问题。另外，虽然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由于航海技术的长期落后，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扬起的不是异域的希冀，而是陌生的恐惧——虽然先人们的探索脚步从未终止。所以，古代中国一直都是面向西北陆地的内向文明。

与之不同，西方世界围绕着地中海，先后兴起多种文明，多点开花，异彩纷呈，长期保持了多元均势的局面。居于北非的埃及，虽然有尼罗河定期泛滥带来的天然沃土，但在带来“尼罗河的赠礼”的同时，也把埃及文明封闭在沙漠之中，使它逐渐停下发展的脚步。而地形破碎的西欧、降水量少的东欧、沙漠遍布的阿拉伯半岛，资源都相对匮乏，使大型政权的存在面临着巨大挑战，王朝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必须借助于跨越地中海向其他地区掠夺人口和资源。所以，古代的西方世界，长期呈现政权林立、竞争残酷、战争连绵的地缘格局。困苦的人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宗教之上。多元的国际环境，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空间。于是我们看到，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并长期笼罩着这个地区。为了获取资源，古代西方的各种文明，不断跨越地中海，向异域进发，从而塑造出外向的海洋文明。

如此不同的地缘政治和文明特征，也促使东西方世界的科学呈现分途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古代的王朝科学，既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培育出的近代科学，也不同于古代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科学，构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模式。有鉴于此，有必要界定出“王朝科学”的独特概念，并构建起“王朝科学”的理论框架与解释体系。

中国古代的王朝科学，与地中海世界的科学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根本差异。相似之处是科学都长期与政权合作，也具有实用性；差异之处是当地中海世界的科学家不想与政权合作时，他可以离开原来的政权，到周边的政权去。因此，独立性是地中海科学尤其是欧洲科学的最大特征，逐渐培育出不以政权意志为转移，完全依托于学术共同体的科学体系。这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内在源泉。而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也不断培育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但却努力将其嵌入政权体系之中，所以无法产生独立的科学体系。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古代努力发挥技术在发展经济、管理社会、军事作战等领域的作用，促成了技术极其发达的局面，实用性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最大特征。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未遭遇西方实质性的挑战，整体的社会变革也就一直未曾发生，科学革命相应无法开展，近代科学也就无法在中国产生。这便是中国古代“王朝科学”的基本内涵。

1904年，马克斯·韦伯指出：“对于科学真理的价值的信念是某种文化的产物而不是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8]可见，科学虽然是具有自身内在发展逻辑的相对独立的理性活动，但仍然依赖于不同时期、不同文明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取向的培育与引导。在历史上，对于不同文明的科学形态，知识分子们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评析。20世纪，伴随科学史的兴起，科学史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内在、外在的不同视角，对研究路径进行了二元发展：将揭示科学按照内在发展逻辑，朝向真理发展的内因研究，界定为“内史”（Internal History）；将揭示科学在外在环境即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宗教等因素影响下，速度与方向发生变化的外因研究，界定为“外史”（External History）。内史与外史从而共同构成了考察科学发展历程的研究路径。

从身处科学革命之中的培根开始，西方思想家审视科学的角度虽然深受各自思想体系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内外史的不同分野，但基本都对另一视角有所吸收，并未截然分途。这种综合视野也影响到了科学史的开创者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在20世纪20年代，他倡导将科学史融入文明史，创建独立的科学史学科，开展“整体科学史”的研究。但萨顿的这种研究理念由于较为宽泛，并未形塑出后来职业科学史家的研究规范，反而是他的弟子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通过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科学社会史”，开辟出专业性的外史研究路径。俄裔法国哲学家、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在20世纪50年代开辟出专业性的内史研究路径。[9]两种视角下的科学史研究，长期互相攻讦。相对于外史对内史在一定程度上的尊敬与吸收，内史则长期坚守科学具有外在于其他社会因素的独立性、不容渗透性。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世的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的证伪理论，也是内史观念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反映。伴随科学与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大科学”研究致力于解决各种现实问题，人们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愈来愈关注，外史路径逐渐强势崛起。这反映到科学哲学领域，就是科学历史主义的崛起，尤其60年代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提出“范式”理论，将科学进步从波普尔的理论超越，外化为科学共同体的意志决定。伴随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的广泛影响，外史研究路径的强势地位已不可撼动。爱丁堡学派发展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进一步将科学知识归结为社会影响的结果，从而彻底用外史吞并了内史。

与古代世界的其他文明一样，中国古代的科学与其他众多学科都是杂糅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相应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时，应将其置于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中。不仅如此，相对于其他文明，中国古代长期保持了稳定而发达的王朝国家形态，王朝国家对科学的影响尤其普遍而深入，相对于其他文明并不独立与成型的科学共同体，中国古代更不存在独立与成型的科学共同体，而是被国家力量完全辐射与覆盖。相应，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也应置于整体社会背景之下。

总之，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应从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整体社会背景出发，揭示王朝国家形态下，科学发展的逻辑取向、思想观念与社会影响，从而总结中国古代王朝科学的发展道路，并将之与地中海世界的科学道路相对比，揭示中国古代王朝科学的历史特征，从而将之作为审视中国古代发展道路、历史特征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