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与先发的西方国家的近代政治发展不同。如果说西欧等先发的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是在基于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建构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那么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则是在多民族存在巨大差异下开始现代发展进程的。在这种背景下，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所面对的基础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有着各种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族群，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是建立“国家-民族”，而不是像西欧那样的“民族-国家”。因而国族国家也就成为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发展的内容就是如何将个人和不同的群体组织起来，纳入一个政治秩序中。因此，政治发展不是公民个人的发展，而首先是集体和权威的发展。通过集体和权威的力量将个体组织起来，以实现国家的进步。按照这样一逻辑，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不是基于个人或公民来组织国家，而是基于整体的需要来组织国家，吸收和包容多元的个体需求。不过，由于各国具体状况不同，而各有侧重。
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又是在东西方文明的接触、碰撞和交流中的政治发展。与世界上的其他多民族国家比较，由于东方文化和东亚价值的作用和影响，东南亚国家较早就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与文化的历史。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有新的文化和宗教加入进来，从而形成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交流与共存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共存中，东南亚的诸多国家在历史上也形成了不同的王朝、王国和苏丹国家。这些古代国家通过一定的政权力量培育了各自的文化认同和核心活动领域。因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是在有着一定的文化和文化基础上的政治发展。近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绝大多数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但外来的文化它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步地产生了现代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在内外多元因素的影响下，东南亚各国也经历了政治上的变革，但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根基，依然使这些国家保持了自身文化上的定力，使其在外部冲击下并未发生“巴尔干”现象。相反，在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作用下，尤其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作用下，这些国家通过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和适应力而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发展。
东南亚国家从独立时期开始就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构成了这些国家的普遍状况。与西欧和北美等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不同，如果说欧美国家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时，国内的民主、法治、社会一体化、工业水平、国家福利水平都已拥有相当基础，而在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先于国家独立前就已经存在，并历史久远。独立后，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法治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一体化程度等基础尚不稳定。由此决定了东南亚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一直受到国内高度异质性状况的限制。因此，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和中心性，通过政权的优势维护稳定和发展经济一直是重要任务。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15ZDA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常士訚，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其宝，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3]参见张蕴岭主编《简明东亚百科全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3页。书中作者列举了10个国家：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4]参见戴维·莱文森《世界各国的族群》，葛公尚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376、465页。
[5]Will Kymlicka，and Baogang He，Multiculturalism in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8
[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第303页。
[7]〔英〕米歇尔·E.布朗、〔法〕苏米特·甘古力编《亚太地区的政府政策和民族关系》，张红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第177页。
[8]〔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第307页。
[9]Robert W.Hefner，ed.，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Pl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Singapore and Indonesi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p.28.
[10]转引自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2003，第54页。
[11]参见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2003，第54页。
[12]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2003，第54页。
[13]〔英〕亚力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315页。
[14]〔英〕亚力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368页。
[15]龚洁群：《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359页。
[16]〔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5年8月31日。转引自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2003，第134页。
[17]周方治：《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权力集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00页。
[18]张红云：《东南亚神王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2页。
[19]转引自〔英〕彼得·丹尼尔斯等《人文地理学导论》，邹劲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664页。
[20]〔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译，华夏出版社，1988，第302页。
[21]中国学者房宁曾用“对冲机制”概念，认为所谓的对冲就是权利的对公民的开放和“权力”的封闭，即精英政治（见房宁《亚洲政治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71页）。实际上，在亚洲比较有代表性的威权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威权政治下，也在进行着有一定限度的或受到控制的民主。如新加坡的半民主，马来西亚的种族性的半民主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有领导的民主”或“有秩序的民主”。
[22]〔加拿大〕贝淡宁：《超越自由民主》，李万全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175页。
[23]〔新加坡〕吴元良：《新加坡良治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204页。
[24]〔加拿大〕贝淡宁：《超越自由民主》，李万全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177页。
[25]建国五原则也就是潘查希拉，即建国五项基本原则。1945年由苏加诺提出，其内容为：“（1）民族主义；（2）国际主义（或人道主义）；（3）协商一致（或民主）；（4）社会繁荣；（5）神道。1945年的宪法最终确立‘潘查希拉’的排序为信仰神道；正义和文明的人道；印尼的统一；协商一致的民主；社会正义。”参见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2003，第239页。
[26]Benjamin Relilly，Democracy and Diversity：Political Engneering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65.
[27]Benjamin Relilly，Democracy and Diversity：Political Engneering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32.
[28]Benjamin Relilly，Democracy and Diversity：Political Engneering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46.
[29]Benjamin Relilly，Democracy and Diversity：Political Engneering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47.
[30]Benjamin Relilly，Democracy and Diversity：Political Engneering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47.
[31]〔澳大利亚〕约翰·芬斯顿：《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张锡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28页。
[32]张蕴岭等主编《简明东亚百科全书》（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351页。
[33]张蕴岭等主编《简明东亚百科全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34页。
[34]〔英〕戴维·米勒、波洛丹诺编，邓正来主编《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等组织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254页。
[35]参见〔加拿大〕威尔·金利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90页。
[36]领土联邦制是一种国家分散权力的方法，它以领土为依据划分行政区域，而不是以民族为单位。领土联邦制典型为美国。参见〔加拿大〕威尔·金利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99页。
[37] 〔加拿大〕威尔·金利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95页。
[38]是指在边界划分和权力分配上反映了少数民族群体需要和期望的联邦制。〔加拿大〕威尔·金利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100页。这种联邦制度的典型为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南亚的印度等国家。
[39]混合联邦制（hybrid federalism）涉及特定的混合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中央和国家中的主要部分保留在一个单一的体系中，同时，只有一个或两个边缘地区或单位下放或提供给了地区自治地位。参见Baogang He，Federalism in Asia，Cheltenham，UK，Edward Elgar，2007，pp.13-18。
[40]Baogang He，Federalism in Asia，Cheltenham，UK，Edward Elgar，2007，p.124.
[41]Baogang He，Federalism in Asia，Cheltenham，UK，Edward Elgar，2007，p.26.
[42]〔马来西亚〕林水（木豪）等：《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第106～108页。
[43]〔英〕罗德·黑格等：《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张小劲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34页。
[44]〔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4年11月19日。
[45]〔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5年8月31日。
[46]Douglas E.Ramage，Politics in Indonisia：Democracy，Islan and the Ideology of Tolerance，Routledge，1995，p.45.
[47]参见张洁《民族分离与国家认同：关于印尼亚齐问题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74页。
[48]〔加拿大〕查里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见旺辉《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291页。
[49]库卡塔斯主张：国家只是一个“仲裁者”，“其目的仅仅在于提供秩序而使人们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参见常士訚主编《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第439页。
[50]〔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99页。
[51]许心礼：《新加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第8页。
[52]《泰首相担心印尼局势不稳定》，〔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5月11日，转引自张洁《民族分离与国家认同：关于印尼亚气民族问题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04页。
[53]Ian Marsh ed.，Democratisation，Governance and Regionalism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A Comparative Study，Routledge，2006，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