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中国，每年 5 月中下旬，淮河南岸往北，铺满大地的麦子渐次成熟，直到 9 月下旬，内蒙古大青山以北的腹心地带，人们渐次嗅闻着裹挟了浓烈麦香的尘土气息，将几个月的盼望收回家中，这就是华北的麦收季节。
刈割、捆扎、拉运、晾晒、碾场、扎垛、扬场、装袋、入瓮，这一连串劳作是流传千年的传统麦收程序，然而，谁也没有料到，20 世纪 90 年代，短短几年时间，这个“颠扑不破”的程序竟然被一个巨大的铁器掀翻了。那般繁杂，那般劳累，以至于农人需要花费近一个月时间才能扛过去的麦收时节，如今，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都终结了。以往，全家男女老少倾巢出动，甚至还得一些帮手，吃在田头，歇在草丛；可现在，一个花甲老人骑个电动三轮车，一眨眼，麦子就送进收购站，拿到手里的要么是钞票，要么是面粉。如果地球停止摆动，大地瞬间驻足初夏，麦子一眨眼全都成熟，一棵棵摇头晃脑，舒展胸膛，叫唤着：快来，快来，割吧，割吧。我相信，那些巨大的、可怕的铁家伙一夜之间就能将华北大地剃成锃亮的秃头！
曾经，有位作家回忆麦子的割法，发出这样的慨叹：“麦子是上天对庄稼人勤劳的赏赐，割麦则是对庄稼人的惩罚。一分辛劳一分收获，用在收割麦子上最合适，过程却是个炼狱，从那里走出来，不可能得到精神升华，只能让人实实在在地脱一层皮，像死过一回，过后，更加像个农民。第二年麦收季节，再做同样的事，再脱皮，再死一回，一生循环往复。”
我也是农村出身，在麦田里厮混多年，却从来不曾这样思考麦收，更不曾用这样的口气评价庄稼人。谁都曾是庄稼人，庄稼人就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辈先人，纵然艰辛备至，苦痛劳作，谁又能否认，人类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正是有赖于这种生死般、炼狱式的刨食方式。我们生当如此。生存即有艰辛，你可以摆脱肉体的折磨，可你未必能解除精神的苦痛和烦恼。肉体的苦痛可以修复，精神的折磨往往痛苦一生。
对于农民，我有无法割舍的偏爱，更有难以自弃的怀恋。我宁愿把自己的心存放在麦田里，与灼热的阳光抗衡，与成排的麦苗共生共死，与麦田里蹦跳的蟋蟀、蚂蚱一起仓皇舞蹈，与脚下干燥龟裂的土地浑然一体，蒸腾起生命的缕缕气息。或许那一刻，疲惫困顿，生不如死，但我从来不曾轻视嫌弃，因为麦子，连同麦收的苦痛都与父母先人代代相融，早已变成一个族群亘古难变的血脉，在我的血管里奔涌流淌，无法剥离。麦收，只要回味那一个个片段，我的脑海里都充盈着咀嚼、缠绵乃至火辣辣的麦香。
每年麦收，我都吩咐父母，到时打个电话，我一定回来搭把手。可是每次回来，麦子早都已经晾晒在平房上了。母亲说，收割机一来，挨家挨户就过去了。这些年，收割我家麦子的都是本村的收割机——那个巨大的、可怕的铁家伙。绿色抑或红色，摇晃着高大的身躯，轰鸣着，好莱坞大片里的巨兽一般挪进麦田，瞬间吼叫起来，屁股后头喷撒着麦秸碎屑，铺天盖地扬起污浊厚实的尘土，仿佛要碾压整个世界。所经之处，原本金黄美丽、整齐儒雅的麦子陡然消失，土地瞬间光秃秃的，仿若女人的秀发，一剪子下去，叫你心生一丝憾意和留恋，竟然一时难以接受。真想扑趴在大地深处，搂着齐刷刷的麦茬号啕大哭。
卸下麦子，收割机远远地走了，在别家的麦田里嘶吼，吞云吐雾，耀武扬威。一家人围着温热的麦子，一只只手插进麦堆，推过来，抹过去，抓一把，看，尽量凑近自己的眼睛。麦粒在手心里蠕动，然后静止，饱满的粒，像一只只吹圆肚皮的青蛙“哇哇”叫唤。
“真好，成足了！”
每个人都感叹着，应和着。扔了麦粒，女人张开口袋，男人拿起簸箕，“嚓、嚓、嚓”麻利地装起来。
后来，那个铁家伙到哪里去了？
当然是到别处割麦了。可是，如果，仅仅是那个铁家伙也就罢了，关键是那里面坐着一个人。那个驾驶员，他会变成机器的一部分，就那样一家一家地割，把眼前的，我们看到的、看不到的、想象不到的地方的麦子连续不断、永不止息地割下去。他们何时停歇？在何处停歇？在哪里吃饭？吃什么？几时吃？在哪里睡觉？几时睡？据我所知，我们村的收割机每年都去河南割麦，然后，一路循着麦色返回老家，再又踏着季节的脚步，远走他乡。很多次，我想给自己一个答案，但是没有。
陕西有一个摄影家侯登科，拍摄了大量关于麦客的纪实作品。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个汉子，在澄澈的天空下，汗水淋淋。平头，敞了衣襟，手里的镰刀有力地勾起一捆麦子，左胳臂撩起，在空中弯曲，既是寻找平衡，又在蕴积能量。他那低头、抬腿、歪身的瞬间总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似乎他就是我的邻居亲朋，就是那些祖祖辈辈忙碌在任何一处麦田里的农家男人，形貌各异，形态划一。那些走村串乡的传统割麦人在中国西部被称作“麦客”，但收割机的出现抢了他们的饭碗，也将农民的镰刀逼到墙角旮旯蒙尘生锈，有人将这个铁家伙收割机称为“铁麦客”。侯登科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传统麦客的生存状态，感受到了传统麦客的艰苦无奈、坚韧情怀。那么，铁麦客，又是怎样一幅图景？难道仅仅就是屁股冒烟、尘土飞扬、扯着嗓子毫无顾忌地嘶吼？
我的本家叔叔海科就是一名收割机驾驶员。我很多年读书求学，然后参加工作，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他。一次次，想要了解他们这个群体的念头偶尔泛起，却又很快消失。2016年，父亲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我将父母接到城里生活，似乎离村庄更远了一步。翌年春节，大年初一，满城的鞭炮声渐趋消散。按照惯例，我要回村里给几个老辈族亲拜年。往年回去，也到过海科叔叔家，可是，他也同样走亲串友了。那天，怀揣心思，脚下有几分踌躇，外面的楼梯上咣咣咚咚一片脚步声，进来一大群人，正是海科叔兄弟四个，外带一堆儿孙，他们是来给我年迈的父母拜年的。现如今，在我们这一支贾氏族群里，我的父亲在他们那一辈儿算是年纪较大的。我们这个家族历史久远，根据家谱，光绪三四年，即 1877~1878 年间，山西大旱，谷麦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我们家族第十二代十四个男丁仅存两人，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就死去三人。第十二代仅存的两个人依靠什么存活下来，无法得知，可就是他们，苟延残喘着，才使我们贾氏门庭繁衍光大，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十六代了。
寒暄，落座，倒茶，问候，一连串的亲热浓缩了一年的惦念。问工作，问生活，问孩子，问学习，笑，闹，吵，还有短暂的沉默。我把话题引向收麦。海科叔说，年纪大了，自己早就不去了，现在两个儿子都开收割机，老大贾高峰，小名单字峰，三十多岁；老二贾永峰，小名二娃。一介绍，旁边的两个儿子就笑起来。按说，我们是一个辈分，应该经常互动联络，可城市与乡村、农民和职员似乎存在天然的隔阂。此刻，被过年的喜庆激荡着，每个人都在传递亲情，但心里的那点儿生分却难以掩饰。好在，不出五服就是亲人，我和高峰正好是第五代。想到他驾驶收割机，心里忽然产生跟他一起割麦的想法。可我知道，收割机驾驶室很是局促狭窄，能不能加我一个人，人家嫌不嫌我累赘？妨不妨碍他们干活？这样想着，说话就有些谨慎。试探着问：能坐几个人？回说两个，三个也能坐下。我说：明年我跟上你们，看看你们怎么干活。海科叔哈哈大笑，说：可艰苦哩，你能受得了？我说：你们能受，我就能受。海科叔说：那行。我问：怎么个艰苦？峰说：你出去就看见了，陕西的、河北的，都有，到了晚上，加油站里外地上，睡的全是人。
就在地上睡？
对，一片一片的。
真的？我想起了侯登科的摄影作品：无数麦客在火车站席地而卧；不计其数的麦客扒着火车穿越铁路隧道……
海科叔说：到时候叫上你。话毕，哈哈大笑，那笑，很是爽朗，是痛快的答应，又是笑话我竟然能开出这样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