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9]。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发展状况为依据，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0]

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科技水平极其低下，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人对人存在着依赖关系，“其历史内涵主要包括‘自然化’的需要、‘原始丰富’的活动、‘依附’的社会关系和‘缺失’的个性等”[11]。在这个形态中，人被异化了，一部分人沦为“会说话的工具”。

在“第二大形态”中，科技有了巨大进步，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为人从自然力量的束缚下获得解放提供了物质条件。科技在生产中的运用，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从而人的自由发展获得必要的时间保障，因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3]。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资产阶级人权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思想的解放使得资产阶级谋求政治上的解放，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其政治解放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14]，过去的人身关系的束缚者转变为现在的契约关系的自由人，获得自主人格，具有独立性。

然而，第二大形态中的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和人之间形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盛行。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独立性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15]。不仅如此，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还导致严重的异化问题。马克思指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人对自身的肯定，但在“第二大形态”中，“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16]，一无所有的工人只有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样，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成为异化劳动。[17]异化劳动导致人的全面异化，“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18]。可见，人的发展不能停留于第二大形态，必须进一步向前推进。

在“第三个阶段”，人的异化得到克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得到实现，“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19]。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人的解放是同一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过程[20]。所谓必然王国，是指人们受着盲目必然性的支配，特别是受着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关系的奴役这样一种社会状态；所谓自由王国，是指人们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奴役而成为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主人、同时也成为自身的主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以理性思维为必要条件，只有通过理性思维，人才能认识和把握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规律并根据规律去进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社会实践。对此，恩格斯有过下列论断：“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