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当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4.4.1　应当扩大合作博弈的应用范围

从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经济体系的社会分工也已经细化到产品内分工，一个产品往往是众多企业合作完成的，而这些企业又分布在全球，隶属不同的国家和企业。分工越细，同一价值链上的合作要求就越高。非合作博弈偏重于企业间的竞争，很难从分析框架上解释同一价值链上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间的利益分配。仅仅用非合作博弈分析价值链、产品链，解释力就显得不足。

而合作博弈在分析产业链上下游合作问题时，比非合作博弈更贴近实际。格罗斯曼—哈特—莫尔模型（简称GHM模型）（Grossman-Hart, 1986; Hart and Moore, 2004, 2005），已经使用谈判解研究了同一价值链上市场主体在产业链中利益分配问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GHM模型中也涉及契约不完备、交易地位改变、要挟等经济现象。2012年，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分别从经验和数理方面研究资源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为经济全球化和价值链上的产业合作研究再次贡献了新方法论。产业链上各主体以合作为前提，能够减少过剩产能，提高经济总体发展质量。所以，合作博弈理论的普及，将使产业组织理论迎来新一轮的发展，也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高层次开放战略中的国际合作提供方法论支撑。

4.4.2　应当将资产专用性问题引入分析框架

虽然新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蔓延，但是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依然是国家的经济基础。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工业体系中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分工使机器设备的专用性也日益加强。由此资产的专用性特征导致的沉没成本，对产业进入与退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影响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从资产专用性理论的应用看，目前主要是用来分析由资产专用性引致的交易费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以及对纵向一体化的解释（奥利弗·威廉姆森，1985）。虽然法雷尔和谢皮罗(14)在1988年的论文中证明了资产的专用性本身将影响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但是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的研究较少。面对当前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抑制新一轮产能过剩的任务，将资产专用性引入基础模型的研究，是我国产业组织理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使命。

4.4.3　应当加快产业网络效应理论的研究

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同一产业链的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紧密与复杂，个别环节的不协调会降低其他生产环节的效率。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业态、新模式的特征之一，就是产业间关系的重点由获得分工效率转为获得产业融合效率。特别是网络正反馈效应中的报酬递增现象越来越普遍，以边际报酬递减或不变为基本假设的经济学理论的适应性减弱。而迄今为止，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内容依然是研究同类企业间的关系。这就要求理论界加快分工网络和信息化网络条件下的产业组织研究，特别是要加快平台企业性质与结构的研究，积极探索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经济条件下的规律。只有与实践相符合的理论，才有生命力，新产业组织力量才能获得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