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那拉氏皇后死亡风波揭秘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七月十四日未刻，被废的那拉氏皇后离开了这个充满争斗与肮脏的世界，终年四十八岁。她死的时候，乾隆正带领众皇子以及侍卫兵丁、大臣在木兰围猎，并召见蒙古王公，显示大清王朝的兵威与“圣德”。

七月十五日，乾隆得到那拉氏去世的消息，他略加思索，决定自己不必回京，而是派那拉氏的亲生儿子永璂回京料理丧事。与此同时，他又颁发一道上谕，对丧事的规格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将帝后不睦一事正式对外公开，上谕的原文是：

“据留京办事王大臣奏：皇后于本月十四日未时薨逝。皇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洽庆之时，皇后性忽改常，于皇太后面前不能恪尽孝道，比至杭州，则举动尤乖（即违背）正理，迹类疯迷（即举动就像发疯一般），因令先程回京，在宫调摄（即调养医治），经今一载余，病势日剧，遂尔奄逝（即去世），此实皇后福分浅薄，不能仰承圣母慈眷（即不能承受皇太后的慈爱），长受朕恩礼所致。若论其行事乖张，即予以废黜，亦理所当然。朕仍存其名号，已为格外优容，但饰终典礼（即丧仪），不便复循（按照）孝贤皇后大事办理，所有丧仪，止可照皇贵妃例行（就是按皇贵妃去世规格办理丧事），交内务府大臣承办，著将此宣谕中外知之。”

这道上谕是乾隆精心设计的。

他指责那拉氏在皇太后面前不能“恪尽孝道”，有违背儒家纲常之嫌，这就把夫妻不睦的责任完全推到那拉氏身上，在此基础上，乾隆隐去自己已将那拉氏实际废除一节，又千方百计表白自己的宽宏大量：她对自己的母亲不孝，举动疯狂，自己仍不加废黜，可见自己对那拉氏是仁至义尽了，现在她去世了，按皇贵妃规格办其丧事，总没有什么不可以吧。要知道，她确实不能和孝贤皇后相提并论！

乾隆满以为这道上谕一发，天下臣民都会赞扬自己的“圣德”，绝没有为那拉氏鸣冤不平之理，然而，他却又错了。

因为乾隆当初废除那拉氏是秘而不宣的，这个时候，许多不知内情的官僚一看皇后丧仪仅以皇贵妃之礼办理，大感震惊：就算皇后生前有种种过错，但既存其名号，就是大清国的皇后，就当以后仪相葬，方符名正言顺之义，古云：事死如事生，今皇后蒙屈，为臣子者岂能不大胆进言？

几天后，御史李玉鸣于是上疏。在疏中，他撇开乾隆上谕，为那拉氏丧仪委婉相争，他说：内务府办理皇后丧仪，按照惯例，上坟满月，各衙门应该齐集致哀，现在所议定的丧仪，竟没有齐集一项，是否是因疏忽而遗漏？这实际上是要求为皇后服三年之丧。

乾隆看后，当然知道李玉鸣用心所在。

经验告诉他，如果此时不将李玉鸣严惩，臣僚进言之事定会接连不断，他这个皇帝的处境定会更加被动。于是乾隆严斥：李玉鸣之奏，真是丧心病狂。去年皇后之事，天下臣民无不周知，朕存其名号，不予废黜，已经是格外施恩了。对此，以前朕曾专门降旨，难道李玉鸣没有看见？现在，他竟援引《大清会典》条文，指责内务府考虑不周，就其本意，无非是认为照皇贵妃丧仪办理不妥，但又不敢明说，只好隐约其辞，李玉鸣的居心，真可谓险恶已极，不可不加严惩。

下令将李玉鸣革职锁拿，发往边疆伊犁。

当时，此事由跟随乾隆在木兰围猎的大学士傅恒、尹继善处理，他们指示留京办事大臣：先将去年封存内阁的处理阿永阿的谕旨拿给李玉鸣看，让他自己表态，再行发落。留京大臣立即照办，李玉鸣看了处理阿永阿的谕旨，自知大难临头，只得“理屈词穷”，低头认罪。此后，乾隆帝又将严惩李玉鸣的谕旨颁发各地，让内外臣民都能知晓，以戒来者。

乾隆关于那拉氏丧事减等办理以及惩罚李玉鸣的上谕颁布中外以后，实际上等于将他与皇后反目的事告诉了广大臣民，因其语焉不详，这就难免不引起人们的猜测、怀疑，各种谣言、传说随之不胫而走。

皇家宫闱之事，一时间，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而这正是乾隆最不愿看见的。

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平常颇不起眼的山西省高平县，竟出现了一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壮士，他名叫严，是一个候选吏目。

严家境贫寒，地位低贱，但读过一些诗书，文墨不多，却颇以忠君敬上自励。这些年来，他看到朝廷政治日趋腐败，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怨声载道，颇为大清的前途担忧：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吏治好坏关系国运盛衰，朝廷怎么就不注意此事，力加整顿呢？他认为自己地位虽然低贱，但自祖父以来，受皇朝雨露的恩泽百余载，对国家大事自当关心，力图报效。

于是他上疏朝廷，提醒朝中的大臣们革除弊政，严惩贪官，以获取百姓的信赖。

最让严感到不安的是，近几年，他经常听到乡野庶民私下议论皇上的家事，甚至谈及床笫之私，这岂不大伤国体？对死去已经十年的那拉氏，严心中颇怀怜惜之情，不管怎样，她毕竟曾是大清国的皇后，母仪天下十多年，岂能容编氓之口肆意贱辱？这都怨朝中无人，不能为皇后着想、为圣上分忧，以致帝后反目之事，竟然播及乡野。

撇开官风败坏不谈，单单为皇后之事，他认为应该自告奋勇，为皇上出出主意，挽回影响，不给匹夫匹妇留下闲谈的口实。也许，到时皇上还会看中自己的才学，委以重任，到时衣锦还乡，该有多么荣耀富贵！

想到这里，严不禁飘飘然，赶紧写好禀纸一张，奏折一件，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那拉氏去世十年之余），投到大学士舒赫德府中，希望他能将自己的一片忠君之忱转告皇上。

严的奏折主要包括两个内容：

（一）是指斥时弊，要求朝廷整刷吏治。他说：当今，政风败坏已极，“贪官作福，谋利害民”，而普通百姓却度日维艰，甚至被贪官们弄得“倾家荡产”。居今之世，百姓“无故受责”者有之；因官府滥逞淫威，“受惊成疾”者有之；因官府滥施酷刑，“官刑处死”者亦有之。为此，朝廷有必要体会上苍好生之心，感念皇上宽仁之德，清理吏治，出民于水火。

（二）是为乾隆之家事出主意。有鉴庶民之口议及宫闱，而其中多有对皇帝、皇后不利之言，严于是编造了一个十分“悲壮”的爱情故事，他说“那皇后（即那拉氏）贤美节烈，多蒙宠爱，见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触轻生。”

这段话的大意是：已故皇后那拉氏贤惠美丽，性情刚烈，平时颇受皇上宠幸。现在见皇上年过半百，国务繁重，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宠幸不衰，恐怕有损圣上龙体，所以以头触柱身亡。

这个瞎编的皇后故事显然荒诞无稽，不值一驳，也证明严是一个十分“蹩脚的小说家”。

他的本意是想说乾隆与那拉氏夫妻两人相亲相爱，那拉氏并没有什么“疯迷”之事、“尤乖正理”之举，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弄巧成拙，就把乾隆描写成了一个贪淫好色、纵欲无度之徒。

所以乾隆一看此奏，便恼怒异常。本来，他对百姓议论国事就极为反感，现在严竟敢为已故皇后翻案，信口胡编，乾隆岂能轻易饶恕？他斥责严“敢于污蔑朕躬”，所言“实堪发指”，并责问道：“严不过是一个草野贱民，怎么会知道宫闱之事，怎么会知道有那拉氏之姓？令彻底清查。”严没想到自己一番忠君亲上之心，竟成大逆不道之罪，在狱中饱受刑讯，备尝皮肉之苦，只得苦苦称冤，然而谁敢理会？后来，乾隆下令将其处死，因其父母、妻子早已死亡，所以未加株连。

然而，两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件让乾隆颇为不快的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七月，乾隆东巡盛京（沈阳），九月回銮。途中，锦县生员金从善在御道旁边跪进呈词，要求乾隆建储立后，纳谏施德，这实际上是批评乾隆对后妃以及诸皇子的态度，责其不纳忠言，为政缺仁寡义，对其基本为政方针提出不同看法。

论及那拉氏，金从善尤敢直言，竟要求乾隆下“罪己之诏”，公开承认夫妻不睦，责在自己。乾隆一看此言，气得手摇头颤，他为自己辩解说：“那拉氏当上皇后以后，自获罪孽，朕仍然优容如故。后来，她竟自行剪发，这本是国家风俗最为忌讳的，她都悍然不顾。然而，朕仍曲加包容，不予废斥，后来因病去世，只令丧仪略为减等，并没有明颁谕旨，予以废黜，朕处理此事，可谓仁至义尽。何况那拉氏之册立为后，只是循序而进，并因朕与她感情深挚，或爱其姿色，后来她自己获罪，更不是因年老色衰而疏远，而且此后朕不再册立皇后。朕办事光明正大，上可对天对祖宗，下可对臣对民、对天下后世，又有什么地方可以批评的？金从善要朕下罪己之诏，朕有何罪而当下诏自责？”

谈到立后，乾隆说：朕已六十八岁高龄，难道还能再立皇后？而且现在妃嫔中，并没可以担当这一职位之人。如果另外选立，在朝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都是朕儿孙辈，其女更为年幼，岂能与朕匹配而获号？真是可笑之极！

说到这里，乾隆不禁想到去世已经三十年之久的富察氏，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悲戚之情，眼中充满了浑浊的泪花：“朕此一生，真正倾心的只有富察氏一个人，可是她竟中道而别，留下朕一人担承国事家事的重任，何等的艰难，何等的孤独，当年曾将结同心，而今一人黯伤神！“富察氏，你可知道，朕老了，昔日的英俊、风采全没了，体力、精力日渐衰减，有时甚至刚用完早膳，又向御厨索要早饭，事过则忘，衰老可知，可是与你在一起的情景却至今历历在目，而且愈来愈加清晰。有时，朕真想和你早点相聚，无奈这大清的统绪朕实在不能搁下，搁下即愧对列祖列宗，成了天地间的大罪人，朕此番思念之苦，你可知道？”

怀着对命运不公的惶惑与愤闷，乾隆下令将金从善以妄肆诋斥之罪斩首。在那拉氏之事爆发后的十余年中，钱汝诚被罢官，阿永阿、李玉鸣被戍边，严、金从善被处斩，此后，朝野之中，再也无人敢对乾隆的家庭生活提出半点异议。

追忆乾隆的爱情生活，应该说，他在婚姻、家庭上是不太幸运的。

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与他心心相印的孝贤皇后去世，所生爱子夭亡，对其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中年丧妻亡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人生的一大不幸。而继孝贤皇后之后，在乾隆的生活中，竟没有再出现一个他所倾心相爱的女人（对魏佳氏的感情也不能与孝贤皇后相比），竟未能重新开始和谐、美满的生活，对真挚爱情的绝望，使他进一步沉湎于物欲之中，从而导致他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但给当时处于深宫中的另一个女人——那拉氏皇后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进而发生剪发这样惊世骇俗之举，而且促成当时政治风气的转变，官僚们纷纷效法皇帝，穷奢极欲，贪污腐败公行，从而加快了大清王朝的盛衰之变。

这是不幸之后的又一不幸，在帝后们接二连三遭受不幸的时候，大批臣民因有意无意之中触怒皇帝，横遭斥处，有人甚至因此被流放、被诛戮。一时间，恐怖的阴影席卷全国，这是悲剧者制造的悲剧、不幸者带来的不幸。

一个人的悲剧成为众人的悲剧，一人的灾难扩展成为国家民族的灾难，将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人与数人的命运之上。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不幸，是传统社会必然产生的不幸。也许，现在讲述乾隆爱情悲剧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

不过，在所有这些不幸中，还存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幸运因素，这就是乾隆皇帝并没有因个人的不幸而严重影响他作为最高统治者庄严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在海宁，他勘察海塘，闻听乌什暴动，立即调兵遣将平定暴乱，并要求调查起事原因；回銮时，详细视察治河工程，不惜帑费修筑石堤，这充分说明，他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头脑还是清醒的。

有时候，他寻欢作乐、穷极奢靡，但仍不失为一位目光敏锐的英明之主，他对妃嫔缺少道义，但却颇具治国安邦的雄才。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格，使当时的清朝统治走向衰败，但并不会立即崩溃，走向没落，而是仍具有旺盛生机。

大清王朝，在世道变迁的风雨冲刷中，仍顽强地维持着，仍苦苦撑持着自己日渐衰破的宏伟大厦。这是乾隆不幸之中的万幸，也是大清王朝不幸之中的万幸，在这里，幸与不幸，是多么神奇而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和乾隆的不幸比起来，乌喇那拉氏皇后更为悲惨，只不过皇帝与皇后之间，地位悬殊，她无处诉说自己的哀怨，也无法让人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罢了。

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以及所言所行仍知之甚少，只知道她以皇后之尊，断然剪发，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能不对她的勇气产生几分钦佩之情。

生活中的那拉氏，不但自己结局凄凉，而且累及子嗣。女儿早夭；大儿子，也就是乾隆的皇十二子永璂，生于乾隆十七年，当那拉氏和乾隆关系和谐时，永璂还能得到些父爱，偶尔被乾隆夸奖几句或赏赐一些东西。然而，当乾隆夫妻反目之后，永璂也就沦为二等皇子，不但生前未得封号，死后连个追封也没有，更谈不上被赐谥号。

而当时一般皇子，只要长大成人，死后都有追封，有的还有美谥。如皇五子永琪，不但生前荣封亲王，死后还谥曰“纯”；皇六子永瑢，也从贝勒晋为郡王、亲王，死后谥曰“庄”；甚至连被乾隆斥为“不孝”的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死后也膺茂典。永璜在乾隆十五年卒，追封定亲王，谥曰“安”，永璋在乾隆二十五年卒后，追封循郡王。相比之下，永璂的结局连这两个“不孝”兄弟也不如。

他死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连个子嗣也没有，乾隆对他的死漠然处之，竟连个贝勒也不追封。只是二十多年后，嘉庆皇帝亲政（1799年），觉得其父所为实在过分，才下令追封永璂为贝勒。永璂葬于朱华山端慧皇太子园寝西侧，陵寝规模甚小，而且显得简陋，以布瓦盖顶，与富丽堂皇的太子陵反差太过鲜明。

人们常说母以子贵，可曾想到：一旦母亲失宠，也会牵及无辜的孩子？至于永璂的同母弟、皇十三子永，他生于乾隆二十年，只活了三岁，便夭亡了，那时他母亲虽已失宠，但与乾隆的关系尚未破裂，倒也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他短暂的一生。

曾做过皇后、显赫一时的那拉氏，死后竟连个单独的墓地也没有，她被从葬于纯惠贵妃的地宫之中。

纯惠皇贵妃苏佳氏，和那拉氏一样，在雍正年间即侍候乾隆，曾生下皇六子永瑢，乾隆十年（1745年）还生下皇四女，但她后来没有那拉氏上升得快，当那拉氏升为皇后时，她还只是一个贵妃，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晋为纯惠皇贵妃，然而没过几天便离开了人世。

那拉氏生前位居苏佳氏之上，死后却得借宿她的墓穴，显然是乾隆对其刻毒的贱辱，一朝得罪君王，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每当清明、冬至、忌辰等祭祀时刻，乾隆其他后妃墓前香烟缭绕，祭品如山，惟有那拉氏无从分享。

那拉氏皇后生前被剥夺册宝，失去了一个女人应有的名分，死后没有自己的墓穴，无处安生。

那拉氏皇后以其刚烈自尊的脾性，当然不愿寄人篱下，既然魂魄无归，只好将一腔哀怨、渺渺亡灵，投诸无生无灭的永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