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情感：“愤怒”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已然指出了“批判”的“主要情感是愤怒”。[5]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特殊的批判”，它也以愤怒为主要情感。面对私有的钳制和资本的管控，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与和谐都变了质，纷纷滑向了自己的反面。面对如此不堪的状况，任何有良知的理论家都不会对之缄默不言。作为有着“改变世界”抱负的批判家，马克思既对资本主义辩护士的理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又对现代社会的诸多不公和不义的情形表达了愤慨。

对“豢养的文丐”[6]的理论，马克思表达了他的“愤怒”。就重商主义来说，它出场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着商业资本家的利益。重商主义者们所讨论的话题和关注的焦点都局限在流通领域，如此便难以科学而深入地揭示价值和财富的来源。他们的理论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调，“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7]就重农主义来说，理论家们将关注点挪到了生产领域，考察问题的视角得到纠正。然而，重农主义所强调的“生产部门”一般“可以同流通、交换脱离开来单独考察，并且是不以人和人之间的交换为前提，而只以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为前提的”。[8]重农主义者可谓是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的资产阶级辩护士。就自配第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来说，它们只是一种“私经济学”[9]“辩护论的经济学”[10]和“赚钱的科学”[11]而已。在摸索“以钱生钱”门道的过程中，这些经济学家们对“当前的经济事实”进行了实证研究。虽然这样的研究确实触及并解决了很多难题，然而这种仿效自然科学研究的模式，妄图通过经验的观察和科学的实验来解析所触碰到的“纯事实”，继而将复杂的社会生产和交换关系简化为单纯数量关系。这种“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的非批判性和不彻底性也得以暴露。或言之，这些经济学家们或是无意将唯心的分析法则从其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或是有意地将一切永恒化而使理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或是寄希望于理想化的小生产者来完成其浪漫主义的经济救赎……对此，马克思是深表愤怒的，这样的理论叙说并不能真正触及问题的根本，更不可能直面问题本身并妥善解决问题。

对于不堪的社会现实，马克思也表达了愤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与“应该”的落差已达至极限。资本家及其卫道士们将他们所在的社会诩为一个由自由、平等、正义、公平和博爱所充斥的“理想国”和“伊甸园”。然而现状却非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深受资本宰制（或为资本所裹挟）的社会，资本渗透到世界的每一角落，甚至连“生命本身纯粹成为更深入的资本侵占的一种手段”。[12]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绝不是“自由人”，工人和资本家纷纷沦为资本的傀儡和附庸；物也不是“常见物”，人们所看重的只是物的交换价值而忽视其“绝对价值本身”；[13]生产亦非正常的生产，工人并非“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14]在对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角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资本家的真实面目——“狡黠诡诈的，兜售叫卖的，吹毛求疵的，坑蒙拐骗的，贪婪成性的，见钱眼开的，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背离社会和出卖社会利益的，放高利贷的，牵线撮合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的，圆滑世故的，招摇撞骗的，冷漠生硬的，制造、助长和纵容竞争、赤贫和犯罪的，破坏一切社会纽带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贪财恶棍。”[15]——得以确证；工人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的悲苦境况也得到了敞显。这种巨大落差是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本性使然。对此，马克思表示了强烈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