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邱志国是坐着砖瓦窑的“三叉戟”到公社做汇报的。
他老了,骑自行车来回太劳累,坐公共汽车赶不上钟点,很不方便,又没有上级干部乘坐四个轱辘车的条件。他只好坐带拖斗的三轮摩托车。人们逗笑话玩儿,给这种交通工具起了个威武动听的绰号。
公社机关一片忙乱而又热闹的景象。别处的党、政、军、民的机关单位,都在大办工商企业的消息,传到这偏僻地方的时候,已经晚了一大截儿。他们唯恐被丢得太远,既得闻风而动,又得雷厉风行。所以从党委书记到一般干部,都在急急忙忙,而又兴致勃勃地撺掇搞什么买卖,成立什么公司,组建什么货栈,实在没有整块时间听邱志国做巴福来发家致富全过程的汇报。邱志国长话短说,只讲个大概意思,就被打发出来了。邱志国也不愿多停留。自从那一次为了推行承包的事儿被扣在公社挨整以后这一段日子里,他在不知不觉中跟公社的领导有些疏远了。
公社书记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你怎么好久不到机关来坐坐啦?”
邱志国回答:“我忙啊!”
“是不是还跟领导系着疙瘩呀?”
“没有,没有。您看我后来的行动是系着疙瘩的样子吗?”
公社书记笑了,是一种表示理解的笑。
邱志国也笑了。这笑里所包含的内容可就复杂得多。
那三天三夜,公社的几位领导轮番跟他谈话,实际上是熬鹰式的逼迫:让他答应,立即回村拆散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在邱志国说来,不用细思细想,一听到这个词儿,就像打仗那年月听到国民党还乡团杀进村子一样可怕,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呼喊打倒走资派的口号一样让人胆战心惊,让邱志国接受公社领导的这个怪指示,不亚于让他在台湾特务的任命书上签字。他是至死也不能接受的。他咬紧牙关,拿定个主意:任凭你们使什么手段,我只能带着田家庄的人前进,决不能退倒一步!一九五四年上级来人砍农业社,一九六四年工作队轰村干部“上楼”,一九六七年造反派逼“黑帮”交代罪行,邱志国都是用这种硬碰硬顶的办法坚定了自己的立场,没有动摇分毫。其结果,高大了他的英雄形象,扎深了群众中间的根子,这回他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直到最后胜利。
那天早上,公社书记亲自端来两碗稀粥,又端来两张油饼和一碟咸菜,坐在邱志国面前那张办公桌的对面,一边吃,一边拉起闲话。
邱志国心里想,这是开场锣鼓。自从他被召到公社软禁起来之后,每换一位领导来谈话,在谈正题之前,都是这么从拉闲话开始的。他都横眉冷对,显示出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威严。当然,他对这位公社书记稍微客气点儿。不光因为公社书记是第一把手,也由于他们之间沾一点儿拐弯儿亲戚关系。他知道,凭这关系,公社书记这样做只是履行公事,不会狠狠地整他。且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等将来书记调离这个工作岗位,亲戚不能不走动,也还有见面的机会,所以不宜伤个人情面。
那天的闲谈,是从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开始的。公社书记说他最近在县里听了到外国访问的大人物回国后做的见闻报告录音。那位大人物说,外国的所有的公民,都过着现代化的幸福生活。他参观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做了个调查比较,结论是:外国的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比中国的一个副总理还高。他谈到了日本。他说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不到三十年,一跃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他谈到了台湾。他说台湾是个小小的岛子,经济比大陆繁荣发达,每年人口平均收入,比大陆上的人高好几倍。他说,好多中国人,在国内什么都干不出来,一到外国,立刻就干出大事业、成了大名人。美国就有不少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都是加入美国籍的中国人。例如,中央领导一再接见过的什么什么博士、什么什么专家,都是中国人的后代……
公社书记一边喝粥一边极随便地介绍录音内容,意外地,竟使邱志国听得津津有味。他压根儿没有听过这些见闻。他感到很开脑筋很动人。
“一人只许买一个炸油饼,我也不能特殊。”公社书记提起一张油饼,撕下三分之一的一块,丢到邱志国的粥碗里,“我支援你一块吧!”
邱志国慌忙地把那块油饼夹起来,要往公社书记的碗里放:“别价,别价,我够了!”
“又鼓着肚子说假话!”公社书记躲闪着,一语双关地说,“凭你这个大块头,也得比我能吃呀!怎么可能够了呢?啥事儿我们都得实事求是呀!不实事求可是要吃亏的。这些年,我吃不实事求是、光凭热情办事的亏太多、太惨了!”
邱志国不好意思地停住推让,把那块油饼放回自己的碗里。可是他好久没有勇气让自己张嘴咬那油饼,只是使劲儿吸着油饼周围的稀粥,发出“咝咝”的怪声音,连他自己听得都有点儿心神不安。
公社书记接着话茬儿说:“我们中国,我们大陆上,要什么有什么,资源有,劳力有,人才也不缺,就是好钢没有使在刀刃上,瞎折腾、干傻事儿。唉,回头想想,我们干了多少傻事儿呀!结果呢,老百姓跟我们受了穷,吃了苦。我们自己呢?我这叫一名管辖几万人口的领导干部,从脑袋掖在腰带上打仗干起,又干了三十多年。至今熬到啥日子过了呢?五十多岁了,出门还得骑自行车,睡觉躺硬板床,生煤球炉子,吃的是只管肚儿圆的稀粥,油饼还得按数量分份儿……当然啦,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人民服务。这三十多年,我为人民服多少务呢?我到处下命令,到处说服动员,让农民归堆儿、走集体道儿。许愿说,一集体化,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结果呢,你看看,跟着我们走的黎民百姓,跟人家打了败仗的‘小日本’比,天堂地下,悬殊得不挨边儿,连给赶到台湾小岛上的人都比不上。真让人愧得慌呀!所以中央领导带头总结经验教训。人家都承认了失误,我们这些小兵小卒还有啥资格不认账?凭啥不讲良心硬把秃脑袋说成一头珍珠翡翠呢?”
公社书记这般如此地说着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对改革的理解,把最后一口油饼嚼咽下去,把碗底儿里的稀粥也倒在嘴里,把筷子搭在碗边上,等着邱志国吃完好一起收拾走。
邱志国愣了愣神儿,忽然紧吞快喝地把公社书记掰给他的那块油饼,还有自己的粥全都吃光,用手抹着嘴唇上沾着的油渍和米粒儿,同时抽身站起,说道:“我要走啦,回田家庄去啦!”
公社书记说:“你不把思想搞通,还抱着旧观念,回去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开拓新局面?”
邱志国回答说:“我的思想搞通了。我的观念改变了。”
“你说说怎么个通法?怎么变法?”
“一时说不清楚。反正我一定听您的话,一定跟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决不再顶着干了。”
“怎么个一致法儿呢?”
“您别刨根问底儿,您看我的行动吧!”邱志国激动地说,“我不是个孬种,不比谁矮半头。我凭啥有牛奶不喝,死抱着个稀粥碗呢?如今我还没老,还有把子力气。我要把当年搞合作化、过去学大寨那股劲儿掏出来,让田家庄当个改革的先进典型!”
……
邱志国是个雄心勃勃又有实干精神和实际工作能力的老干部。他说到做到,敢作敢当。仅仅十天的时间,他就大刀阔斧地把田家庄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推行完毕,赶到全公社所有村庄的前面而成了第一名。改革工作完成了,邱志国自身的一些思想观念、工作做派也相应地跟着变化。变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他不再热衷于开会空谈。过去,如果一周时间里不被召集公社开个会,他就觉得六神无主,没着没落的。如今偶尔来公社机关坐坐,听一些空话连篇的指示,就腻烦,就觉得是浪费时间,就赶紧地往外走,回去干有实际效益的事情。
晌午前,他就坐着“三叉戟”赶回田家庄的家里。
正指挥儿媳妇儿做饭的老伴儿,笑吟吟地迎上他,拿过扫炕笤帚给他打扫一路上落在身上的尘土。
“刚才有人找我了吗?”他板着面孔问。
老伴儿赶紧回答说:“没人找,可有人来送礼品。”
“谁?”
“巴福来。带着他的儿子、儿媳妇儿。嘻嘻,真逗趣儿……”
“笑什么呀?”
“巴福来进门就让小两口儿给我磕头,还让他们管我叫三姑。把我给叫蒙了。从送走他们,我就翻过来倒过去地琢磨,怎么也琢磨不出个头绪,从哪儿排,管我叫三姑呢?巴福来拍马屁也拍得不对号码,咋不让人好笑呀!”
邱志国光听没吭声,一经琢磨,心里不由得“呼扇”一下子。他抬起胳膊肘,挡住老伴儿舞动的笤帚,不耐烦地说:“算了,算了。我得歇歇了。”
老伴儿赶紧收了笤帚,先一步进屋,又拿烟,又倒茶,随后小猫儿似的退出去,接着指挥儿媳妇儿做饭。
邱志国坐到八仙桌旁的檀香木太师椅上,抽着烟,喝着茶,回味着老伴儿说的那个“谜儿”。邱志国不用费什么心思,就猜到了谜底。这谜底勾引起他想起一桩往事,是一桩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的往事。
那是土地改革分浮财的热闹时候。郭少清的爸爸那会儿当保管,把大堆的绫罗绸缎的衣服分成包:有男人穿的,有女人穿的,一包一包地分发给贫农团和一部分农会会员们。邱志国是领导人,照例靠后边,等别人都分完了,郭少清的爸爸一再喊他的名字,他才凑上来。他见别人握了两个包袱,他也提起两个包袱。
郭少清的爸爸摁住一个包袱:“这个你不能拿,挑一个别的吧!”
“为啥不能拿这个?”
“里边包的都是女人穿的衣裳,你一个光棍儿,拿回去有啥用处。”
“怎么没用处?如今翻身了,凭什么再让我打光棍儿呢?穷气赶走了,光棍儿的牌子也应该摘!”
“倒是这么个理儿。那就快想法儿娶媳妇儿吧!”
“我的媳妇儿让地主给剥削去了,是他们造的孽!”
邱志国的这句发泄怨气的话,把旁边的几个穷光棍儿汉给提醒了,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对,对,跟狗地主们算账……”
“让他们赔咱们媳妇儿!”
“唉,这会儿都给斗趴了,拿啥赔呀!”
“揍他们一顿解解恨!”
“那顶个屁用!”
邱志国对这事,很快想出了办法。他看上了巴家三姑娘。这三姑娘嫁出去一年就死了丈夫,一直住在娘家守寡,那会儿也给圈在西头大庙里。邱志国威风凛凛地走进大庙圈着地主家口的小耳房里,对三姑娘说:“你跟我走!”
小寡妇三姑娘吓得呜呜地哭起来。
邱志国一见这情形来了气,吼道:“你们家小的穿开裆裤还尿炕就娶媳妇儿,老的迈不过门槛儿还续小老婆,都是从我们穷人身上榨了血汗钱才这么造孽!可我们穷人倒熬光棍儿,熬得断子绝孙。这笔债就该讨回来。你他妈的哭什么?你要想活,就跟我走;不想活,就等着跟这群狗东西一块儿吃镐把炖肉!”
三姑娘想活,只好乖乖地跟着邱志国走。走出大庙,又走回她那原来的家。
这家已经分给了邱志国。过去邱志国连门槛儿都不敢迈,如今倒成了这儿的主人。他点上灯,凶神恶煞地喊道:“上炕,脱衣裳!”
三姑娘哆哆嗦嗦地上了炕,泪水还是止不住地流。邱志国像参加对地主恶霸的清算斗争大会那样,扑到三姑娘的身上……
三天过后,邱志国和小寡妇的心气全变了,神情也都变了,到一块儿就有说有笑、亲亲热热的。邱志国把女人当成蜜罐子,一夜也离不开,中午还抓歇晌的工夫抱着喝……
时间飞快地过了八年。他们两个养了两个闺女和一个儿子,小日子过得很美满,男的女的都觉着遂心。
在一个刮小风、下小雨的夜间,邱志国从刚刚散了的党员干部会场出来,回到家,他钻进热被窝里,忽然问女人:“喂,当年我把你弄到手,让你当了我的媳妇儿,你恨我不?”
女人笑嘻嘻地一头扎在他的怀里,实实在在地说:“你呀,真傻,我感你恩还感不过来,怎么会恨你呀!”
“为啥感我的恩?”
“唉,那个死鬼,是我爸爸包办定的娃娃亲,都入了洞房,我还没见过他什么样儿。他是个大烟鬼儿,走路都打晃。一条炕上睡一年,等于守了三百多天死尸,那叫啥夫妻呀!要不是土改,我那封建的家得让我守贞洁,当一辈子寡妇。活着有啥意思?要不是你把我弄到家里,我还得跟着他们背黑锅,算反革命地主家的人。那种罪也是不好受的。所以我感你的恩,不知道怎么着才能把你伺候好……”
“可是……”邱志国发怵地低声说,“这回我得跟你离婚啦。”
“你别吓唬我。你不会那样。你舍不得我。”
“唉,眼下正搞肃清反革命运动,区里领导批评我阶级立场有问题。”
“你有啥问题。你是最忠心报国的。我给你做证……”
“你还做证呢?我的立场问题就出在你身上,说你是我藏在家里的定时炸弹。”
“我把心扒出来给他们看!我……”
“用嘴巴说不顶用,得拿行动。我要用行动证明我立场没有一丁点儿问题!”
“噢,你真舍得把我给丢开?你真那么狠心肠?”
“我是干革命的。我得对党交心哪!”
“呜呜呜,我好命苦哇!”女人又一次把头扎在邱志国的怀里,痛哭起来。
邱志国被哭软了,抱住女人哄:“别这样,别这样,让我再琢磨琢磨咋办合适。”
他“琢磨”的结果,还是在三天后拉着女人到乡政府办了离婚手续。
女人,巴家的三姑娘又一次被“扫地出门”,抱着最小的一个孩子,搬到她曾经跟一家老小挨圈的村西大庙里,还是那间小耳房。所不同的只是山墙裂了缝儿,顶上漏了雨。
邱志国挺着腰板到区里参加支部书记、村主任联席会。他却听到熟人们这样一些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话:
“老邱,你小子脑袋瓜真伶俐,不费劲儿就洗了个干净身子!”
“把媳妇儿放在保险柜里,等风声一过,取出来还照样儿使用,对吧?”
“唉,不用等,天一黑就只管撒开使就是了。”
“哈哈哈!”
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区公安助理把邱志国拉到墙角,一边递烟一边小声问:“伙计,你对那个地主婆,是不是还有点儿藕断丝连哪?”
邱志国满脸红涨地摇着脑袋:“没有,没有!”
“以后也不想跟她恢复关系啦?”
“不,不!”
“那就彻底儿,别留尾巴,别放线头儿。”公安助理在他肩头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小声说,“连县局的同志听了我的汇报,都表示对你今后的动向有怀疑呀!走,开会去吧!”
邱志国在委屈、烦躁中开完半截儿会。他连饭都不去吃,就趁着村干部们围着秘书领表格和文件的乱糟糟的当儿走出区公所。
大街十字路口拐弯儿地方,有一溜小贩们摆的摊子。花花绿绿的颜色,吆喝喊叫的声音,吸引了邱志国。他停在一个杂货摊子前,盯着一双杏黄色的高桩线袜子犯了犹豫。女人老早就喜欢这样颜色、这样款式的袜子,好几回在他往区里开会之前嘱咐他给买一双。可惜,每一回他都忘掉。他太忙,他脑袋里装的都是上级的指示、农业社的难题,把给女人买一双袜子的地盘早给挤没了。此时此刻,由于碰上了,他忽然想起这件一直未了的小事儿,小事儿成了大心愿。他想买下来,往他欠下女人情分的大洞里填补一点儿,让自己理亏的心好受一些。可是,他又怕中了公安助理给他指出的心病:跟女人“藕断丝连”。就在他要伸手摸那杏黄色的高桩袜子,又怵怵探探不敢伸手的当儿,背后忽然有笑声,把他吓得一哆嗦。
“嘿嘿嘿!”一个胖墩墩的男人,站在他背后,冲着他笑,“你的腿真快,转眼就不见了你的影子。你敢情蹽出来了。”
邱志国认识他。虽没什么交往,但他们经常在一个大会场上见面,也算熟。他是榆树坡的,名叫陈兴,在村里当着副村主任,搞农业社的积极分子,区委书记是他大舅子,为人聪明能干,上上下下很吃得开。
陈兴对发愣的邱志国说:“咱区委书记托我给你办一件事儿,我答应了。可是我得听听你的口气,看着我办得成办不成呀!”
邱志国不解地问:“他托你办啥事儿?”
“嘻嘻,你别装傻了。”陈兴在邱志国的胸上拄了一拳头,随后郑重地说,“实话说,咱们都是忙人,没有时间来回跑路传书递信儿的。干脆,咱们就来个趁热打铁,你跟我去相看相看。行就行,不行咱们再另打主意,怎么样?”
邱志国听明白了,脑袋里“轰”的一声响。但是他立刻镇静下来,说:“老弟你肯帮忙,好哇!就照区委书记的指示办吧。我用不着去相看啦,领导说行,就行。”
陈兴说:“这个人家庭出身、个人历史都是没问题的。前八辈子都是贫雇农,新中国成立前没有一个吃官饭的……就是长得不太漂亮。你能凑合吗?”
邱志国说:“只要是女人,能给我做饭、带孩子,能占上窝儿、堵住旁人说长道短的嘴,让领导对我放心、信任,这就行了。我还管她漂亮不漂亮!”
陈兴说:“要这样,下个集咱们就定亲。”
邱志国说:“下个集就成亲吧。越快越好……”
陈兴连声叫好:“嘿!嘿!真是痛快人办痛快事儿!”
一周以后,邱志国从榆树坡娶来一个二十八岁的“老姑娘”。这姑娘是陈兴的同胞姐姐。她小时候被爹妈许配给燕山镇一家靠种菜过日子的人家。一定亲,那小伙子就不喜欢陈家的丑姑娘,拖着不成亲。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颁布《婚姻法》,小伙子非退婚不可。他的爹妈思想守旧,认为“休妻灭子”是天地不容的缺德事儿,决不答应。小伙子一气逃出家门,当了志愿军,到朝鲜去打仗。因为音讯皆无,好几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而“志愿军的未婚妻”又是保护对象,不敢另找主儿嫁人。就这么着,把大姑娘给耽误成“老姑娘”。去年虽然得到男方从广州什么地方写来的退婚信,可是因为姑娘已“老”,又加上丑,闹得低不成、高不就,到处托人都找不到合适的婆家。这一回,巴家的三姑娘给她在田家庄邱家腾出窝儿来,就阴错阳差般地把她给填补上了。
当时,邱志国的脑子里,只绷着“政治”这一根弦,其他全都顾不上,对自己的私生活更是心灰意懒。直到那一天,他正跟老饲养员郭清在饲养场一边铡豆秸一边算草料账,田成业跑来送个让他意外的信儿,他才猛然地把另外松弛了的一根弦子绷紧了。
“我到大庙前边给小山羊搂树叶子,碰上了你家孩子妈。她让我给你捎个信儿。”田成业慢条斯理地说,“她让我告诉你,她要走了,不回来了。”
邱志国打个愣之后问:“她上哪儿走?”
田成业说:“好像是出古北口,奔承德,再上围场的塞罕坝,最后到蒙古大草原。”
“胡扯,她一个人到那儿干啥去?”
“不是一个人,是跟拉骆驼的一块儿走。”
邱志国扔下铡刀,抓起放在草垛上的夹袄,就往村西大庙跑。
大庙里空无一人。在庙门口玩耍的小孩们玩得正欢,顾不上多说话,只是指了指北山。
邱志国撒腿就追,一气追到北山梁头上。
骆驼队,在梁头下的山川里走着,在残秋的山川里往北默默地走着,只有驼铃传来沉闷的响声。
气喘吁吁的邱志国,伫立在梁头上。瞪着眼睛盯着骆驼队。他终于瞧见一峰骆驼上驮着的三姑娘,还有三姑娘抱着的孩子。看不清面貌,却看到三姑娘一双脚上的杏黄色的袜子。那袜子,不是邱志国给买的。
他哭了。他无声地流着泪。像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这样,无声,却是伤心地哭了。
他抹掉了腮边的泪水,从太师椅上站起身,在屋子里兜了个圈,忽然“嘿嘿”地冷笑了两声,而后自言自语:“哼,还跟我算账!我跟谁算账去?为这个革命,我损失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傻瓜吗?我就不会把损失的东西捞回来吗?咱们就试试吧!”
院子里有人说话,很大的声音,还夹带着嬉笑。
邱志国恢复了他平时的样子,坐到太师椅上,不慌不忙地倒了一杯茶,点了一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