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受国际环境、生产成本过快提升、体制机制制约及“房地产病”、金融“脱实向虚”等国内外因素的叠加影响,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除深挖内部原因之外,还需要从阻碍实体经济的外部因素,分析当前造成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
(一)国际环境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增长速度缓慢且分化严重,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陷入低迷,实体经济整体外部环境不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明显衰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和扩大外贸出口战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我国稳定出口市场和份额的难度明显加大。一些新兴国家则加紧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领域展开国际竞争,使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国际市场“两头挤压”,产业竞争日益激烈(杨娟,2016)。张来明(2014)等认为,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已经很高,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提升空间日渐缩小,出口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日趋下降。
(1)发达国家重振实体经济的影响。短期内,除分流外商直接投资等影响外,发达国家重振实体经济对中国实体经济出口影响尚不明显(徐建伟,2013)。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发达国家促进制造业发展和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逐步完善与落实,本土产品产量增加将会减少对外需求,并对中国产品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对发达国家出口难度进一步加大(胡峰、王芳,2014)。同时,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品强势回归国际市场,将会更加强化其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不仅会减少我国实体经济的出口,更会动摇我国实体经济的国际地位(杨娟,2016)。
(2)新兴经济体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近年来,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要素低价格和优惠政策,吸引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企业投资和制造业转移,在给我国实体经济开放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挑战(杨娟,2016)。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吸引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抢占了我国实体经济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吸引我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在国内接续产业未能充分成长的情况下,将会加大我国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二)体制机制制约
我国实体经济患上的“虚高症”,是因为实体经济肌体运行的各要素与整个实体经济出现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营养不良”和“功能失调”。“营养不良”主要表现在实体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低,缺乏拥有高技术、高级管理的人才。“功能失调”主要指两个方面,即内外部适应性失调和内部组织失调。内外部适应性失调主要指企业不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千变万化,不能及时调整生产的要素投入和产出,普遍缺乏战略性眼光和预期,一味强调短期效益。内部组织失调指绝大多数企业未能建立起与现代化生产及国际化需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1)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优良的制度环境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活力,但目前体制机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资源合理分配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各种门槛和壁垒犹存,尤其是在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发展不足,缺乏有力支持(马宇,2012)。
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尚需优化。除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私人产权保护不够、法制环境欠缺、政府干预过多、个别官员不作为等老问题外,近年货币超发抬高企业成本,政策信号摇摆,市场预期不稳定,导致民间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民间投资大幅下降,民间资本外流加快,不但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活力,也影响实体经济投资,导致实体经济增速下滑(单东,2012)。
(2)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滞后。科技创新相关制度规章不合理,鼓励实体企业创新的政策落实不到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缺乏,难以激活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力(李宝善,2016)。吸引社会资本支持创新的良好机制缺乏,科研成果偏离产业化实际需求,导致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内生发展动能不足,制约实体经济持续发展(杨朝英,2015)。
(3)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产业退出机制不健全,导致实体经济中过剩产能不能及时退出,扰乱了实体经济市场环境。政府职能边界仍有模糊之处,政府管制依然存在较强行政干预色彩,产权制度仍不完备,资源、产品和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机制尚未形成,导致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
(三)“房地产病”危害
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会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当前我国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各地“地王”争相横空出世,呈现出畸形发展态势,严重损害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张来明、李建伟(2014)认为,房地产领域的投机性炒作,在引致房地产价格泡沫化的同时,正在从多方面挤压、侵蚀我国实体经济。一是直接抬高实体经济生产成本。房价过快增长直接推动实体企业办公与用地成本上涨,推高居民生活成本,而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又会间接要求企业提高职工工资,最终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削弱实体经济企业竞争力(怀仁、李建伟,2014)。二是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资产泡沫化的过程中,实体经济收益率赶不上资产市场的收益率,实体经济领域就会形成资金倒抽效应,大规模流出实体经济领域(谢作诗,2012)。受房市火爆影响,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对实体经济投资与信贷供应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实体经济社会融资结构恶化,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另外,因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高收益,不少企业家舍弃实业投身于房地产炒作,导致部分地区实体产业空心化(潘璠,2016)。
(四)金融“脱实向虚”
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只有金融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成、互促共进,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当前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割裂,金融资源大量配置到过剩产能、房地产等领域,甚至存在资金空转现象,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链条越来越长,未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崔惠民、马涛,2016)。
(1)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投机资本短期炒作严重。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日益扭曲,实体经济难以获得公平融资的机会,导致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大量流动性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却居高不下,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盈利。同时,由于金融结构性问题,导致一些小微企业利润微薄,不堪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的重压,背负沉重的还款压力,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增加了实体经济风险(辜胜阻、庄芹芹,2015)。从长期来看,金融杠杆是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重要工具。但从短期来看,过高的杠杆率不但容易引发金融泡沫,更容易导致金融利润率虚高,吞噬实体经济资本,严重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由于金融监管不力,金融保险机构通过高杠杆,频繁进行“资本运作”,强行入股或者收购优质制造业企业,使得大量资金云集于货币市场或者通过在资本市场短期运作,谋取短期的盈利,从而弱化了长期资本的形成,也弱化了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投入(曾金华等,2015)。
(2)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不够。与发达国家金融创新过度不同,我国现阶段仍然存在金融创新不足问题,还不能充分满足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需求。当前,金融机构套利业务和理财、信托等通道业务的创新,过度强调对利润的追逐,而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另外,质押贷款推进缓慢,科技担保作用不明显,适合创新型实体企业的融资服务产品还比较单一,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资金链不健全(李杨,2016)。
总之,造成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复杂多变,纵横交错。为清楚地辨析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必须认清三大关系。一是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要素成本上升是大势所趋,外部需求拉动作用将日趋下降,这些趋势性因素对实体经济影响将会更为长远,尽管近期可通过有效措施来化解这些因素的负面影响,但从国家的长久发展来看,更应以此为契机,倒逼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产能过剩是造成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周期性因素,必须依靠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以构建利于实体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回流、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等是客观因素,短期内可以作为的空间不大;体制机制制约等主观因素改善则有较大操作空间。三是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融资成本过高、税费成本偏高、“房价暴涨”、“金融虚火”等显性因素固然对实体经济损害巨大,但其背后更多隐藏的是相关领域的市场门槛过高、要素流动不畅、经济地位不公平等体制机制问题。总之,体制机制因素是造成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破解体制机制束缚、加快科技创新,应是未来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