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与问题

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体，现阶段出现“脱实向虚”发展趋势，实体经济面临着“空心化”风险。对我国当前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的研究很多，综合起来看，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实体经济增速趋势放缓、效益下降，增长动力不足。张航燕（2016）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所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进入新常态。实体经济增长速度由之前的两位数增长转变为个位数增长。201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到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下降至6.1%。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的模仿策略引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企业创新意愿偏弱。二是技术差距依然存在，研发投入少，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三是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成长空间受限（刘兴国，2015）。

（二）传统产业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被国内学者认为是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张航燕（2016）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供需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产能过剩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自2011年起，我国以钢铁、煤炭为代表的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情况非常严重，“去产能”也因此成为2016年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产能过剩成为当前压在我国实体经济身上最为突出的负担，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赵海娟，2016）。高伟（2014）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适度的产能过剩有利于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超出正常的市场承受范围，对实体经济增长和平稳运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首先，产能过剩弱化了需求增加带来的实体经济复苏动能。当前产能过剩问题不断蔓延，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或者由于投资能力被削弱，或者由于存在较大风险，实体企业都缺乏投资的动力或能力。因而，在政府采取扩张财政政策的情况下，投资乘数会降低，私人投资也难以启动，未能有效带动实体经济投资增长。其次，产能过剩会削弱实体企业的赢利能力。产能过剩意味着市场供大于求，价格下行压力将不断加大，企业普遍经营困难，亏损面扩大，效益下滑。产能过剩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压低了价格，导致生产者价格指数走低。再次，增加实体经济融资难度。我国金融资源主要集中于产能过剩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经济很难得到有力的金融支持（陈彬，2016）。产能过剩行业稀释流动性，过度消耗新增资金，使得货币政策乘数降低，一定程度造成了民营企业资金获取困难，增加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三）产业空心化

产业空心化是国内诸多学者在研究我国实体经济问题时普遍认同的观点之一。康文峰、刘楚楚（2014）认为产业空心化在我国的表现，一是“青黄不接”，即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不能有效地实现对接、升级、换代，都呈现弱势。随着市场经济各项成本的不断提高及日趋激烈的竞争，许多传统实体企业无法转型升级满足市场的需求，逐渐退出传统产业。二是“核心技术依赖性”，即我国大部分产业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手中，国内企业仍处于依附或从属的地位，在国际竞争中的声音和话语权仍然不强。三是社会资本游离于实体产业之外。由于实体经营利润急剧减少，企业逐渐把资金从实业中抽出来投资于楼市和股市等虚拟经济行业。对2003—201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发现，房地产投资额逐年攀升，已成为我国社会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四是实体企业转虚日渐增多。由于我国制造业利润微薄及虚拟经济高利润率、高回报率的诱导，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大量实体企业纷纷转向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行业，“离制造业”和“离实体”经济加剧了产业的空心化。唐斯斯（2012）把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房地产和金融作为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证分析了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创造的GDP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44.29%下降到2010年的40.72%，以此来证明我国产业空心化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本纷纷撤离实体经济部门，更热衷于流向房地产、互联网、股市等虚拟经济领域，吹大了资产泡沫；外国资本把核心制造部门撤出中国；传统制造企业纷纷进军资本市场，从事贷款、担保、房地产等行业。

（四）成本高企对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以低生产要素成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我国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进而带动实体经济快速增长。过去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比较优势就是低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工资、土地价格、原材料成本以及能源价格等，这是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发展加工贸易，从而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李鹏飞，2012）。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人口结构变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我国低端劳动力工资进入上升期，同时，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价格也在不断上涨。成本优势丧失也是我国代工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重要原因。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中国代工制造业已经面临发展困难，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上涨，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再明显，对外资的吸引力有所下降。2012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117亿美元，同比减少3.7%（王晓萍、胡峰，2014）。

成本是为取得物质资源所需付出的经济价值。当前实体经济饱受“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的双重挤压。“显性成本”主要是指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从主营业务成本率来看，2010年中国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为83.94元，此后几年主营业务成本率呈现周期性上涨态势，2015年升至85.68元（张航燕，2016）。在主营业务成本中，一是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力工资成本在过去10年累计涨幅达到187%，特别是2010年以后提升速度加快。二是融资成本不断增加。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顽疾。过高的利率水平已超出实体经济可以承受的极限。企业每百元利润支出的财务费用从2010年16元增加至2015年21元。三是存货积压引起的库存成本增加。2011年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为27818.2亿元，2015年产成品存货增加至38700.1亿元。2015年我国工业企业的存货周转天数是38.1天，比2011年增加了1.9天。企业过高的库存和较低的库存周转率，一方面会占用大量的货币资金；另一方面增加了仓储费用、产品拣选时间和大量的人工费用。四是能源成本增加。有研究表明，企业电力成本在过去10年累计上涨了138%。目前我国企业所支付的0.5元/度的价格比欧洲电力高出近50%，与其他能源丰富国家的价格更是无法相比。怀仁（2014）认为我国税费成本相对较高，一方面直接提高了实体企业投资与生产成本，侵蚀了实体经济经营利润，另一方面挤压居民收入增长，从而降低实体经济需求，抑制了实体经济发展活力。

“隐性成本”是指制度成本或者称之为体制性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比如，法定成本（须通过修改政策法律才能调整的“五险一金”缴存比例），又如制度成本（靠制度改革才能降低的审批、认证等）等。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针对53家企业的大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目前企业承受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困扰最大（张航燕，2016）。

长期来看，生产成本上升能够倒逼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从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创新驱动转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短期来看，生产成本上升过快，超过了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速，将会严重打击经营主体扩大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导致我国原有成本优势被严重削弱，加大国内承接产业转移的难度，并造成部分地方资本外流、企业外移和产业竞争力下降（杨青龙、刘启超，2015）。刘世锦（2005）认为，低廉的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在短期可刺激投资，但在中长期和全国范围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政府和公众承担的社会成本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