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医学教育基本模式与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育人的文化。《周易·贲卦》的彖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化”，即以文育化万民，使人脱离粗野走向文明。因此，中国的教育思想极其发达，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都非常完善，堪称世界教育的高地。比如，儒家教育思想提出了人才培养三大目标：“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育内容则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因材施教、反复诵读、知行合一等。虽然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人文领域，但在中国古代这座世界教育高地上，科技教育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整个世界科技教育史上占有显著位置。在普通学校中设置自然科技专业，欧洲创建于17、18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反对中世纪神学教育的产物。而在我国，那些被古代欧洲视为神学领地的天算历法知识，早在隋唐之初就已被公开立学施教，并明文规定国学招收文武八品以下官员及庶人子弟入学深造，时间比欧洲要早一千年。据大英百科全书称，欧洲至9世纪才在意大利创建医学校，比我国要晚几百年。因此，中国的科技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在整个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尤以医学教育为甚，对世界医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古代医学教育的基本模式

教育模式是教育实践的具体载体和形式，是教育思想的综合体现。综观中国古代医学教育，其教育模式大体可分为四类：师承（含家传）模式、学校模式、讲学模式、自学模式。

（一）师承（含家传）模式

师承教育是中国古代民间医学传授的基本形式。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要学习专门知识只有到官府才有可能，这其中也包括医学。据史料推测，西周时期医学采取的是世袭性医官教育。随着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原有的奴隶制官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出现了“文化下移”的现象。其具体表现在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专门以知识为生的士阶层。他们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框子，纷纷聚徒讲学，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私学兴起的渊源。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医学教育也逐渐从官府开始向民间转移，产生了民间师徒授受的医学教育模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即载长桑君传授医学于扁鹊、扁鹊带徒行医，史著所载扁鹊医案横跨西周、春秋和战国，相距几百年，虽具体情由难以考证，但民间医学师徒授受的产生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应是无疑的。考之医史，这种师徒授受的方式在历代都非常活跃，培养出了许多医学名家。

师承模式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民间医学传授的基本形式，历久不衰，是因为这种模式符合古代医学经验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特性，有利于学徒掌握其师的医学精髓，并快速提高医疗实践水平。这种模式的不足表现在：一是授徒规模小。一个师傅所能带的徒弟是有限的。二是教学缺乏系统性。师傅带徒弟，往往以临床实践为主，理论教学欠缺，也没有系统的教学计划，随机性比较大，考核也不严格。三是在医术上有局限性。再高水平的医师在医术上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一些世俗之医往往医学理论并不高深，以此授徒，往往会拘泥于一家一派，甚至局限于几个方子、几种医术，徒弟如不能认真研读经典、突破创新，往往会造成医术的因循守旧，陈陈相因，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医术的发展。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即批评当时的世俗庸医云：“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因此，古代名医往往多方拜师学艺，这也正是古人所讲的“转益多师是汝师”，如淳于意曾拜公乘阳庆、公孙光为师，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自序》中则云：“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

（二）学校模式

我国的学校教育开始很早。《周礼·春官·大司乐》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成均”即当时的学校。《孟子·滕文公上》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古代学校多以人文教育为主，重在“明人伦”，后代的太学、国子监、书院、学堂等大多属此类。中国古代的教育，除建有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外，还建有专科学校，培养各种实用的专门人才。东汉时期就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鸿都门学”，至明、清，曾建有律学、医学、武学、阴阳学、算学、书学、画学、玄学、音乐学校、工艺学校等各种专科学校。这些学校培养出不少专门人才，对发展中国的自然科学、法学、文学艺术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对世界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医学学校教育是我国古代官办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其源于何时，目前难以确考。甲骨卜辞中有“”字，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将之释为“小疾臣”之合文，并认为这种职官既医治疾病，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3）。倘若胡厚宣先生所释不误，则此字应是我国文字中迄今所见最早的医官名称。据《周礼》记载，周代医官设置更为完善，有主管医药政务的医师，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医生，并且有治疗档案制度和医生考核制度。但当时是否存在官办医学教育，史料中并无记载。史料中能看到的最早的医药学教官出现在《魏书·官氏志》。北魏道武帝天兴三年（400年），置“仙人博士官，典煮炼百药”，很可能是受当时道教和长生思想影响而为煮炼丹药等药物而设立的，“博士”一职在当时为研究学问并进行讲学的教官，推测应当会有相关讲学存在。但《魏书》中并未明确记载当时的学员情况，是否有事实上的医药学类教育存在，目前还无法确定。另外，《魏书·官氏志》中尚列有“太医博士（七品下）”和“太医助教（八品中）”，但具体设置于何时，难以确考。目前史料有明确记载的我国官办医学教育设置最早的是在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年）。《唐六典》卷十四“医博士”注中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至三十年省。”这则史料表明，晋代已设有医官教习，但似乎并无独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刘宋元嘉二十年始设医学教育机构，但具体是何种机构，并没有明确记载。隋朝太医署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早见于记载的、规模宏大的官办医学教育机构。设立于公元624年的唐代太医署，“是一所制度比较健全、分科和分工明确的医学教育机构”，“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完备的医学校”（李经纬，程之范.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92.）。宋代设有独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元代设有医学提举司，负责医学教育事务。明清两代则由太医院兼管医学教育。

我国的医学教育对朝鲜和日本医学学校的建立有直接影响。公元692年，新罗王朝设置医学博士，开设医学堂，并以《本草》《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教授学生。尤其是唐代的医学教育制度对日本的影响更为深刻。日本奈良王朝仿唐代建制专设“典药寮”，配备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以《本草》《甲乙经》《脉经》《素问》《明堂经》等为教材，培养高等医学人才。同时仿唐代京师药园的建制，设立“药学寮”，培养高等药学人才。

医学校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形成学校系统的专科学校，在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古代医学学校教育以办学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课程设置完备成为古代官办医学的重要形式。该教育模式注重理论学习的系统性，非常重视医学典籍的学习，并根据医学发展，分科教学，致力于培养专门性人才。中国古代医学学校教育有诸多优点。

优点

1.规模较大

如隋代医学校师生最多时达580多人。唐太医署医科有医学生40名，针科有针灸学生20名，按摩科有学生30人（注：武徳中，置三十人。贞观中，减置十五人），咒禁科有咒禁生10人。历代除中央办学之外，还有地方医学校。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唐代对全国各府、州医学校教师、学生的人数及教官品阶都有规定：京兆、河南、太原等府，“医药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大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从八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医药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医学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医药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学生十人”。

2.师资雄厚

如唐太医署医科设太医博士1人、助教1人，又设医师20人、医工100人，辅佐掌教医生。针科设针博士1人、针助教1人，又设针师10人、针工20人，以辅佐教学。按摩科设按摩博士1人，另设有按摩师4人、按摩工16人，以辅佐教学。咒禁科设咒禁博士1人，另设咒禁师、咒禁工各2人，以辅佐教学。

3.办学条件优良

比如唐代药科教育，专门在京师“择良田三顷”建成药园用以教学，并且设专人从全国各地采集药材。

4.教学内容有系统性

如唐太医署首先集中进行医学基础课程教学，各科共同必修课程有《明堂经》《素问》《黄帝针经》《本草》《甲乙经》《脉经》等。《唐六典》云：“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注云：“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而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验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候，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在共同基础课考试及格的基础上，才可以参加分科学习。《唐六典》载：“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注云：“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各科又有各科的教学内容，如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针科学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风，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湿，五曰饥，六曰饱，七曰劳，八曰逸。凡人肢节腑脏积而疾生，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

5.分科教学

如唐代分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药科五科，其中医科又细分为体疗科、疮肿科、少小科、耳目口齿科、角法科五科。

6.考核严格

在考核与晋升制度上，唐代医学教育有着严格的规定。除入学考试外，还定期（月、季、年）进行考试。《唐六典》载，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注云“博士月一次试，大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即由太医博士主月考，太医署令主季考，年终及毕业考试由太常丞主考。未能按期毕业者可留级跟读，但最长限定在9年内完成学业，否则即予以黜退，“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考核成绩与选拔任用直接相关，“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唐会要》卷八十二载：“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制：自今已后，有以医术入仕者，同明经例处分。至三年正月十日，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法选人，自今已后，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通其以上留者亦根据成绩高低予以安置，通常上选者可充御工，其次可派各州任医学博士等。

不足

官办医学学校教育也有其不足。

1.招生对象受限制

古代官学对于入学资格有严格的规定，医学教育亦莫能外。如唐宋时期的医学校一般招收士大夫子弟习医，只有药学部招收“庶民”子弟。元代则规定考生主要从在籍医户及开设药铺行医货药人家的子弟中选取。

2.临床实践较少

官办医学教育也有实践教学，但与师承教育相比，临床实践要少很多。

3.缺乏个性化的医学经验传承

医生本人个性化的医疗经验是中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传承发展先贤的医学经验是培养医学人才的重要内容。与师承教育相比，医学学校教育在这方面是欠缺的。

（三）讲学模式

医学教育的讲学模式是中国古代讲学风气中形成的非常独特的医学教育模式，是古代医学教育中独领学术争鸣和科研探讨风骚的医学教育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和清代张志聪创办的侣山堂书院。

“稷”是齐都临淄一处城门名，“稷下”即临淄城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称“稷下学宫”，历时大约150年左右。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方针，学者们聚集一堂，开展辩论，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世称“百家争鸣”。稷下学士在著书立说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广收门徒，稷下学宫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所学术思想自由、学科林立的高等学府。在这所思想的大熔炉里，中国的医学思想也得到了极大发展，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得到凝练、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中国最早的书院始于唐朝，宋元时期得以兴盛。明清时期，朝廷对书院多有禁毁，但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且规模、数量不断扩大，明代书院发展到1200多所，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此时期的书院官学化日趋严重。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私学性质的书院讲学多力求通义理，以格物致知、探究内圣外王之理为目的，不仅仅是教学机关，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机构，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是其显著特色。清代，繁荣富庶且文化艺术鼎盛的浙江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书院式医学教育机构——侣山堂。浙江首创医学教育“讲学”的是钱塘人卢之颐。卢之颐承其父卢复医业，撰有《金匮疏论》《学古诊则》《痎疟症论疏》《本草乘雅半偈》等多部医著，并以所撰著为讲义，开讲医学，听讲者颇多，其中就包括张志聪。书院式医学教学的真正形成是张志聪举办的侣山堂。1664年（康熙三年）张志聪在胥山筑堂讲学，开创了我国中医教育以书院讲学形式培养医学人才之先河。张志聪开办侣山堂的初衷是继承卢之颐的“讲学”事业，传授其老师张卿子、卢之颐及自己的医术。除张志聪本人授课外，还邀请当时负有盛名的张开之、沈亮辰等医家前往讲授，同道及生徒从学者甚众。据《清稿史》载：“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1]，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招同志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读轩岐之学者咸归之。”这种盛况不仅让官办的中医教育机构相形见绌，也是家传或带徒式教育所望尘莫及的。张志聪故后，由高世栻主持侣山堂，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

书院式医学教育模式的最大特点是集讲学、研经、医疗于一体。教学者不但精究医典，首创集体编注医经之先例，还精于临证和理、法、方、药。他们成果卓著，深获后世好评的医著有《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集注》《金匮要略集注》《本草崇原集说》等。张志聪编撰的《侣山堂类辨》和高世栻编撰的《医学真传》，内容丰富，切于实际，兼顾理论与临证，是医学讲授的好教材。侣山堂培养了一批学生，其中有史可考、医术不凡者就有高世栻、莫仲超等19人。

（四）自学模式

古代医学史上还有一种医学教育模式，就是自学通医。中医理论可以通过对自身及自然环境的观察体悟来获得，无需借助仪器就可以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辨证施治，中医的这些特性为自学通医提供了可能性。我国历史上，自学通医者不乏其人，比如明代的王肯堂、李中梓，清代的徐大椿等。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学习者本人具有很强的兴趣和动机，而兴趣和动机在学习和事业上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外，自学通医不拘泥于一家，往往会融汇创新。自学通医的不足是对学医者个人素养的要求比较高，不具有普及性，临床实践比较少，缺乏对师傅个性化医学经验的传承等。古代自学成才的医学名家往往是在自学的基础上再拜师访学。

二、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身处人文教育大背景下的科技教育，不可避免地深受人文教育思想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色。就医学教育而言，决定医学教育思想的外在机制是古代文化，内在机制则是中医学术体系本身。考察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大体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文化性、实践性和零散性。

（一）文化性

中医与西医很重要的一个差异就在于中医不但具有科技性，而且富有文化性，甚至其科技性是奠基于文化性之上。中医是一门孕育于古代文化、并以古代文化为其理论根基的学术体系，这种特性决定了中医教育思想的文化性。当然，除了内置于中医学术体系本身的文化对医学教育思想产生影响外，外在的文化对医学教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医学的德育观即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是中医教育思想形成的根基，脱离古代文化就无法正确领悟古代医学教育思想的精髓。文化是根基，文化是源泉，文化是灵魂，中医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并散发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

（二）实践性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古代医学教育多注重实践，而较少对教育思想进行理论阐述，但正是在医学实践中折射出医学教育思想的光辉。研究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常常需要从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去挖掘和探索。古代医学教育实践是教育思想的最大承载体，脱离教育实践而局限于医家言论则很难全面把握古代医学教育思想。

（三）零散性

古代医家很少对医学教育进行专篇探讨，往往是零言碎语，散见于医典，甚或传记、零札当中，需要查阅大量文献，多方收集整理，并结合其医学教育实践，进行归纳总结。

基于上述基本特征，在研究古代医学教育思想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从古代文化的视角审视古代医学教育思想，并领悟其中的精髓。

2.从古代医学实践中总结其内在折射的教育思想。

3.从零散的论述中加以系统化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