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开封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城市，经历了两千余年的风风雨雨。从春秋时期郑庄公所筑的启封城、战国时期的大梁城、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末的都城、河南省会、河南省辖市，几度沉浮，几度盛衰。既有过“夷门自古帝王州”的意气风发，又历尽“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的美人迟暮。一座在农业文明最早发祥地兴起而又几乎被工业化现代化遗忘的城市，一个享受黄河恩惠而又不断被伤害的城市，给我们显现出怎样的城市性格和文化记忆？

开封是一个坚韧不拔、豪放宽容的城市。开封是北方水城，具有北方城市粗犷豪放、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作为城市，其在历次战争与水患有关的灾害中，建后毁灭，毁后重建，屡灭屡生，生生不息。与西安、洛阳、北京等古都多有迁移的情况不同，开封城虽历经沧桑巨变，但其城市格局，却很少变化，出现城摞城、门摞门，甚至路摞路的情况。开封城市的沿御街而形成的中轴线，在唐、宋以来的千余年中，没有任何改变。开封城的历代建设者，如此恪守旧规，实属罕见。在建后遭毁、毁后再建的反复中，体现出开封城市性格中的坚毅与执著。

开封是北方汉子的城市。自五代之后，内忧外患、兵马相争一直紧紧缠绕着这座城市。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执法严峻、刚直不阿的包拯，血战辽兵、被俘绝食而死的杨业，以及以收复中原为职志，与金兵大战朱仙镇的岳家军。《水浒传》、《三侠五义》行侠仗义、解难济困的故事，常以开封为背景，而把风花雪月、缠绵悱恻的故事留给了杭州。开封是个多宗教多民族的城市，宋代时的东京，寺院、道观林立，名僧名道云集京师。现在开封的地上遗存中，相国寺、延庆观还述说着往日佛、道教的繁华，开封的顺河区为回族自治区，东大寺是著名的清真寺。犹太人在开封的同化与融合，也证实了这个城市的厚道与宽容。

开封是个充满世俗生活气息而又注重精神享受的城市。我国古代城市，坊市分离。坊是居住区，市是交易区，坊市之间，有坊墙相隔。每晚固定时间后，坊门关闭，禁止人们出入。从唐末到宋初，坊与市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到北宋中期的开封，坊与市纵横交错、融为一体。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为商品买卖的地方。城和市的融合，给开封带来了兴旺繁华的景象，也使这一城市充满着更多的市井生活气息。于是便有了《清明上河图》中酒肆店铺的琳琅满目，人来车往的光怪陆离。城和市的融合，也给交通带来拥堵。《宋会要辑稿》中就有“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及人马车乘往来”的记载，这种情况延续至今。朋友戏言：在开封，凡三尺平坦处，就有摊贩；有摊贩处，就有买卖。买卖交往的低成本与便利性，使开封百姓的生活惬意而杂乱。

宋开国后，实行右文政策。宋代所产生的士大夫文化，注重道德气节，以先忧后乐相砥砺。士林注重精神文化享受，以诗词歌赋、绘画书法为雅事。宋代诗词文学的繁荣自不待言，宋代书法绘画，也成就斐然。太宗以后诸帝，大都爱好书画，尤其徽宗，嗜画如命。他派亲信宦官童贯，不断到各地访求书画，所得不少。其通过各种途径，使内府所藏书画达到空前水平。当时仅画一项，已收藏三国至宋初的名作1500件，辑成了《宣和睿览集》。同时又对宋初以来的名画及历代珍藏品进一步鉴定，并对名画家作了评传，写成《宣和画谱》20卷，收录画家231人的作品。书法方面则有宣和年间编的《宣和书谱》，载明宋廷收藏的书法珍品的情况。太宗元年，正式设立翰林图画院，网罗绘画人才。而《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曾入翰林画院，但其事迹不为画史所记载。宋朝重视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享受，这种流风余韵，流传至今。开封是中国书法名城。字和画是上至官员商人，下至贩夫走卒都喜闻乐见的艺术品，书画收藏比生意经营更容易成为大家茶余饭后共同的谈资。开封街头匾额招牌题字，多出于名家之手。一个民间艺术家自筹资金办起的以书法碑刻为主题的翰苑碑林，也做得风生水起。

开封是一个消费重于生产的城市。宋朝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封建帝国。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农具的改进、农作物品种的改良、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使宋代农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汉唐。长江下游与太湖流域逐渐成为新兴的经济中心。举世闻名的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开发应用的主要阶段都在宋代。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四百年，从宋代起，火药和火器被广泛用于军事。指南针被用于航河航海和战争。宋代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也较前代增多。宋朝在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又是海上贸易大国之一，输入品大多是原料，而输出品大多是手工业制成品，这也反映了宋朝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宋朝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其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但遗憾的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划时代的发明，以及宋代孕育的商业革命并没有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这种领先的优势在漫长的朝代更替、历史发展进程中消磨殆尽。17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后，处在清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仍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但其结构与质量已是大大下降。

自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中高度评价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之后，马克思也沿用培根的说法，以为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指南针造成地理大发现，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成为改变世界的杠杆。李约瑟长期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将对世界进步给予巨大贡献的三大发明归功于中国的宋代，并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问的核心是：产生于中国的三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引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却发生在几个世纪后的欧洲？西方的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指出：

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响比较起来，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却没有什么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全球通史》在描述公元500年到1500年间欧亚大陆中国与西欧国家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时指出：

在欧亚大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上，最惊人、最重要的发展是西欧从贫穷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中崛起。在从约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其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教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当第一批西方人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时，中国人认为，从这些奇怪的“长鼻子野蛮人”身上，不可能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种态度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相形之下，西欧人正因为自身比较落后，所以乐于并急于学习和适应外界。他们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来又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注：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9—247页。）

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居领先地位，被西方学者称为历史发展中“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在欧洲从贫穷、默默无闻的状态中崛起时，中国在宋代之后的发展，则走出了一条“领先而转至落后”的轨迹。开封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典型和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把新兴重工业基地选择在京广线以西地区。处在京广线以东“沿海”地区的开封只留下发展轻工与化工产业的份儿。1980年代，开封的啤酒、肥皂、洗衣粉、制药、毛纺、自行车、电冰箱、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生产仍在同行业中具有优势。但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很快土崩瓦解。到1990年代，开封只剩下旅游了。这种局面在2005年郑汴一体化战略实施后，才有了若干转机。没有工业化的骨架，开封就挺不起重振威风的脊梁。开封人不善经营之道，也很少出现富有眼光、气势宏大的商人与企业家。社会的精力智慧无法集中在工业化、城镇化的主业上来，集体无意识的舍本而逐末，使得开封的现代化过程，就像豫菜的发祥地开封的饮食一样，当家的是风味小吃，豫菜中的大菜千呼万唤而姗姗来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