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盟“再工业化”战略出台的背景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新产业革命兴起这两个重要动向是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新产业战略的共同背景，就欧盟而言，出台“再工业化”战略的背景与原因还有其特殊性。回顾近年来欧盟调整产业结构的种种努力不难发现，该战略的提出并非危机中的仓促决策，而是欧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与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做出的现实选择，而国际金融危机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促进了与此相关的反思，从而加快了战略出台的步伐。本节将分别从对工业地位认识的转变、新产业革命、经济复苏与增长三个方面对欧盟出台“再工业化”战略的背景与原因做出解读。
第一，从产业结构定位上看，近年来欧盟对工业与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由21世纪之初对“去工业化”的担忧逐步发展为如今提出“再工业化”，凸显了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上某种程度的“质变”。
战后以来，欧盟层面及其多数成员国对于工业与制造业经济地位的主流认识经历了较大转变，可大致划分为具有典型特征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后到1980年代中后期，其间在经历1950年代与1960年代的繁荣发展后，自1980年代初开始，欧洲工业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开始迅速降低，1989年时各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已普遍低于25%。然而，在这一阶段，欧盟整体上对于工业与制造业保持着高度重视，始终将其视为拉动经济增长与保持竞争力的发动机。第二阶段自1990年代初至世纪之交，随着各成员国“去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所谓“知识经济”的兴起，欧盟层面及多数成员国普遍产生了轻视工业的倾向，认为工业已是明日黄花，欧盟的竞争力将完全依赖于服务业与研发活动。第三阶段自21世纪初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化进程加速导致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欧盟整体及其主要成员国的“竞争力”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基于对1990年代发展服务业的经验与教训之总结，工业作为最具外向性与创新能力的部门，对于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与保持欧盟国际经济地位的关键作用再次获得认可。尤其是自巴罗佐委员会起，旨在提高工业竞争力的欧盟产业政策获得了较快发展。[17]第四阶段自2008年底至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促动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工业与服务业关系的深刻反思，工业的地位进一步得到认可，相应的政策也更加受到重视。在“欧洲2020战略”的框架下，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发布产业政策通报“全球化时代的综合性产业政策”，[18]几乎与此同时，西欧多国纷纷明确表达了重振工业的决心。而2012年欧盟“再工业化”战略的提出则表明欧盟层面已将工业的地位提升至经济战略层面。
可见，就对待工业的态度而言，欧盟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并非一时起意，而是基于过去几十年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及相应的认识转变做出的战略决策。
第二，力图抓住新产业革命先机，在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是欧盟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考虑。
“新产业革命”的概念在欧盟已兴起多年。早在2007年，欧洲议会即围绕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展开过广泛讨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委员会加快了对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的研究，并于2012年初正式提出“新产业革命”的说法，认为已经到来的工业革命性变革将由绿色能源、清洁运输、新型生产技术、新型材料以及智能通信系统等引领，这场革命将最终改变世界工业版图。基于这一战略判断，欧盟认为必须及时抓住这一机遇，才有可能弥补此前没能搭上“IT革命”头班列车的损失，而“再工业化”战略正是为应对新产业革命而制定的系统性规划。可以说，“再工业化”战略是欧盟版新产业革命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核心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就新产业革命的技术发展路径和愿景而言，欧盟明显受到了里夫金新产业革命思想的重要影响。虽然里夫金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但是他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可再生能源互联网”的构想是在积极研究和参与欧盟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实践中逐步确立和完善的，其构想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欧盟对于新产业革命方向的把握。前文述及的欧洲议会于2007年围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实际上就是由里夫金在欧盟的支持者大力推动而开展的。此外，里夫金还曾参与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多个重要成员国政府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实践的设计，为诸多领导人提供政策咨询，包括欧盟委员会时任主席巴罗佐、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普罗迪、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等等。正因为如此，与美国在推进新产业革命的实践上更加注重先进制造技术和工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有所区别，欧盟“再工业化”战略立足于自身的发展理念与既有优势，特别强调可再生能源与先进制造技术齐头并进的发展思路，相对而言更加全面均衡。后文将对此做较为详尽的论述。
第三，试图摆脱危机困扰、刺激经济复苏、开辟新的可持续增长空间是欧盟“再工业化”战略出台的另一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乏力对于欧盟来说并非新课题。实际上，自1970年代受石油危机冲击陷入滞胀后，欧盟国家长期备受经济增长低迷的困扰。继整个1970年代与1980年代几乎未能走出滞胀泥潭之后，1990年代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更加令人失望，尤其是与同期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形成鲜明反差。[19]进入21世纪之后，受“里斯本战略”取得一些成效、美国遭遇“9·11”事件以及欧美经济周期差异等因素影响，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在2000年至2007年曾两次高于美国，但是经济增速缓慢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究其原因，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首先，欧盟未能抓住始于1970年代的新一轮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浪潮的机遇，在技术创新及应用上落后于美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其次，随着1990年代后期内部统一大市场扩张效应的逐步减弱，欧盟在市场深化方面已触及瓶颈，难以继续拉动经济增长。[20]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经济在经历了2009年的大幅衰退（增长率为-4.4%）与2010年的微弱复苏之后，2011年再次陷入衰退。摆脱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开启新的增长通道成为欧盟面临的迫切任务。
在此背景下，欧盟在2012年产业政策通报的开篇即点明了“再工业化”战略所肩负的经济增长重任：“欧盟需要在21世纪扭转工业角色的弱化趋势。这是实现可持续增长、创造高附加值就业以及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唯一道路。”[21]具体而言，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欧盟出台“再工业化”战略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工业是生产率提高最快的部门，又能通过投资与就业渠道对其他经济部门起到关键性的带动作用，因而是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部门。其次，随着债务危机导致的政府财政纪律不断加强，可用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捉襟见肘，欧盟寻求通过结构性手段实现经济复苏与增长的意图愈益明显。如果说金融危机前的“非理性繁荣”延误了欧盟切实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努力的话，那么危机的“洗礼”则使得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朗，从而为“再工业化”战略的出台创造了契机。
总之，正是对工业地位认识的某种程度的“质变”，试图抓住新产业革命机遇的紧迫感，以及在危机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现实需要等重要因素，共同促成了欧盟“再工业化”战略的适时出台，同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内容与实施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