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观水之澜：1928—1937年研究时段的设定
孟子尝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历史研究也是一样。史事发展至高潮阶段，牵涉的社会层面最广，也最能展现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研究由此入手，先将史事主体部分勾勒清楚。若想窥其全貌，可再延展开来，述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此一事件便可完整呈现。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由清末始，涉及国民性改造、中国现代化等重大历史命题。以它为研究对象，绝非三言两语便可说明。为此，本研究试观水之澜，着重分析近代社会教育的高潮阶段，最终选定1928—1937年作为研究的基本时段。
1.1928—1937年，中国社会教育进入到民众教育时期
现今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分期，通常以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等变迁为线索。早在1936年，俞庆棠《中国民众教育之演进》（载《教育生活》，第3卷第6期，1936年2月）一文已采用这一分期方式。她将1895—1936年民众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895—1911年为简易识字学塾时期，1912—1917年是通俗教育时期，1918—1927年是平民教育时期，1928—1936年文章发表时为民众教育时期。杨才林的博士论文《“作新民”、“唤起民众”——民国社会教育研究》基本沿用了这一分期。该文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社会教育的发展分为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战时社会教育、战后社会教育等时期。这既考虑了社会教育自身的发展情况，也与传统政治史的分期相对应。
综合来看，自1895年起至1949年止，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教育的分期，按照传统政治史分期划分比较合理，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895—1911年，社会教育处于萌芽阶段，社会教育设施形式单一，尚未形成有影响的思想理论体系。1912—1927年划分为第二阶段是经过综合考虑的。俞庆棠的划分方法过于凸显平民教育的兴起，似乎1917年后通俗教育的地位被平民教育取代。实际上，通俗教育在1917年后仍持续发展，政府主办的社会教育实施机关仍以“通俗教育”命名。直至1928年后，它才逐渐为“民众教育”一词取代。也就是说，1918—1927年，通俗教育保留了在社会教育行政上的影响力，但在知识精英中，逐渐被晏阳初等人倡导的平民教育思想取代。1928—1937年，社会教育进入了民众教育时期，达到近代社会教育的高潮。1937—1945年，社会教育政策为适应战时需要而拟定，故常被称作战时教育时期。1945—1949年，社会教育试图进行整合以谋复兴，但成效并不显著，故常被认为是社会教育的衰落期。
由上可见，将1928—1937年作为近代社会教育的一个基础时段进行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这不仅符合政治史的分期方式，也符合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
2.1928—1937年，中国社会教育发展至高潮，已成学界共识
第一，知识精英与国家政权积极探索彼此间沟通、联合的途径与模式，形成了广泛的施教阶层。
晏阳初、俞庆棠等所代表的精英阶层所倡导的学术思想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如俞庆棠等倡导的民众教育理论、晏阳初等提出的平民教育思想、梁漱溟等主张的乡村建设理论、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思想、黄炎培等倡导的职业教育理论。他们工作的重心转向乡村，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增多，形成了向心力较强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在实践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设有多处实验区，将自己的理论构想付诸实践，引起时人的关注与讨论。
政府层面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推动社会教育的发展，中央至地方社会教育行政组织系统得以确立。官办社会教育实施机关大量增设，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超越了私立机构。知识精英的学术实践大多得到本地政府的支持，梁漱溟在邹平的实验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都是如此。国民政府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实验同样持肯定态度，将之作为民众教育和县政改革的典型进行宣传。国家政权对社会教育的重视与提倡使之成为有全国影响的事业。
政学两界联合推广社会教育工作的诉求愈加强烈，双方积极探索合作的模式和途径，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教育施教阶层。精英阶层希望借助政府行政力量推进自身的实验。俞庆棠、陈礼江等人兼具学者与官员的双重身份，是政学间实现沟通的关键。知识精英的学术主张由此得以影响社会教育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增强对基层社会教育的指导。政府方面则依靠知识精英的社会声望谋求更多的支持，增强社会教育政策及法令的合法性。
第二，社会教育被建构成以民族自救为目的的社会改造运动，现代化的诉求愈加强烈，培养现代国民与建立现代国家的目标得到强化。
近代中国社会教育本就有浓厚的现代化色彩。在这一阶段，学者赋予民众教育、平民教育等概念新的含义，从社会改造、民族自救等高度来肯定社会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社会教育在现代国家建立与民族自强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幅提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高践四认为民众教育的任务就是“运用团体力量，解决社会问题”，“民众教育的目的是民族自救、民族复兴。民众教育便是救国教育”[1]。董渭川认为，民众教育对中国社会而言，是社会改造的教育；对中华民族来说，又是民族自救的教育。他主张“要用民众教育的力量与方法达到民族自救的目的”，“全国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都受到水平线以上的教育，只算是民族自救的初步，社会改造也只是民族自救的一部份”[2]。
陈礼江反复陈说民众教育这一新的意义与价值，他指出“民众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不同——它不是只注重识字读书或仅关于知识的传授，而是要对整个的人生或生活的全体下功夫的。从研究民众教育的目标，我们才可以明白何以说它不但是教育革新运动而且是社会改造运动”[3]。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民众教育是一种教育改造运动，所以它的第一任务是当给那些年长失学者补受基础教育，或说将教育权利扩充到大众使它能民众化；二是当充实教育的内容使它能生活化，三是当担任国民的继续教育的工作。民众教育又是一种社会改革运动，所以它的任务，第一当为复兴民族的动力，第二当为乡村建设的工具，第三当为弥补文化上的裂痕以创造合理的人类正常的文化的捷径”[4]。
第三，强调教育对象的全民性与无阶级性，受教群体庞大。
知识精英对自身倡导的概念进行了再阐释，强调社会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等，从广义来说均可看做“全民教育”，主张其工作对象应该囊括全体民众与整个社会，以此弥补普通学校教育的不足，反对少数人的、贵族的教育。
马宗荣和俞庆棠均从这一角度对社会教育概念进行界定。马宗荣指出“社会教育，是以全民为对象的教育。不分男女，不问贤愚，不管职业，不拘贫富，均是社会教育的客体。老幼人等均是社会教育的受教者。不许排斥任何民众，不许任何阶级独占，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全体的民众”[5]。俞庆棠说得更加明确：“广义的社会教育就是全民教育。所以社会全体民众为对象，启发人民向着光明的路上走。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或间接或直接，均须受社会教育的洗礼，使社会日益改革，日益进步。人民的求知欲，日益增加。……我们可以说：广义的社会教育，是永久的事业，无止境的教育；也可以说是‘未完了的教育’，不像学校教育有年限的限制。”[6]
傅葆琛、高践四、陈礼江、范望湖等集中阐发民众教育的这一特点。如傅葆琛指出：“民众教育，是为全国民众办的教育，就是全国国民的教育。失学的人在里面，不失学的人也在里面；成人在里面，青年人和幼年人也在里面；无产的人在里面，有产的人也在里面。……民众教育，不分贫富贵贱，男女老幼，有知识，无知识，一切的人都有受教的可能。”[7]高践四也认为民众教育是全民教育，它“一方面固希望教育普及，同时并主张学无止境，全民众若男、若女、若老、若少、若有识、若无识，均当有永久继续不断求学与永久继续长进不已之机会与可能”[8]。陈礼江和范望湖直接从广义民众教育的对象进行阐释。陈礼江指出：“依广义的解释，则民众即是全民……一国中无论男女、职业、贫富、贵贱、受教育与未受教育，上自全国领袖，下至贩夫走卒。”[9]范望湖则说：“民众教育的对象是民众，广义地说，凡是民众，不论男女老幼，任何职业，其未受教育或已受教育，都是民众教育的对象。”[10]
平民教育往往被认为是与“贵族”相对的教育，是具有阶级限制的。但晏阳初本人强调平民教育也具有全民性与无阶级性的特点。他指出：“平民教育乃全民众之教育，无宗教、无党派、无主义之色彩。”[11]职业教育因本身概念的指向性过于明确，难以简单地将之阐释成全民教育。为此，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强调职业教育的对象、目标应是整个社会与民众。他提到“社会是整个的。不和别部分联络，这部分休想办得好；别部分没有办好，这部分很难办的”[12]。“办教育的对象，从狭义说来，是人；从广义说来，是大众，是社会。”[13]
3.以1928—1937年为研究基本时段，符合北平地区社会教育的发展状况
1928年，改归国民政府管辖的北平地方行政和社会教育工作随之进入新的阶段。以市政府为主体的现代化城市管理体制确立，改变了以往多重交叉的管理模式。社会教育作为教育行政的基本构成，其组织地位渐趋稳固。1928年6月，京师学务局改为北平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工作划归其管辖；1932年7月，北平市政府合并各局，教育局并入社会局内，设立第三科。1933年，北平地区社会教育工作经过前几年的整合后，开始进入到有计划的建设阶段。正如其工作人员所指出的那样，“最近北平教育，已然由整理时期，渐渐的走入建设的时期了！民众教育改组，实验学校创办，处处都是北平教育进展的象征”[14]。
1933年11月，北平市社会局重划社会教育格局，原有15个学区改划为4个社会教育区。每区设民众教育馆1处，负责监督指导、综揽执行各种社会教育事业。这一组织系统运行的关键，是民众教育馆在4个社会教育区内中心机关地位的确立及其指导和示范作用的发挥。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北平地区社会教育基本遵照此次规划展开，渐次深入。北平沦陷后，虽然社会教育某些工作仍在，但是与之相关的政治、社会背景变化显著，其承载的教育意义与内涵也有本质差别。北平地区社会教育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故此，本书将研究时间段限定于1928—1937年，既符合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自身的发展状况，也与近代中国社会教育整体的发展规律及其阶段性相一致。
注释
[1]高践四：《民众教育任务与方法之探讨》（一），载《江苏教育》，第3卷第9期，1934年9月。
[2]董渭川：《民众教育是什么？》，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1期，1933年9月。
[3]陈礼江编著：《民众教育》，13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4]陈礼江编著：《民众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7～18页。
[5]马宗荣：《社会教育纲要》，2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6]俞庆棠：《民众社会教育谈》（上），载《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第3期，1931。
[7]傅葆琛：《民众教育的真义与其他教育的关系》，载《教育与民众》，第1卷第8期，1930年4月。
[8]高践四：《从民众教育的起源及任务说到民众教育的真义》，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1期，1933年9月。
[9]陈礼江编著：《民众教育》，1页。
[10]范望湖：《民众教育ABC》，74页，上海，世界书局，1931。
[11]晏阳初：《民平（应为“平民”）教育运动术》，载《晨报副刊》，第47号，1926年09。
[12]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载《教育与职业》，第71期，1926年1月。
[13]黄炎培：《我们为什么这样努力办〈国讯〉》，载《国讯》，第367期，1944年5月。
[14]梓材：《今后平市教育界应表现的精神》，载《时代教育》，第1卷第10期，193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