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春秋战国君主产生方式及其制度规范的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的君主产生方式，在前期虽然沿用了西周王朝以来的昭穆制，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后期则完全破坏了三代以来的君主制度，形成了新的君主产生方式。
春秋时期君主产生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诸侯国君主的弑篡较为常见，以下犯上者比比皆是。
这种上下易位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原有的继承制度已经开始失灵，或者说遭到了较大程度的破坏。但是，这一时期的弑篡还没有彻底打碎、摧毁旧的贵族血统继承制度。即使是十分强大的诸侯，也要在名义上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诸侯称霸的方式是“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令诸侯”。各诸侯国内部是“陪臣执国政”，但陪臣能够上升为诸侯的还十分少见。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旧有的制度体系已经趋于瓦解，但旧制度的惯性仍然存在。直到三家分晋得到周王的承认，这种惯性才被突破。
第二，各诸侯国内部的君主争夺战与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紧密相连，互相影响，君主产生方式带上了浓厚的武力色彩。
各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你涨我落，又加剧或者阻碍着君主继承制度的变化。由于争霸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的直接统治区域逐渐由“国”向“野”、由“都”向“鄙”扩展，国人和野人尽管尚未打破部族宗法的限制，但已开始互相渗透。这些，都促使着春秋时期的君主制度由过去的部族君主向区域君主逐步转变。
第三，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和兼并使一部分小国家先后灭亡，能够称霸的诸侯逐渐向天下共主的方向逼近，其地位和权力在不断变化，从而影响着君主的产生方式。大国的左右和干涉，对小国君主的产生更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战国时期，由原始社会和夏商周三代而延续下来的父系大家族（或者更准确地称为部族）逐步演变为小家庭，“五口之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至此，昭穆制度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仅仅剩下了一个礼仪性的躯壳形式。而与社会的变化相应，君主的产生方式，逐渐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按直系血统计算的父传子制。
春秋时代，虽然已经基本上排除了班辈相传的继代方式，形成了直系血统之间的继代方式，但是，兄终弟及作为班辈继承的遗迹还屡见不鲜，血亲父子之间的继代屡屡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而到了战国时期，这一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太子制的雏形。不过，战国时期君主制度的完善是同统一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侯国内部依据实力而展开的内部夺权斗争也十分激烈，君主的非正常更替依然较为多见。
在这种局势下，君主产生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较为混乱。从总体上看，春秋时期，旧的制度正在破坏，而新的制度并不成熟，因此，以下犯上的篡弑现象比较多见。到战国时期，君主的产生，逐渐开始向血亲意义上的父子继承制度转化。战国时太子制度的出现，就是这一转化的标志。
从严格的意义上看，战国时期的太子制，还处于十分不完善的刚刚形成阶段（完善的太子制，直到汉代才最终形成）。战国时所谓的太子，往往是对有继承君主权位的所有人员的一种泛称，即把君主的子辈特别是长子统称为太子，“太”与“大”同义，而没有形成严格的预立制度。有继承权的子辈，往往会出现武力争夺现象。春秋时期，兄弟相残几乎司空见惯，战国时期的太子制，仍未能彻底解决诸兄弟相残的问题。
另外，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主的同辈兄弟之间，往往享有较大的权力，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比较突出，有的甚至虽然不是君主，但却能够以君主兄弟的身份左右政治。一直到战国，这种兄弟执政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例如战国有名的四君子（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都是以国君兄弟的身份主持朝政。这种兄弟共掌朝政的现象，实际上是班辈继承下兄终弟及制度的一种改头换面的历史遗存。
春秋战国时期，君主的权力开始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权力向新兴的统治者的不断集中；另一方面是原来的君主大权旁落。
首先，原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大权旁落，而新兴起的诸侯执掌了实权。
春秋时期，天下大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晋楚诸大国的君主，俨然成了主宰天下的实权掌握者。按照鲁《春秋》的起迄年代，从公元前722年到前479年，诸侯朝齐晋楚者三十三，而朝周王者仅三；大夫受聘于诸侯者五十六，而受聘于周者仅五。这种局势，反映了周天子与诸侯之间权力的你涨我落。
其次，诸侯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凡国力强而能称霸的，权力则向国君集中；凡国力弱而不能称霸的，权力则向大夫分散。前者如齐桓公、楚庄王，后者如齐国的田氏，晋国的韩赵魏诸大夫。伴随着权力的分散和集中两个极端，君主的地位在不断变化。高山为谷，深谷为陵，上下易位的现象不断发生。
在君主的行为上，这一时期缺乏相应的规范。夏商周三代的旧有规范已经开始失效，而新上来的封建主尚未形成新的行为规范。不论是老君主还是新君主，在其行为上都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任意性。原先的统治者已经不再那么虔诚地遵守旧有规范了，如周宣王“不籍千亩”就是一例；新兴的封建主则我行我素，完全不管那一套典章礼仪。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往往以奸诈、欺骗、强取豪夺为能事，权术盛行，道德大坏，充分表现了这一时期君主行为的无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