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秋夕的仪式及象征
仪式与象征，作为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与符号表述，是人类思维与行动的本质体现。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信仰与仪式通常被作为人类学宗教研究领域中两个重要的范畴，前者是对自然、社会与个体存在的信念假设，后者则是表达并实践这些信念的行动。虽然大多数宗教的及巫术的行为都是属于仪式的，但仪式这一概念通常却不限于宗教和巫术[17]，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世俗的活动。我们对仪式这一概念采取了较为广义的理解：它可以是特定时空下的神圣礼仪，也可以是约定俗成的世俗活动。仪式作为一个社会或族群最基本的生存模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是社会秩序整合与调适的平台，是民族文化传统延续的生命场。秋夕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出繁复的节日仪式，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仪式神圣与世俗交错混融，集韩国人民生产、生活于一体，涵盖了伦理世界和社会生活，集中表现着民间生活的内在逻辑，满足着民众的精神需求和现实利益，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
一 秋夕的仪式展演
不论是西方抑或东方，也不论是何种形式的节日，其结构大致都包括时间、仪式、内容和隐喻四个层面。而这些又集中体现在仪式之上。秋夕仪式与其他节日仪式一样，从其内容的符号和编码来看，可以视为集体象征文本；从其形式来看，它们都具备形式固定化和操演作用的特点。也就是说，作为人类仪式的结构和形式一旦确定下来后，它就会在长时间里被固定下来，将其文化进行展演。
（一）茶礼
秋夕茶礼又叫“八月荐神”。韩国人在秋夕非常注重“追远报本”，祭祀祖先。尤其是儒家文化传入韩国后，更加强化和丰富了韩国固有的祖先崇拜习俗。另外，秋夕茶礼兼具“荐新”之意。荐指献或进，而新是指新谷或时鲜收获物。《通礼》所云“岁逢令节荐新物”即是。所谓荐新是指以初熟五谷或时节果物祭献天地神明和祖先的祭仪。[18]在韩国的传统农耕习俗中，每当有新的收获物时，人们都要举行仪式祭拜神明和祖先，向祖上敬献当年的新谷和时鲜水果，把用新米做的松饼、打糕、新稻酒以及各种珍馐美味，还有新收获的栗子、柿子、大枣、梨子等新果实摆设在祖先的牌位前面。一般是当日在宗族祠堂或自家举行祭祖仪式，通常祭拜四代祖先。如果有几个兄弟，则一般由年龄最长者主持。
“茶礼”一词在史书中最初出现时其意却与后来相差甚远，据考证，“茶礼”这一词语最初出现于李朝太宗元年，即公元1401年，开始时意思只是接待外国使臣的一种礼节，并无祭祀之意，后来才慢慢发展成为祭祀的一种礼节。[19]由于主要是表达对祖先的感恩之意，因此，秋夕的祭祀尤其讲究，其隆重程度甚至超过了春节，包括供品的制作与摆放，祭祀的礼仪等也要求严格。
祭品的摆放要严格按照“左脯右醢，考西妣东，炙奠中央”的规则。贡品前后一共分为五行：第一行自左至右为左烛台、酒杯、勺子、筷子、神位烛台、右烛台；第二行遵照“鱼东肉西，头东尾西”的原则，鱼放在东边，肉放在西边；第三行是肉汤、海鲜汤、豆腐汤，按照从左到右依次放置；第四行遵循“左脯右醢”的原则，自左至右依次放脯、三色山菜、拌粉丝等；最后一行按“东枣西栗，红东白西”的原则，依次摆大枣、栗子、柿子、梨子等果类。同时，祭品也有一定的禁忌，如不用桃子，因为在东亚各国中，桃子有驱鬼的功效。另外，末字发韩音
“qi”的不能使用，例如小鱼
（韩音：“mier qi”），带鱼
（韩音：“gal qi”）等。不能用辣椒和大蒜，祭品不能辣也不能咸。[20]
秋夕祭祀也有一定的程序。家中男女要穿韩国传统服饰、戴新帽，摆好祭品后，开始祭典。男人们恭敬地站立在祭桌前，主祭的家族长子要先把家里的大门打开，请老祖宗的灵魂进到家门来，然后回到供桌前，烧香、点烛、献花与献酒，率领家庭成员行叩拜礼。在祖宗们享用祭品的时候，主祭者还向家人介绍祖宗的创业史与光荣史，进行较严格的家庭教育。然后卜问祖宗是否已享用完祭品。完毕后，主祭者再率领家族成员对祖宗行礼，恭送祖宗。祭祖仪式完毕后，将祭酒喝掉，然后开始吃团圆饭。[21]供奉的食物则由全家人分食，称为“饮福”。李吟雪先生也就其所见对秋夕茶礼进行了描述：首先燃香向供桌拜三下，意即求降福星保佑。然后用茶壶向小茶杯倒茶，向祖宗献茶，最后全家行跪拜之礼。[22]
（二）食俗
因为隆重的秋夕茶礼在早饭后举行，所以，韩国的秋夕节早餐最为正式和丰盛，这也是韩国秋夕文化当中颇具特色之处。加之所做饮食涉及供品，因此食品原材料都是精挑细选，制作也是颇费周章。当然，对于制作食物的妇女，尤其是长媳，秋夕不啻于一场声势浩大的战役。韩国《农家月令歌》里也记载着秋夕节日的一些传统食物：“吃干明太鱼与黄花鱼以度秋夕名节，用新稻酒、新米松饼、匏瓜菜、土卵汤供奉祖先，后与邻居分食。”[23]《东国岁时记》“八月十六”条载：“（秋夕）卖酒家造新稻酒，卖饼家造早稻松饼，菁根南瓜甑饼，又蒸糯米粉，打为糕，以熟黑豆黄豆芝麻粉粘之，名曰引饼以卖之，即古之粢糕，汉时麻饼之类也，蒸糯米粉成团，饼如卵，用熟栗肉和蜜附之，名曰栗团子，按岁时杂记二社重阳以栗为糕，今俗昉于此，又有土莲团子，如栗团子之法，皆秋节时食也。”[24]可见，秋夕的主要传统食物如下：
1.松饼
如同月饼在中国中秋节的地位，松饼也是韩国的秋夕节最具代表性的食品。“松饼”名称之由来就在于蒸松饼时必须在蒸屉里先铺上一层松针，防止糕饼粘在蒸屉上。秋夕松饼都是用新米制作而成，形似半月，一般以豆沙、枣、栗子、芝麻泥、白糖等为馅。有时用胡萝卜、南瓜等染成各种颜色，摆放在一起，色彩各异，非常漂亮。现在也有香菇、水芹菜、石茸、鸡肉等肉类和新鲜的蔬菜等做馅的“加馅松饼”。包松饼一般全家参与，非常热闹，既有团圆之意，又加强了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交流。松饼不仅是色香味形俱佳的秋夕食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韩国人民也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意蕴。如古时候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未婚的青年男女如果能够包出好看的松饼，就会寻到心仪的佳偶，反之则会找到一个丑八怪。怀孕的妇女往往在松饼里横着放上一根松针或者缝衣针，如果吃到松针头部或者缝衣针针鼻，就会生女孩，反之则会生儿子。而且松饼呈半月形而非满月，也深含寓意。从传统的风水信仰来看，半月形意味着逐步走向满月，呈上升势头，也象征着家族繁茂、财源滚滚。历史上贵族统治者也很看重这一点，建都时往往都选择半月形的地方，如新罗的首都庆州、高句丽的首都平壤、百济的首都扶余等。[25]和中国的月饼象征着“团圆”之意不同，韩国的松饼最初是祭拜掌管丰收的月亮之神的祭品，后来演变为祭拜祖先之用。
包松饼（韩国龙仁民俗村展品，笔者拍摄）
2.土卵汤
即芋头汤。秋夕，正是芋头刚刚收获之时，因此，芋头汤是秋夕最具时令性的食物。鲜美的芋头汤属于碱性食物，有益于健康，又可以消食，也是人们非常喜欢的秋夕食品。
3.新稻酒
秋夕时，人们都预备充足的用新稻米酿制的白酒，一方面作为祭祀用品，另外用于秋夕节日狂欢。
此外，秋夕传统食物还有黄鸡以及各种收获的果实等，不一而足。
（三）秋夕民俗游艺
对于何谓民俗游艺，笔者比较认同任东权先生所做的界定。他认为，民俗游艺包括民俗游戏和娱乐，从广义上说，有时也包括舞蹈和戏剧。游戏，主要指的是青少年男女愉快地嬉闹玩耍，娱乐则是指人们在空闲时间进行的有趣活动。民俗游艺的概念其实与游戏相当接近。属于传统民间风俗的尚未分化的舞蹈也可以归入民俗游艺之范畴。[26]
秋夕是收获的节日，既被视为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又被视为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在祭祖及享用各种美味佳肴之余，还创造了许多传统的民间游艺活动用以助兴。加以中秋月明，便于举行各种游戏活动，所以秋夕的游戏活动比较多，俗称“百戏”。秋夕的游艺活动虽然现在的韩国人一般将之视为娱乐性活动，但是这些民俗游艺活动作为秋夕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多是从古代开始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慢慢形成，然后又在日积月累的实践当中逐渐继承下来的。古代人为了取悦于祖先和自然神灵，求助于自然恩赐，以歌舞游艺活动等方式进行求助祭拜。恩格斯在谈到印第安人的宗教观念和崇拜仪式时指出：“各部落各有其定期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特别是舞蹈和竞技。”[27]张筹根先生经过研究认为，不少韩国传统岁时游艺活动“存在于祖先原始信仰的祭天仪式活动当中，不分男女老少所有的人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娱乐方式慢慢地演变成为现在的岁时风俗，而这些岁时风俗又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而成各种的游戏，从而超越了纯粹的娱乐形式而成为祖先创造的传统文化而承继下来”[28]。韩国秋夕的不少游艺活动都源远流长，带有明显的农事礼仪与宗教祭礼的色彩。
其实，梳理一下韩国的民俗游艺活动，可以看出正月十五上元节与八月十五秋夕节占据了绝大部分和农事礼仪相关的民俗游艺项目。林在海认为，除了月亮之神代表丰饶之外，该做法也并非毫无科学依据。“十五首先是因为满月而成为节日的，而月亮，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又非常密切。有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十五的月亮能使生命力活化的放射线最强烈地放射出来，植物花的开放一般在临近满月时达到高潮。也就是说，农历十五夜里，由于月亮的影响，植物的生命力是最旺盛的，故此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在这个时候进行祈祷农作物丰收多产的游艺活动是最有效的。”[29]当然，随着韩国步出农耕时代，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之后，有些游戏活动慢慢就衰落了。韩国秋夕的游艺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1.拔河活动
拔河又称引索，在中国古代称为施钩之戏，起源于古代楚国。拔河习俗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各国以及韩国、日本等国家，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活动。
在韩国，拔河是传统的竞技性很强的大型民间游艺活动，一般在秋夕、端午、上元等传统节日举行。这项活动历史悠久，洪锡谟所著《东国岁时记》对此早有记载：“湖西俗有炬战，又以绚索分队，把持相牵引，不被引者为胜，以占丰。”“岭南俗有葛战，以葛为索，大可四五十丈长，分队相引以决胜，谓之占丰。”[30]很清楚地指出这项活动的目的就是“占丰”，即双方希望通过拔河竞技仪式以祈求丰产，是带有占岁色彩的信仰活动。
韩国学者一般认为，拔河活动发祥地为东南亚的产稻区，主要涵盖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及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东部把这一活动视为象征男性的太阳神和象征女性的地母神一年一度相会的仪式。所以每年开始农耕之时，人们便分成男女两队进行拔河活动，拔河动作模仿反复屈前仰后的性行为。在东南亚一些地方，人们也认为拔河有祈雨的功效。在韩国，拔河活动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韩国的农业产区以汉江作为分界线，汉江以北是以旱田为主，基本上不举行拔河活动，而在水稻的主要生产地湖南地区与岭南地区，则盛行拔河活动。韩国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都有拔河活动，其中秋夕拔河盛行于全罗南道的一些岛屿、京畿道、江原道、济州岛和庆尚南北道的部分地区。拔河在济州岛地区被称为照里戏。《东国舆地胜览》或《东国岁时记》中记录：“济州俗，每岁八月望日男女共聚歌舞，分作左右队曳大索两端以决胜负。索若中绝，两队富地观子大笑，以为照里戏。是日又作秋千及捕鸡之戏。”[31]
韩国自古以来从事水稻生产，至于稻作活动起于何时，确切的时间难于考究。不过根据史书文献，可以知其大概。韩国古籍《三国史记》记载，多娄王六年二月，曾“下令国南州郡，始作稻田”[32]。说明当时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已有水田种植稻米。古尔王九年二月，“命国人开稻于南泽”[33]。中国《隋书·东夷·新罗》中记载，新罗“每正月旦相贺，王设宴会班赉群官。其日拜日月神……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34]。都说明自公元前后起，朝鲜半岛南部水稻种植逐渐普及。金宅圭的研究也表明，随着百济从1到2世纪，新罗从4到6世纪大力兴修水利灌溉设施起，韩国的水稻种植兴起了。[35]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力的落后以及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加之水稻种植与收获需要集体协作，为了祈丰或祈雨，拔河活动应运而生。
韩国传统的拔河活动颇具特色，和人们所熟知的体育运动中的拔河区别很大。拔河用的绳索是用稻草编织而成的，由主绳和边绳构成。主绳由两根连接而成，每根至少几十米长，直径50—100厘米，有的绳索粗得人骑上去脚都不能着地。其中一根称为雄绳，另一根称做雌绳。为了便于拔河，人们又在绳子上绑上上百条边绳。两根主绳粗的头部都编成套环的形状，雄绳的连接环要小一些，大致呈椭圆形，雌绳的连接环稍微大一些，接近于圆形。在比赛开始之前，双方需齐心协力把雄绳的绳头插进雌绳的圆环里面，之后在雄绳环里插入一个长约3米、粗约25厘米的木段将其固定。比赛的规模很大，不分男女，一般有数百人乃至数千人，拔河比赛一般是在邻村之间进行，同一村庄比赛的极少。比赛时多以介乎两个村庄之间的道路或者河流为界，分为东西两方，一般雄绳在东，雌绳在西。比赛的场面极其壮观，常常持续数日数夜，双方还各有拉拉队，摇旗呐喊助威。比赛间隙，拉拉队一般会在农乐伴奏下为本方参战队伍跳舞唱歌以鼓舞士气。根据韩国安东大学民俗学教授林在海的研究，拔河比赛一般分为准备过程、比赛过程与结束过程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一般是将家家户户都准备好的稻草收上来，以便制作拔河用的绳子。制作绳子需要几千捆稻草，都是村民免费献上的。在村民花费近一个月时间共同将绳子制作完毕后，还要对绳子严加看守。因为拔河绳被视为龙的象征，主绳上的边绳被看作龙足。在稻作文化中，龙的地位和功能不言而喻。出于原始生殖崇拜，绳子有时也被视为带来丰产与繁衍的男根或者女阴。基于这层含义，围绕拔河绳还出现了一种说法，只要能够从大绳上跨过去，即使是不育的妇女也能生儿子，不过这样将会导致庄稼歉收。当然，看守绳子除了防止妇女或其他不洁的东西靠近外，主要是担心对手私下里从己方的大绳跨过或者把针插入大绳之中，因为这样据说会导致出现事故或绳索断开。比赛过程则把绳子人格化，一人穿上男服骑在雄绳上，另一人穿上女服骑在雌绳上。而且两根绳子也分别供上男帽与女冠。连接雄绳与雌绳的过程以及拔河的进退动作无不和人类的交媾动作相契合。弗雷泽在《金枝》中也对欧洲类似的现象予以了关注，“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有些仪式至今，或者直到不久以前还在欧洲保留”[36]。
拔河不仅是一种游艺活动，而且还有通过拔河占年的传统习俗。拔河时分东西两队分拉雌雄两端。比赛决出胜负，一般认为西队战胜东队即雌绳获胜会丰收；相反如果东队胜西队则当年五谷歉收。这是因为在阴阳哲学中东是阳，代表男性，西是阴，代表女性，而女性能生育，是生产、生殖的象征，所以代表阴性的西队胜利就意味着五谷丰收，必有大年。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东队都会败给西队以图吉利。而且，人们相信，如果不举行拔河比赛的话，农产品肯定会歉收。可见拔河也是一种通过拟战方式占年的间接农占习俗。
拔河结束后处置粗大的拔河绳，一般有几种方式，由于人们将之视为吉祥之物，认为用其肥田或者扔在屋顶上就会带来吉祥和丰收，所以有把绳子剁碎放到田间或者做牛饲料，或者将其缠绕到房屋堂山的树上面。金光彦认为：“它显然是与水稻生产密切相关的一项重要仪式。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强调，这项活动起到了加强人们的凝聚力和热爱故乡之情的作用。如果不是对养育自己的故乡充满了爱和自豪，就不太可能无私地献出农家十分珍惜的稻草，也很难做到不分昼夜地欣然参与近一个月的搓绳劳动。就此而言，拔河活动不愧为韩国民俗游艺的标志。”[37]
拔河（韩国乐安邑城民俗村展品，笔者拍摄）
2.羌羌水越来
“羌羌水越来”是韩国秋夕时的一个传统的游戏节目，即圆圈舞，音译为“强羌水越来”，或“羌羌水越来”。这是韩国秋夕最著名的一个游戏，它集祭祀、娱乐和表演为一体，被列为韩国第八号重要无形文化财产，也在200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流行于全罗南道沿海地区，主要是女性的一种集体游戏，通过世世代代人们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其形式主要是在秋夕月圆之夜，几十个身着韩服、打扮漂亮的女人，择一个合适的场地，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有节奏地一边跳舞一边唱歌。从明月初升一直跳到到凌晨。在游戏进行过程中，一两名唱得比较好的妇女往往被人们挑选站在圈子中间领唱，领唱者每唱一句，其他妇女则随声附和“羌羌水越来”。所以这个游戏也就被称为“羌羌水越来”。歌曲的旋律简单而又通俗，并且时时有同一种旋律的循环出现。领唱者领唱一句，其他人合唱一句。开始时比较舒缓，之后速度逐渐加快。领唱者所唱歌词并不固定，都是根据不同的情境随意编唱，仅举几例羌羌水越来的歌词：“天上星星哎密密扎扎，羌羌水越来；朋友好院子也好，羌羌水越来；松田里松叶哎密密扎扎，羌羌水越来；竹田里竹子哎密密扎扎，羌羌水越来；圆月里的老松树，羌羌水越来。”[38]“守卫边疆跳起舞，羌羌水越来；一轮明月当空照，羌羌水越来；龙王爷啊出东海，羌羌水越来；秋夕节呀好自在，羌羌水越来；新娘子们尽情舞，羌羌水越来。”[39]
长期以来，羌羌水越来作为秋夕游戏项目为韩国人所喜爱。但是对于这一游戏的起源，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说法是这一游戏源于古老的韩国土俗圆舞。这种提法的代表者是任东权先生，他认为应该追溯到马韩时期的部落群体游戏，最晚在百济时期已经得到广泛的流传。这种原始圆形舞发展到了朝鲜朝“壬辰倭乱”时，被名将李舜臣将军借用来抗击倭寇。“羌羌水越来是在远古时代人们表示对月亮的感激，感谢它照亮了世界，并把人类从黑夜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而欣喜若狂手拉手跳起圆圈舞的习惯中形成并流传至今的一种游艺。尽管佛教和儒教传入我国以后限制身体的动作，要求人们保持贞静及沉思，但是普通百姓在生活中无法克制因喜悦而表现出来的身体欢快的动作节奏，羌羌水越来就是作为秋夕节的庆祝活动延续下来的。”[40]
还有一说认为该游戏刚开始只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很普及，它的广泛流传与客家人有关。壬辰战争中，明朝政府派广东翁源客家人陈璘率海军过来，与朝鲜海军将领李舜臣一起，在今韩国全罗南道的西海岸海域与日本海军打仗。但朝鲜海军人数少，装备也差，根本就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便向陈璘求助对策，陈将军便想出一个以少胜多的作战策略，即利用韩国传统的“刚刚数来”民俗活动，在晚上，安排一些妇女儿童出来，点上火把，做“强羌水越来”游戏，并大声地唱“强羌水越来”。这样，日本海军不知虚实，以为岸上人多，军事部署周密，每晚都有将士在欢歌跳舞，很难对付，慢慢地便撤走了。当地军民认为这是“强羌水越来”的功劳，且认为这种游戏很吉利，便很快地普及开来了。[41]
另一种说法是全罗道地区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说，认为该游戏源于壬辰战争中的李舜臣将军。当时守卫边疆与倭寇对峙的水军统帅李舜臣将军为了迷惑敌人和提醒军民警惕倭寇来犯，设下疑兵之策。他号召沿海地区的妇女们，在夜晚聚集海滩，监视敌人动向，同时唱着“羌羌水越来”为子弟兵助威。壬辰倭乱平息后，这一歌舞便在全罗南道海岸地区广为流传，直至今日。
有人将“羌羌水越来”这一名称解释为“强羌水越来”，意思是强大的敌人从水那边过来的意思。其实这是从汉字表示来理解这一歌舞。实际上按照全罗南道方言的发音，“羌羌”就是“圆”之意，“水越来”则是“顺着”或“沿着走”的意思。按照后者的含义，这一歌舞应是民间祭祀。舞蹈家郑昞浩即认为“羌羌水越来”这一歌舞源于女性祭仪，而与其相关的祭仪只有在全罗南道地区见得到的珍岛鬼祭和任实舂祭。珍岛鬼祭主要是在每年的农历十五晚上，这一地区的妇女，用脸罩纸做假面具，手提各种叮当作响之物，逐户驱鬼，而且到村头摆设祭品举行祭祀仪式，完毕后，将纸假面投入篝火，跨火堆而返家。任实舂祭流传于任实地方，也是在阴历十五晚上举行，妇女们选择某一家的舂，抬着它排在队伍的前头，一边唱歌一边大声喊叫行走在村子街道以驱赶各色鬼等，最后走到村头把舂倒置树立，妇女们围着舂进行祭祀。[42]
而中国上海师范大学的翁敏华教授则认为该游戏是从唐朝引进的，源于唐朝中秋的踏月歌。其理由首先是唐朝时期新罗大力引进唐朝文化，其次是和中国的“踏歌”相似点颇多：一是举行的日期一致，都是八月十五这天。二是参与者的性别一致，两国参与者都是妇女。三是圆舞的形式一致，都是“连袂而踏”。四是一人引唱、众人和歌的方式也一致。[43]当然，不管何种说法，“羌羌水越来”带有原始共同体生活时代的痕迹毋庸置疑。
3.摔跤
摔跤，又称角戏，是韩国广为普及的一项民族游戏。韩民族素以刚勇强悍著称，可以说摔跤是最能体现韩民族这一特点的活动之一。“羌羌水越来”主要是女性的民俗游戏，相比较而言，摔跤则是专属于男性的活动。摔跤在韩国的历史比较久远，朝鲜半岛的黄海道安岳郡，曾经出土了一座于4世纪中叶修建的古墓，在古墓里面的壁画上，惟妙惟肖地绘有两个大力士摔跤的场景。一些韩国学者认为这是起源于韩国的一项运动，和农业耕作劳动有关，是韩国劳动者耕作之余于田边地头休息时产生的游戏。[44]摔跤活动主要集中于端午和秋夕，秋夕前后，为庆祝丰收，韩国男子们以村落为单位，在田间村头或者河边的沙滩，常常以摔跤为戏。这种欢快的活动一方面可以让人消除一年的辛勤劳作之苦，充分享受丰收的快乐，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村落集体成员的联系，增强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摔跤的形式也不一，有庆尚道摔跤、咸境道摔跤、平安道摔跤、忠诚道摔跤诸多形式。规模比较大的比赛上，获胜者还会获得一头黄牛作为奖赏。
4.荡秋千
荡秋千是韩国妇女非常喜爱的一项传统游戏，这一游戏一般在秋夕和端午期间举行。早在13世纪初期，《高丽史列传》里面，“崔忠献传”记载：“端午忠献设秋千戏于柏井洞宫，宴文武四品以上三日。”[45]当时不仅在贵族上层阶级，普通平民百姓中间秋千游戏也非常盛行。到15世纪，秋千比赛中，出现把铃铛系于秋千之前，用来测量荡秋千时所能腾空的高度以确定胜负的方式。李朝作家成倪为此曾经赋诗描绘比赛，用“手揽彩索如飞龙，金铃语半空”[46]来描绘荡秋千的情景。最初，民间荡秋千是在河边、山坡或家门口的大树上，每到秋夕、端午或一些农闲时间，姑娘们上穿白衣，下着彩裙，成群结队去荡秋千。16世纪朝鲜女诗人许兰雪轩曾经写过关于农村姑娘们荡秋千的诗歌。“各村姑娘齐涌来，荡起秋千比高低，腰系细带，头罩彩巾，飞呀，飞上天。彩绳乘风破蓝天，秋千飘然入云霄，玉佩叮当声播远，柳叶飘摇如落英。”[47]很形象地勾勒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秋千比赛的画卷。后来出现了秋千架。秋千比赛方式通常分为单人和双人两种，比赛的评比方式也是两种：一是荡高，荡秋千时以所荡的高度来决定胜负；一是踢铃，在秋千架前竖起两根长木杆，在两木杆之间拉一根绳子，上面拴有铃铛而且绳子可以自由升降。比赛时以荡秋千时铃铛被碰响的次数多少来决出胜负。这种难度较高的游戏也是韩国妇女性格的反映，勇敢、明朗、拼搏向上。
5.跳跳板
跳跳板也是深受韩国妇女欢迎的游戏项目，在秋夕、端午和正月十五等节日活动中盛行。据说在高丽之前，这一游戏就已产生并受到韩国女性的青睐，最初兴于民间，后来也普及贵族阶层。关于跳板游戏由来的传说也比较多，如是因为朝鲜古代女子囿于封建礼教桎梏不能出大门露面而想出来的游戏。另外韩国从古代流传下来一些说法，如正月里跳了跳板，脚一年都不会扎刺；姑娘时不跳跳板，婚后生孩子会难产等。跳板呈长方形，长约四五米，宽三四十厘米，中间部分厚约七厘米左右，两端厚约三厘米左右。中间部分下面放一块垫木，垫木大约四十厘米厚。[48]比赛时，两名队员分立跳板两边，一个人先跳起，在落下的时候用双脚猛烈踏击跳板，借助跳板弹力将对方弹射而起，双方你来我往，反反复复。跳板比赛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直立跳、轮班跳、花样跳。每年的端午或秋夕期间，韩国女性一般都玩跳板游戏。有时举行规模较大的比赛，观者众多，场面热烈，选手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腰束彩带手持扇，随着音乐展示各种优美的动作。
6.龟戏
龟戏主要流行于京畿道与忠清北道东北部一带。用高粱叶做成类似乌龟壳的草垫子，然后三名男子一前两后顶着龟壳模仿乌龟爬行，沿村逐家逐户讨要食品，并念念有词：“东海龙王的儿子乌龟巡游至此，给些吃的吧！”一般演龟戏的都有农乐队伴随及一些打扮停当的随从人员。各户人家一般会拿出新做的松饼及收获的水果给他们。这一游戏其实也和农业耕作活动有关。因为在韩国的神话传说中，龙王掌管风雨，是农业保护神之一，而乌龟是龙王之子。另外，乌龟寿命很长，也被韩国人视为吉祥之物，同时，农民们认为这样可以驱除村子里面的妖魔。
7.牛戏
牛戏和上面提到的龟戏颇类似，这一游戏盛行于黄海道海州地区。每年的秋夕晚上，头戴牛头面具的牛戏就会上演。这一游戏到了近现代，就开始脱离假面舞的形式，由假面牛头舞发展成为今天的牛戏的形式。牛戏一般是两个人披上草席，弯下腰，前者持两根木棍做牛角状，后面的人持一木杆或缀一草绳做牛尾。牛的前面一般有两人，其中一个扮作牧童，另一位扮作牛主人，还有农乐队跟随。挨家挨户敲门拜访，有时直至深夜，被拜访的人家都要提供钱物或美酒食物，牛戏者跳舞祝被拜访者取得丰收。所获钱物除了一部分用作经费外，剩下的钱物则充为村庄的共同财产。这一游戏也带有浓郁的农耕文化色彩。由于牛是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后最初的和最忠诚的农耕伙伴，其对劳动的忠诚及任劳任怨也赢得人类钦敬，在世界不少地方如印度、中国都出现了耕牛崇拜文化，这实际上寓意对劳动的肯定以及对丰收的祈盼。费尔巴哈在论及动物崇拜现象时曾指出：“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神。”[49]鉴于在农耕时代耕牛对人类的意义，牛被神化和受人祭祀就毫不奇怪了。朝鲜半岛，大约公元1—2世纪出现牛耕，公元6世纪在整个朝鲜半岛普及，耕牛崇拜文化也逐渐形成，出现了一些崇祀牛神的歌舞艺术，有的地方甚至通过牛来占卜收获的丰歉。秋夕的牛戏也属于这种农耕文化。
（四）省墓
在韩国，秋夕类似于中国的春节，不管身在何处，在这一天是必须回家团聚的。因为这一天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祭祖。饮水思源，数恩报祖，中韩两国是相通的，其中最重要的事项就是祭祖，韩国秋夕祭祖团圆的重要性远超于春节。[50]韩国人非常重视祖先祭祀，秋夕省墓的风俗自高丽时代开始流传，极其隆重，这也是韩国人秋夕络绎不绝回乡的原因。由于韩国人的祖先的墓地一般都选在山上，因此为祖先扫墓在韩国有个特殊的约定俗成的称谓“上山”。秋夕“上山”是一年中天大的事情，无论有多么重大的事，也不能不扫墓。清光绪年间，许午就其在朝鲜见闻作《朝鲜杂述》记载：“俗于元旦、寒食、端阳、秋夕（谓中秋也），皆行墓祭，但元旦、端阳二节，诸祭馔略减耳。”[51]秋夕扫墓也有比较严格的顺序，先清除祖先墓前的杂草，如果谁家的祖先墓前杂草丛生，没有人清除，将被大家耻笑为不孝。另外，精心地将受损坏的坟头修补好，然后将供品摆设于墓前。祭拜一般从长子开始敬酒和行祭拜礼。之后，随同一起的祭拜者也敬酒三杯、行两次礼。然后把酒和食物都撒在墓前地上，先让祖先饮用。由于有着祭品不能带回家的风俗，一般祭拜祖先后，祭拜者坐下来饮食，最后剩下的要么撒在墓周围，要么给村里人吃。
省墓（韩国龙仁民俗村展品，笔者拍摄）
（五）觐亲
秋夕觐亲风俗主要在韩国忠南一带流行，又被称为半见。最初这一风俗是因为秋夕时庄稼收获完毕，比较空闲，给媳妇半天时间探望娘家人——但并非是回娘家，而是双方各自带上对方喜欢的食品，在预选好的婆家与娘家之间的第三地见面，后来改为会面时间为一天。秋夕本就起源于纺织比赛、唱“会苏曲”、跳舞等女性为主的活动，因此，“这一天也是妇女的交际日，访问亲戚等活动盛行”[52]，觐亲是其表现之一。
二 秋夕的象征意义
根据涂尔干的观点，节日是一种社会时间的制度性安排，以区隔出日常的生活作息。节日活动之不同于日常生活，明显的表现在于它集中了一整套富有深意的象征事物。巴赫金说：“节庆活动永远具有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世界观内涵。任何组织和完善社会劳动过程的练习、任何劳动游戏、任何休息和劳动间歇本身都永远不能成为节日。要使它们成为节日，必须把另一种存在领域里即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某种东西加进去。”[53]但是，节日的习俗又不是与日常生活实践相分裂的事物，节日作为精神建构活动是当地民众生活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经由其象征体系深刻体现和通过仪式语言完整表达的生活整体的部分。秋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仪式之中，而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连绵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
（一）祖先崇拜观念
秋夕节日所表现出的很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祖先崇拜观念。秋夕的茶礼、省墓等行为无不呈现出浓浓的祖先崇拜观念。祖先崇拜观念是韩国最主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在韩国的风俗习惯与意识形态中皆有广泛表现，特别是在祭祀与孝道上表现最为突出。按照韩国的说法，春节是给活人过的，秋夕是给死人过的。其本质是对祖先的感恩。因此，秋夕又被称为“韩国的感恩节”。韩国的祖先崇拜思想由来已久，当然，今天的韩国秋夕茶礼及扫墓等行为表现的多是儒家礼仪观念，受朱子家礼影响尤深。
总的来说，韩国的传统思想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本土的萨满教思想，其次是儒家思想，还有佛教思想及道教思想。虽然这四种传统思想在观念及表现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都包含有祖先崇拜思想。祖先崇拜可以说是人类信仰生活当中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最初源于远古社会的灵魂崇拜与图腾崇拜，是灵魂崇拜和血缘关系相结合的产物。韩国最初的萨满教思想中的灵魂崇拜就蕴含了祖先崇拜的观念。芬兰学者哈儒略（Uno Harva）曾经在对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灵魂崇拜进行研究时指出，“他们的扎根于原始的灵魂崇拜的世界观，一般被称为萨满教”[54]。其中的灵魂崇拜包括祖先的灵魂在内，他们相信人都是有灵魂的，人死了以后，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但是灵魂却永存，灵魂具有不同寻常的超人的能力，而且可变化为不同的形态，并且对活着的人仍然起作用。祖先长辈死后，会成为本家族或者家庭的保护神，所以后世要对祖先进行祭祀。
韩国最早的萨满教式的祖先崇拜祭祀与后来的儒家祭祀仪式有着诸多不同。据韩国学者张筹根研究，韩国仍然残存着萨满教的祖先崇拜祭祀，如不少地方存在的崇祀祖先坛子的习俗即是明证。这种习俗认为祖先的灵魂生息于坛子里。所谓的祖先坛子就是坛子里面装上米，每年新米下来时倒出旧米换上新米，一般都是供奉在长子家的内厅角落处。每逢名节和家人生日的时候，都要置办膳食进行祭祀。但这种祭祀和后来儒家式的茶礼不尽相同，膳食没有酒肉，只是蔬菜、水打糕和米饭。有的地方如釜山加德岛在置换新米时并不用准备祭品。管理祖先坛子及举行祭祀仪式的都是家庭主妇。这种祭祀方式带有明显的萨满色彩，因为坛子等容器形如女性子宫，韩国的一些始祖的出生传说与此也有相通之处。高丽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原始的萨满祭祖形式一直盛行，人们比较熟悉的儒教式祭祖仪式还没有出现。宋朝宣和年间出使高丽的徐兢曾经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了当时高丽人的祖先观念及祭祀习俗：“臣闻高丽素畏信鬼神，拘忌阴阳，病不服药。……其祖庙在国东门之外，唯王初袭封，与三岁一大祭，则具专服冕圭亲祠之，其余则分遣官属，岁旦、月朔、春秋、重午皆享祖、祢，绘其像于府中，率僧徒歌呗，昼夜不绝，又俗喜浮屠。”[55]“高丽于诸夷中，号为文物礼仪之邦……冠婚丧祭，鲜克由礼。……至死，殓不拊棺，虽王与贵胄亦然，若贫人无葬具，则露置中野，不封不植，委蝼蚁、鸢食之，众不以为非。”[56]可以理解徐兢对所见现象的诧异之态，毕竟当时高丽的祭祖观念与习俗同中国儒家式的观念具有天壤之别，徐兢的记载也透露了当时佛教的盛行。现在韩国的祭祖仪式是从高丽末年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据韩国学者柳洪烈研究，韩国的祠宇早在三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不过是用来安抚含冤死去的人的愤恨之情的，和后来祭祀祖先的家庙迥然不同。
韩国家庙的产生和祭祀祖先的现象是在朱子学在高丽末年从中国传到韩国之后才出现的。高丽末年，重臣李成桂重视儒学并极为赏识大儒郑梦周，郑梦周“时俗不行三年丧，梦周独庐墓三年，始令士庶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57]。到了李朝时期，倡导儒学，严格奉行朱子家礼，一扫高丽时期的祭祀之风。“士大夫丧葬祭礼，一依《朱文公家礼》，父母之丧，率皆庐墓三年。若有不谨者，不齿士列。其间或有啜粥，终丧不食盐菜，或手自炊，以供奠事。婚娶必同媒纳采，不娶同门。士大夫皆立家庙，四时仲朔必享。”[58]最初儒家的祭祀仪式在士大夫阶层实行，之后普及民间。现在秋夕的茶礼及扫墓等风俗大都继承于李朝时代，如茶礼，最初在李朝初期只是接待外国使节的礼节，到后来成为一种祭仪。李朝时代所编纂的《四礼便览》中对茶礼等祭礼程序进行了详细记载：“出主、参神、再拜、焚香、再拜、降神、再拜、进饼、初献、起饮、正筋、读祝、再拜、亚献、再拜、终献、再拜、添酒、再拜、压匙、侑食、合门、启门、点茶、落匙、辞神、再拜、焚馔、礼成、纳主、撤饮、再拜。”[59]当然，发展到今天，秋夕茶礼的程序已经大大简化，并做了不少改动，如以酒代茶等。可见，虽然到今天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少儒家的思想已经消失或变质了，不过祖先祭祀的儒教风俗依然稳固地存在于韩国民间。
尽管目前韩国早已是比较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但是祖先崇拜观念仍然极强，这在韩国秋夕祭祖仪式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现在追溯到远古历史，祖先崇拜这一原始的宗教观念和行为长期地保存在韩国人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也成为韩国人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到今天作为历史遗留和已经变异了的宗教行为在韩国人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尚中打上深深的烙印，对现代韩国人的文化心理与社会生活仍旧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祖先崇拜的强调致使现在的韩国主要主持祖先祭祀活动的宗亲会和族谱极度发达，据统计，在韩国，姓氏有280余个，而每个姓氏又都有不同的籍贯，有的多达200余个，如金姓有250多个籍贯，宗亲会是由姓氏、籍贯都相同的人组织而成，因此目前韩国具有数以千计的宗亲会。[60]将韩国称为世界上最重视供奉祖先的民族毫不过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韩国的祖先崇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历经了较大的变迁，最初原本面貌的祖先崇拜仪式至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李朝以来的以秋夕茶礼为代表的祖先崇拜表现较多的是儒家的慎终追远的观念。不过，秋夕祭祀仪式也早已形成了不同于中国的韩国特色，如长子的祭祀权，以及残留的一些萨满习俗等。
（二）共同体观念
中国的中秋节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家庭成员内部，游艺活动大多局限于户内。韩国则恰恰相反，其秋夕节日期间的诸种活动基本都是超出家庭的集体性户外活动，如摔跤、荡秋千、跳板、农乐舞、“羌羌水越来”、牛戏、龟戏、拔河等都集中体现了韩国传统的共同体观念。实际上，萌芽于原始时期的韩国的传统民族游艺大多为户外活动，并且多数为集体活动。据统计，在韩国传统游艺活动中个体游戏只占6%，其他94%的游戏都是两个人以上的分组游戏以及大规模的集体性游戏。[61]像拔河等秋夕节日期间的集体游戏都是以村落为基础进行，这些祈丰感恩的仪式加强了村落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通过秋夕的各种仪式活动，邻里及社会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融洽的人际交往氛围，共同体意识也得到了强化。
以村落为单位的协作联系、团结一致的共同体意识一直贯穿于韩国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之中。早在远古时期，“迎鼓、舞天、东盟”等原始祭天仪式就孕育了共同体意识的萌芽，后来，农业社会时期如祭祀村落守护神的洞祭等仪式得以普及，全村村民都以村落守护神为中心协作团结，村落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韩国子民。在传统社会之中，“互助”“换工”等在生产劳动中成立的组织长期存在。直到今天，农村中的互助组织和农民组织依然发挥着作用，如按照农作物不同种类成立的各行业团体以及丧葬互助会、同龄人兄弟会以及妇女会，等等。而且，在每年的年底，每个村庄都要召开每一个家庭都派代表参加的全村大会，会上对年度账目进行审核，并且就村长选举、村庄自治事务进行讨论和表决。
共同体观念是以韩国传统社会的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韩国传统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主要是以水稻种植为主，金宅圭认为，随着百济从1到2世纪，新罗从4到6世纪大力兴修水利灌溉设施，韩国的水稻种植兴起了。[62]水稻生产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由于对一定的农时和气候条件要求极高，因此集体的团结协作是必不可少的，也容易产生强烈的集体文化认同感。在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作业之前，水稻的插秧、除草、灌溉、收获等都需要集体协作才能完成。可以说，稻米的生产与饮食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韩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也培养了韩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另外，讲究集体伦理观的儒家文明的熏陶，历史上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以及经常遭受侵略的苦难经历也都更加促进了韩国共同体观念的强化。韩国的共同体观念也被一些学者称为“全体主义”或者“我们主义”，甚至韩语也因此被称为“无我的语言”。[63]在这种以“无我”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中，集体的地位和力量对个体的社会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它渗透到韩国社会每个个体的认知系统，集中体现在人们的交际规则和言语行为中。“无我”的文化价值观使得韩国人更容易接受社会规范，对集体观点更敏感，他们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不是“为了自我的社会表现”，而是深知“社会中的自我”、“为了同族与社会的自我”之意义[64]，认为自我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一员，诸如国家、集团、团体或家庭。甚至有韩国专家指出，韩国社会和文化是以“我们主义”为基础，与西方的“我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过分强调自我被社会看成是缺点。在韩国的社会意识中，一个人更多的是把自己横向定位为一个集体内部成员，代表个体的“我”通常是被掩盖在集体的“我们”之下[65]，“我们”强调了个体与集体的密切关系，是社会同等关系的表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