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豆卢氏、源氏家族之异同

豆卢氏、源氏均来自鲜卑少数民族集团，其家族特征与发展历程既有着相同的地方，又有着各自的特点。

（一）豆卢氏、源氏家族的相同点

首先，豆卢氏、源氏家族均出身少数民族贵族，而且均为鲜卑人后裔，在十六国时期均曾建立过自己的民族政权。豆卢氏家族来自东部鲜卑慕容部一支，“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32]。更具体地说，是慕容廆之兄慕容运的后裔，由后燕北地王慕容精世子钟葵（豆卢丑）改姓而来[33]。源氏家族则出身西部鲜卑，是拓跋鲜卑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的秃发一支后裔[34]，其第一代人物源贺“自署河西王秃发傉檀之子也。……世祖素闻其名……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35]而慕容氏在十六国时期曾建立前、后、西、南四个燕国政权，秃发氏则建立过南凉政权。

其次，两个家族的宏观发展过程相似。两个家族都是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由原本的民族群体模式转变为小规模的家族模式，并开始其家族历程的。豆卢氏是在魏燕参合陂之役（395）后被俘进入北魏的，源氏是其南凉政权被西秦灭国后辗转投奔北魏的。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家族都从原有民族群体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了在北魏发展的小规模少数民族家族。而豆卢氏、源氏两个少数民族家族又都是在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汉化浪潮中，最终完成其民族、家族的汉化历程[36]。

再次，这两个少数民族贵族家族均绵延长久，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里均有较高的影响。豆卢氏、源氏家族均生活于北朝隋唐时期，其中豆卢氏家族从4世纪末入魏改姓，到五代后唐豆卢革、豆卢升父子时期，家族延续了五个多世纪；源氏从源贺4世纪上半叶进入北魏，到8世纪末家族衰落，也经历了近四个世纪的绵延发展。而一个家族要维持其长久的发展，必须能够不断地涌现出杰出人物，以维持家族地位，推动家族的发展，豆卢氏、源氏家族即是如此。在漫长的家族发展过程中，两个家族都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里发挥了较大的影响，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从而保证了家族的长盛不衰。

如豆卢氏家族的豆卢丑、豆卢鲁元等人，在进入北魏以后，适应了北魏对于统治中原人才的迫切需要，得到了北魏世祖拓跋焘的宠信，家族地位提升，摆脱了亡国之虏的地位，其文化修养直接影响了北魏帝王；此后在北魏末年的动乱局势中，豆卢宁、豆卢恩等人又以出色的军功赢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为西魏周隋的政治、军事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入唐以后，豆卢氏家族规模膨胀，家族人物出任各种官职，对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源氏家族也是如此，源贺在入魏后凭借其文韬武略为北魏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两次参与北魏帝王废立，对北魏政治稳定意义重大；周齐隋时期，源彪、源雄分居敌国，而且尽忠报效，对于各自所在政权来说，都是功绩卓著的；唐代源氏家族也活跃在政治领域，尤其是源乾曜相玄宗十余年，“开元盛世”与有荣焉[37]。

此外，豆卢氏、源氏家族又都与北魏周齐隋唐皇室、重臣等建立了一定的联姻、故旧关系，因相关研究较多，故不再一一赘述[38]。

最后，从两个家族的文化特征来看，在最初以家族状态进入北魏统治之下的时候，两者的汉化程度都很高，尤其表现在汉文化的核心——儒学文化的修养很高，这又都是来自于其独立民族政权时期的基础。

从最早进入北魏的豆卢氏人物来看，大多凭借其儒学文化特长而在北魏政权得到了重用。作为慕容鲜卑来讲，在整个十六国时期是一支汉化脚步早而快的民族。早在4世纪初，慕容廆就已经开始设立东庠教育慕容氏子弟，此后历代统治者均注重对于慕容氏子弟的儒学教育，见于史籍的慕容鲜卑宗室多为精通儒学之人[39]，这是豆卢氏儒学修养的基础。豆卢氏第一代人物豆卢丑“世祖之为监国，丑以笃学博闻入授世祖经”[40]，而豆卢丑得入儒林传，更可见儒学修养不俗。第二代的卢鲁元也因为“敏而好学，宽和有雅度”，得以在北魏太宗拓跋嗣时被选为直郎，“以工书有文才，累迁中书监，领秘书事”[41]。

源氏的第一代人物源贺“伟容貌，善风仪。世祖素闻其名，及见，器其机辩”。死前遗言子孙：“吾顷以老患辞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己。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椟，足申孝心，刍灵明器，一无用也。”[42]“这段遗训，完全是大儒长者风度，深得儒家道德观价值观要谛。”[43]长子源延“性谨厚好学”，源怀“雅善音律”[44]，均表明其家族的文化特征。而源氏人物的儒学文化修养也是来自南凉政权时期的基础。南凉几代君主均对自身的汉化制定了推动性政策，秃发鲜卑的上层因此具有较高的汉文化水平[45]。

（二）豆卢氏、源氏家族差异与原因

在具有较大相似性的同时，豆卢氏、源氏家族又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

首先，虽然两个家族在宏观发展历程上有着较大的相似性，但具体过程又有着很多的不同。

（1）在最初入魏的身份和改姓原因上，两个家族有着明显的不同。豆卢氏是来自参合陂之役的慕容鲜卑俘虏，源氏则为投诚的秃发氏王族，而这种身份也决定了两者改姓的原因不同。北魏和慕容氏后燕政权是从从属走向对抗的两个政权，双方矛盾较为尖锐。后燕被北魏灭亡后，慕容氏的南燕等民族政权仍在与北魏战斗，因此慕容鲜卑人在北魏就面临着不断起义反抗和不断被镇压的情况，最终在北魏的政治压迫下，部分改姓豆卢避难[46]。源氏则因为与北魏拓跋氏的族源关系较为密切，而且双方政权冲突较少，与北魏既无国仇又无家恨，故得到了北魏政权更多的信任，秃发破羌也由世祖拓跋焘钦赐源姓。

两个家族的这种不同也对其在北魏最初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北魏时期，豆卢氏以文入仕，依靠皇帝、太子宠臣起家，但亦衰于此。而最初的几代豆卢氏人物，其作为基本在于陪伴君主、储君，没有独掌重兵的机会。源氏则长期握有军权，征讨不已，政治、军事权力极大，甚至能够参与废立，影响远大于豆卢氏。这是因为源氏与拓跋本为同族分支，虽然也遭遇国破命运，但并非亡于北魏之手，且北魏又对其才能认可，故能得到较多机会；而豆卢氏国灭于北魏，国仇家恨兼而有之，虽然已经改姓，但出身诸燕却是不争事实，北魏自然不敢让豆卢氏拥有太多军权。

此外，两个家族最初的这种地位差异，也使其家族根基和社会影响有所不同。豆卢氏在北魏的打击下避难改姓，基本切断了其与慕容氏传统疆域的地方联系，使豆卢氏的家族根基和社会影响很小，故最初只能依靠北魏皇室。而源氏则具备较强的家族根基和地方社会影响，源氏家族中源怀为凉州大中正、源子雍为凉州中正、源纂为凉州大中正、源彪为凉州大中正，时间上贯通整个北朝时期。可见其因秃发鲜卑在河陇地区的常年经营和开疆立国的背景，源氏在河西地区根基深厚，并保持了极高的社会影响力。

（2）在发展过程的曲折性上，两个家族也有着不同。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源氏家族的过程较为平稳，虽然在北朝末年的时候，因为环境影响而出现家族规模萎缩的情况，但从其任官和政治地位等情况来看，仍然保持了较为平稳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唐朝以后才逐渐衰落。所以源氏家族发展过程的曲折性主要表现为家族人口规模等的盈缩上。而豆卢氏家族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则表现为政治地位上，从最初的豆卢鲁元、豆卢统、豆卢内“父子有宠两宫，势倾天下”，“自魏兴，贵臣恩宠，无与为比”[47]，到北魏中期几乎不再见于史籍记载的边缘化地位，再到北朝隋唐时期的数百年繁荣、富贵，其政治地位的曲折变化十分明显。而这主要是双方家族发展选择上的历史偶然性造成的。

（3）在家族发展时间上，豆卢氏要比源氏多延续了一百多年。豆卢氏家族延续到五代时期，而源氏家族则到安史之乱以后即迅速衰落，两者的最后发展阶段相差百余年。这是因为豆卢氏家族在唐代以后的发展较源氏家族更好地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唐代中期以后，魏晋以来的门阀走向彻底衰落，大族原本依靠的门荫优势不复存在，科举成为了选官入仕的主要途径，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豆卢氏和源氏家族的选择有着明显的差异。源氏在唐代基本依靠门荫入仕，以科举晋身的只有源乾曜和源溥两人（见前述），在科举成为主要选官手段之后，源氏家族自然无法保持其家族的官宦身份，从而难以在历史记载中留名后世。相反豆卢氏则更好地适应了科举的时代要求，虽然在唐初豆卢氏也依靠门荫入仕，但在唐玄宗时代以后则大量地转为依靠科举入仕，并依靠科举之途仍旧保持其家族向上发展的趋势[48]。从玄宗朝以后直到唐代末年，豆卢氏家族中如豆卢钦望之孙豆卢愿，愿子豆卢籍，籍子豆卢瑑、豆卢瓒、豆卢璨等几代人物均以科举入仕，可知这已经成为其家族的发展宗旨。

其次，豆卢氏、源氏家族虽然都具备较高的汉文化水平，并最终走向全面的汉化，但在文化特征的变化上还是存在着差异。源氏家族的文化特征变化较为单一，也即在家族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汉文化特征的持续优势。即使在东魏北齐鲜卑文化较为浓厚的时期，仍表现出强烈的汉文化特征。如源师民“仕齐为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整容云：‘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49]可见到北魏末年、周齐之时，源氏家族已经彻底完成了其汉化过程。这主要是因为源氏家族在北魏中后期，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始终活动于中原地区，并没有再深入诸如北方边镇等鲜卑文化地区，所以导致了汉文化影响的持续增强，并最终走完了作为少数民族贵族的民族历程，转化成了汉人士族。而且在源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中，“术业有专攻，具有世代以法律为家学的家族门风……北朝至隋唐，源氏家族几乎历代都有人专攻法律”。这也是其家族维持长久稳定、繁荣的重要文化条件[50]。

豆卢氏家族的文化特征则出现了明显的曲折变化。最初进入北魏的豆卢氏家族人物汉化程度已经很深，儒家文化修养很高（见前述）。但6世纪初——西魏北周时期出现于史籍的豆卢氏人物则明显带有比较浓厚的鲜卑马上文化特征。史载豆卢宁“少骁果，有志气，身长八尺，美容仪，善骑射”，“尝与梁仚定遇于平凉川，相与肄射。乃于百步悬莎草以射之，七发五中。定服其能”[51]，可见其武勇非常。神道碑中更记豆卢宁“至于将略应变，出奇设伏，太乙风角之占，常从星辰之候，楼船战阵之录，强弩驰射之书，莫不动会机神，发符雷电。梯冲所向，地靡百楼之城；长戟所临，野关三门之阵。是以斩将搴旗，四十三战；尊官厚禄，三十七年”[52]，赞颂了豆卢宁的武功。而对于其家族旧有的儒学文化传承情况则全未提及。可见豆卢宁一生戎马，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强武弱文的名将。相比来讲，豆卢宁的弟弟豆卢恩则“留心职事，爱玩图籍”，“上马谕书，临戎习礼”[53]。然而从记载来看，并没有关于豆卢恩对儒学文化的喜爱是来自家传旧学的信息。因此，豆卢恩的好学就应该是其从戎征伐，逐步深入中原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个人喜好，是受到中原文化环境的影响所致。所以，在北魏中后期，豆卢氏家族原本顺利的汉化历程中明显经历了一个鲜卑化回流现象，这是豆卢弥娥、豆卢苌、豆卢宁等几代人长时间居于北方边镇，受到鲜卑文化影响所造成的[54]。此后时代发展再次促使六镇鲜卑人走向汉化，到唐初的时候，豆卢氏家族相应地也走完了其作为少数民族在汉化发展道路上的最后阶段。

与文化特征的变化相适应，豆卢氏家族的政治职官也存在着从文职官到武职官，再到文职官的变化；源氏家族则因发展过程、文化特征较为平稳、明确，家族人物出仕的职官也主要表现为从文武兼备的职官，发展为以文职官为主。

无论豆卢氏还是源氏，其所代表的都是魏晋十六国以来的少数民族群体，代表其民族最后的发展、汉化阶段。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只是其道路有所差异。而通过比较豆卢氏、源氏家族发展历程可以知道，豆卢氏、源氏家族能够延续数百年兴盛，是因其家族在外部环境和内在特质（文化特征等）影响下，最终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求和趋势的缘故；当这种适应性不再之时，其家族也就迅速走向衰落了。

豆卢氏、源氏作为群体破碎后的少数民族家族支系，在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家族汉化中的一些问题。如少数民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群体状态对于其汉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两个家族的历程来看，作为被统治的少数民族人群来说，其汉化发展过程被群体状态和外在环境左右的情况更为明显。最初慕容氏和秃发氏作为较强大的民族群体，其民族文化走向均由其政权自身决定。而当北魏强盛，吞并各民族势力以后，秃发氏和慕容氏在北魏的统治下变成了被统治人群，同时也从大群体聚居状态转变为小群体散居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外在环境影响而发生的改变就更大。尤其是豆卢氏家族最初作为慕容鲜卑群体一员的时候，其汉化过程经历了从3世纪中期，即慕容鲜卑首领莫护跋接触汉文化改易风俗[55]，直到4世纪末被北魏征服的一个半世纪，才达到了豆卢丑、豆卢鲁元等人的儒学文化水平。入魏以后，豆卢氏原有的民族群体被打破，转化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小群体状态。此后，豆卢氏家族从儒者官僚向鲜卑武人的转化用了半个多世纪时间，即从迁居北镇的5世纪中后期到北魏末年的6世纪上半叶。而再次从鲜卑武人转变为“汉化”大族，则不到半个世纪，即从6世纪中后期到隋末唐初。所以从豆卢氏家族的发展轨迹可以知道，在少数民族发展历程中，小众群体更容易被外在环境所影响，这也应该是少数民族汉化过程中的重要外因之一。

而在目前的少数民族汉化问题研究上，存在着诸如：对于内因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较为重视，对外因的重视和研究则不够；对大群体（民族群体聚居）状态下发展、汉化的研究较多，而对小群体（家族、个人）状态的个案研究和比较则较少。因此对豆卢氏、源氏家族的比较研究也有助于这些研究和认识的更进一步深入。

豆卢氏家族世系表

①　陆浑以下豆卢鲁元一支世系暂依新唐表排列世系。

源氏家族世系表：

（高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西华师范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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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有豆卢氏世系情况，但“姓纂豆卢姓最末数语，当有舛误，惜未获他文相校耳”（岑仲勉：《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98页），故很难论定其准确的行辈关系，故此处没有将这一部分人物列入。

[2]按：“豆卢丑”等在史书中被写作“卢丑”，这是慕容鲜卑改姓豆卢后，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中改革北人姓氏为单姓之时，又从“豆卢”省称“卢”姓，被史书沿用所致。《旧唐书·豆卢钦望传》中记其祖豆卢宽“高祖以宽曾祖苌魏太和中例称单姓，至是改宽为卢氏”，即是明证。在此为了行文方便、清晰，故一律将姓氏改为“豆卢”。此后如“豆卢鲁元”等均是如此，不再出注。

[3]关于豆卢氏归魏改姓等情况可参见姜波《豆卢氏世系及其汉化——以墓碑、墓志为线索》，《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李海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豆卢氏”源出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等。

[4]《魏书》卷三四《卢鲁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02页。

[5]此后的豆卢胜、豆卢鲁元一支人物在《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仍有其世系记载，但较为混乱，而且信息简略，故不再列入，参见注释①及豆卢氏世系表。

[6]（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卷一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3页。

[7]《旧唐书》卷九○《豆卢钦望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22页。

[8]《太平广记》卷一○三记为“唐陈国窦公夫人豆卢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版，第205页）。但唐代陈国公为侯君集，窦姓开国公则有邓国公窦琎、莘国公窦诞叔侄，其中窦琎为隋扶风太守，与豆卢宽任官河池郡梁泉县相邻；高祖李渊定关中时，窦琎以郡归国，这一情况也与豆卢宽相似，所以豆卢宽姐所嫁为窦琎的可能性较大，陈国公应为邓国公之误。

[9]《旧唐书》卷九○《豆卢钦望传》，第2923页。

[10]另，唐代有豆卢著，为神策军虞侯（一作都虞侯），文宗大和五年（831）告宋申锡谋反。据《太平广记》记豆卢署事，“豆卢署，本名辅真（一作贞）。贞元六年，举进士下第。将游信安，以文谒郡守郑武瞻。瞻甚礼之，馆给数日，稍狎，因谓署曰：‘子复姓，不宜两字为名。将改之，何如？’署因起谢，且求其所改。武瞻书数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虑子宗从中有同者，故书数字，当自择之。’其夕宿于馆，梦一老人谓署曰：‘闻使君与子更名，子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后二十年，为此郡守。’……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为名。”（卷一五一，第303页）信安郡守郑武瞻为豆卢署改名，所写数字中即有著，而且提到豆卢署宗从中可能有名同者，故豆卢著很可能即为豆卢署的兄弟子侄之类，但具体行辈关系不详。

[11]李锋：《陆龟蒙生卒年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3期。

[12]郎官石柱题名中有豆卢珣，为司封郎中、司封员外郎，与豆卢瑑、豆卢瓒、豆卢璨兄弟均犯“王”偏旁，故很有可能为豆卢瑑等的兄弟一辈，具体情况不详。

[13]《旧五代史》卷六七《豆卢革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84页。

[14]《新五代史·豆卢革传》作“费州司户参军”。

[15]《册府元龟》卷四七六《台省部·奏议第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680页。

[16]豆卢氏家族史依《魏书·卢鲁元传》、《魏书·儒林传·卢丑》、《周书·豆卢宁传》、《北史·豆卢宁传》、《隋书·豆卢绩传》、《旧唐书·豆卢钦望传》、《旧唐书·豆卢瑑传》、《旧五代史·豆卢革传》、《新五代史·豆卢革传》、《元和姓纂·豆卢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豆卢氏条》、《文苑英华·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太平广记·豆卢夫人》、《庾子山集·周柱国楚国公岐州刺史慕容公（豆卢宁）神道碑》、《咸阳碑石·豆卢恩墓碑》、《昭陵碑石·豆卢宽碑》、《昭陵碑石·豆卢仁业碑》、《乾陵文物史迹论丛·豆卢钦望碑》、《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发掘简报》、《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州大都督参军陇西李公（尚旦）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大唐故驸马都尉卫尉少卿息豆卢君（逊）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大唐太仆卿驸马都尉河南豆卢公（建）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唐故张府君墓志故夫人豆卢氏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唐故岐王府祭酒崔公豆卢夫人墓志铭并序》等资料，并参照姜波《豆卢氏世系及其汉化——以墓碑、墓志为线索》，《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李海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豆卢氏”源出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等研究成果。

[17]参见《魏书》卷四一《源贺传》，第919页。

[18]《魏书》卷四一《源贺传》，第921页。

[19]《洛阳伽蓝记》卷三高阳王寺条中有“卫将军原（源）士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6页），时间在北魏末年，而从名字来看，均与源子雍诸子相合，故应为史书漏载之子。

[20]《北齐书》卷四三《源彪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78页。

[21]《资治通鉴》卷八八晋建兴元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799页。

[22]《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柳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78页。

[23]《唐故使持节随州诸军事随州刺史河南源公墓志铭并序》，载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8页。

[24]《旧唐书》卷九八《源乾曜传》，第3072页。

[25]《新唐书》卷一二七《源乾曜传》，第4451页。

[26]唐墓志中有《唐故太府丞兼通事舍人左迁润州司士参军源府君夫人清河崔氏墓志铭并序》，记源府君二子惠津、广津，但不见此源府君名字；《大唐故郑州刺史源公故夫人郑氏墓志铭》中又有源公（光俗）从祖叔父惠津，与前志中惠津当为一人。而《唐故源夫人墓志铭并序》中记有乾曜子广津，广津子寰，寰子源氏的世系，但依《崔夫人墓志》推算，惠津二人之父应卒于697年左右，而源乾曜任官至玄宗朝，故《源夫人墓志》应该有误。而《元和姓纂》记源直心有子乾珍、乾曜，故惠津兄弟很有可能为乾曜兄乾珍之子，在此依此推断列出。此外，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中将惠津兄弟另立一支（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27—829页）。（上列各墓志分见《唐代墓志汇编》，第1188、1397、1848页）

[27]《元和姓纂》有“光宾”无“光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反之，而《源光乘墓志》记其昆弟七人，姓纂与新唐表应均有缺漏，故此处将两人均列出。

[28]《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寰为源直心孙广建之子，《唐故源夫人墓志铭并序》中记作广津之子，知广建为广津之讹。

[29]唐代墓志中有《源衍墓志》，记为源光裕中子，“光裕”应为“光俗”之讹。（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73页）

[30]参见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一个少数民族汉化士族家族门第的历史荣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31]源氏家族史依《魏书·源贺传》、《北齐书·源彪传》、《北史·源贺传》、《隋书·源雄传》、《隋书·源师传》、《旧唐书·源乾曜传》、《新唐书·源乾曜传》、《旧唐书·源休传》、《元和姓纂·源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源氏条》、《八琼室金石补正·源磨耶墓志》、《洛阳伽蓝记》、《唐代墓志汇编·故中散大夫并州盂县令崔府君夫人源氏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唐故使持节随州诸军事随州刺史河南源公（杲）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大唐故汴州尉氏县尉杨府君夫人河南源氏（内则）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唐故太府丞兼通事舍人左迁润州司士参军源府君（乾珍）夫人清河崔氏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大唐故郑州刺史源公（光俗）故夫人郑氏志铭》、《唐代墓志汇编·唐故源夫人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大唐西河郡平遥县尉慕容故夫人源氏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唐故通议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国源府君（光乘）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唐故朝议郎守楚州长史赐绯鱼袋源公（溥）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唐故楚州长史源公夫人乐安蒋氏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唐故殿□□御史张府君夫人河南源氏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源衍墓志》等资料，并参照郭锋前揭文。

[32]《周书》卷一九《豆卢宁传》，第308页。

[33]参见高然前揭文。

[34]参见赵向群《秃发南凉始末》，《西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35]《魏书》卷四一《源贺传》，第919页。

[36]参见周伟洲《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37]豆卢氏、源氏家族影响参见高然《大儒、名将、宰相——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特征与转型研究》（待刊稿）；郭锋前揭文。

[38]参见姜波、郭锋前揭文相关论述。

[39]刘国石：《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40]《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卢丑》，第1843页。

[41]《魏书》卷三四《卢鲁元传》，第801页。

[42]《魏书》卷四一《源贺传》，第919、922页。

[43]郭锋前揭文。

[44]《魏书》卷四一《源贺传》，第922、928页。

[45]周伟洲：《南凉与西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87页。

[46]参见李海叶《拓跋鲜卑与慕容氏的关系及北魏初年的政治变乱》，《内蒙古师大学报》2007年第5期；拙著《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未刊稿）。

[47]《魏书》卷三四《卢鲁元传》，第802页。

[48]参见姜波前揭文。

[49]《北史》卷二八《源贺传附源师》，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2—1033页。

[50]参见郭锋前揭文。

[51]《周书》卷一九《豆卢宁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09页；《北史》卷六八《豆卢宁传》，第2365页。

[52]（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卷一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3页。

[53]《豆卢恩墓志》，载张鸿杰主编《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54]豆卢弥娥为北镇都将（《魏书·卢鲁元传》），豆卢苌为柔玄镇将（《周书·豆卢宁传》）。此外，李海叶认为，慕容鲜卑的汉化表现虽然比较突出，但同时一直顽强地保持着民族意识、社会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等固有传统，力图避免被同化（参见《北朝时期的慕容鲜卑》，《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但其所引证的材料基本为北朝时期的慕容氏材料，也可证明笔者对于慕容鲜卑在北魏出现鲜卑化回流的观点。

[55]史载：莫护跋“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揺冠，意甚好之，遂敛发袭冠”（《太平御览》卷一二一《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慕容鲜卑最早从汉人处接触并接受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