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奥塞·科拉斯扎洛

在世界各地，牧民的畜牧生活方式受到大范围定居项目、畜牧业市场化、草原土地私有化和环境压力的挑战。从非洲、中东和亚洲等世界最大的牧区来看，研究人员对牧民中日益上升的贫困问题和失去土地问题，深感焦虑。许多人会问我们是否正在看到“畜牧业的终结”（Humphrey and Sneath, 1999），尽管牧民对波动和过渡习以为常，但近几十年来出现了新的转型类别。由于国家和国际开发组织的介入，牧民的畜牧实践和社会组织发生巨大的变迁。定居、畜牧业更多地卷入市场经济、土地私有化，对传统牧区的公共土地使用方式构成了挑战（Ensminger and Rutten, 1991）。许多牧区还面临着日趋严重的沙化和环境退化问题，尽管学者和草原使用者仍然质疑“退化”的实际含义。而政府出台的牧场保护政策也备受争议，有些专家支持确定载畜量的均衡模式，有些专家则提出非均衡模式或者“新生态”视角。

牧场与水对牧民的生计、以畜牧业为生活方式的可行性至为关键。在当代中国，牧民继续与自然条件作斗争，例如，气象灾害、气候恶劣导致的高牲畜死亡率。与此同时，牧民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例如，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人口和环境的变化，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问题日益突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养活日益膨胀的人口，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土地复垦项目，以此来增加农业生产。这些项目将人们从东部人口稠密的地区转移至西部和北部的边疆地区，而这些地区蕴藏着可供开发的丰富的矿产和森林资源，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下放”运动。这些项目也是为推进少数民族一体化而大加倡导的，帮助“建设社会主义”，加强中国边境的安全（Dreyer, 1975）。尽管人口转移项目很快失去了势头，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退潮而终止，但国营农场、森林和矿产开发项目仍然在牧区运营。在最富饶的一些地区，部分出于优先种植油菜籽的需要，国营农场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继续在扩大它们的版图（Clarke, 1994）。国营农场的羊毛生产也在扩大，截至1991年，中国10%的羊毛来自国营农场（Longworth and Williamson, 1993）。

在集体主义时代及之后，畜牧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发展更为现代的畜牧业形式，在更好、更有效地使用草原资源的同时，将牧民融入主流社会。在发展和改进畜牧业的主要项目中，“定居和畜牧”项目包括了设施的兴建，比如，兽医站、小学和居民区，以及将这些设施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道路建设。在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后，牧区的现代化和发展动力仍然在一些项目中得以延续，例如“四配套”，即鼓励牧民种植草料，修建冬季草料储存棚，搭建家庭牧场围栏，兴建至少在冬季供他们安居的房屋。“西部大开发”的结果是，新的道路和交通设施加快了牧区定居点、矿产和工业开发的建设。这些新的道路和城镇建设在便利牧民交易产品的同时，矿区、城镇和连接设施的扩大继续在减少并消耗着草场资源。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土地管理实践和政策也经历了变化。在集体化之前，牧区推行的是公共的季节性牧场使用的规定。在1979年“经济改革”之后，实施了“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向农村家庭分配耕地使用权。这项政策在《草原法》（1985）实施之后推行得更有力度，通过在牧民家庭和当地政府之间签订草原合同，规定家庭使用草原的权利。后来实施了“三十年使用权”政策，并与《土地管理法》（1998）一起合并为法律。尽管“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仍然是管理草原土地使用权的总体框架，但畜牧和农耕之间的重要差别得到了承认。因此，修订后的《草原法》（2003）提供了其他有关草原土地使用和管理安排的法律空间。于是一些牧2区进行了创新尝试，以此来改善集体化畜牧和土地使用的矛盾，并使之正式化。

正如政策制定者常常所发现的，畜牧业的管理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由于牧民对移动性的内在需求以及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的灵活适应，问题随之出现，这反映了传统土地使用权政策、资源管理、畜牧技巧、相关的文化观念和实践、权力观念和社会控制机制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又加剧了问题的复合程度。对牧场资源管理和退化之间关系的辩论凸显了达成科学共识的困难。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对畜牧业的研究远比单纯的资源管理问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是因为畜牧业不仅仅是一种生计手段，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为获得对畜牧业的综合理解，我们必须研究一系列极为复杂、相互关联的问题，包括草原政策、法律和法规、知识的形成、立项和执行情况、多种畜牧实践、土地使用模式、管理技巧。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变化中的观念和实践是如何被赋予文化意义的。因此，对中国畜牧业的综合研究需要多个田野点的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将学科、方法、规范和语言研究领域的学者集合起来，从多个田野点得出理论视角并予以讨论，包括牧场生态、畜牧业科学、政治和法律研究、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这正是本书试图提供的内容。

本书是“中国的畜牧业：政策与实践”课题的成果，该课题作为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而开展，得到挪威研究委员会的资助。本课题的目标是研究与中国畜牧业有关的当代政策和实践，聚焦环境退化、资源管理问题，尤其是牧场的使用与牧民的牲畜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框架和资源管理政策、当地的政策执行情况等。本课题的主要目标是掌握政策制定与执行、社会经济关系和资源管理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这些动态关系对脆弱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本书旨在将研究当代中国畜牧业的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成果集合起来，完整地呈现给中国读者。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涵盖了四个重要议题，这些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是许多研究中国畜牧业的学者所关注的：草原政策的发展、畜牧文化的变迁、草原退化和生态移民。下面我们将对每个议题逐一进行总结。

草原政策的发展

本书第一章从富礼正和贾里德·菲力浦执笔的“横向政策分析：提高生活方式可持续性发展的工具”开始。作者表示，这类分析可作为促进可持续生计发展的有用工具，并提及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移民”和其他主要发展项目。文章介绍了青海省正在实施的发展和保护项目与政策的总体情况，尤其聚焦当前的发展政策对当地人民的生计，以及对变化的社会生态复原能力和社会稳定产生的一些潜在影响。作者对创新性的HPA作为分析工具的使用，以及它如何可以提高青海省牧区区域性发展和保护的水平进行了探讨。通过这个视角，作者就生态脆弱但拥有着丰富社会生态文化体系的青藏高原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提出了可供未来或持续政策讨论的几个优先领域。

第二章扎洛的“雪灾与救助”提供了青海省南部藏族牧区的案例研究。该地区经常遭受雪灾，不仅严重破坏牧民的家庭经济，而且还带来了其他灾害。作者认为雪灾救助和减贫不应耦合在一起，因为雪灾与其他因素导致的贫困是不同的，因此要求的反应行动也是不同的。基于田野调查，文章考察了牧民和当地政府在灾害期间及之后的救助努力，并提供了相关的分析与评估。尽管当地救助机制在过去的几年中得到改善，扎洛指出，承认畜牧业灾害与农业灾害导致的不同物质损失、受灾人口与贫困人口之间的不同人力资本，将更有助于机制的改善。雪灾仍然是藏族牧民面临的最为常见和最为严重的经济风险，抵御雪灾的措施应在预防和满足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前者包括保持充足的救灾物资，后者旨在帮助灾民恢复生产、防止他们落入长期性的贫困。

第三章是艾米丽·叶和盖尔让执笔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中国藏区畜牧业：沟里镇发展的持续性与变迁”。根据作者的表述，文章针对的是新自由资本主义语境下有关畜牧业与放牧的辩论。非洲的畜牧业专家认为，日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语境导致牧民采取加快社会商品化的策略，放牧权利和土地租借因此与土地私有化一起被货币化。学者认为这些新的条件遏制了放牧的移动性，有可能减少牧民的生产力。通过对青海省沟里镇的案例研究，艾米丽·叶和盖尔让为这场辩论提供了他们的视角。他们认为，术语“新自由主义”现在经常被用来指称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管理技巧。在这里，“新自由主义”被定义为政治上与观念上的规划，要求呼吁减少国家的作用，将自由市场扩展到更广泛的生活领域。作者发现这个术语有助于标记自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来中国正在深化的市场改革，包括强调商品化、取消国家福利条款，以及公共资产的私有化、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等。

第四章是敖仁其撰写的“合作利用放牧场制度的理论思考与案例分析”。在目前关于放牧制度的讨论中，“公地悲剧”论一直占据主流，但是，在推行私有化和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制度后，人们发现出现了“私地悲剧”。总体来说，在官方政策支持下，畜牧文化是牧区社会知识生产的基础，这种文化当前正在因为私有化和家庭作为主要的生产单位而受到侵蚀。他们表示在当前的畜牧业模式中，夏季、秋季和冬季的公共牧场被过度使用，由于还未被分配到各个家庭，由此导致草原退化。这与其说是“公用地的悲剧”，不如说是“观念的悲剧”，因为缺少多样性的管理制度，而多样性的管理制度是对多样性的草原生态的恰当反应。合理的放牧制度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放牧家畜与生态环境具有良性互动作用；二是在一个封闭或开放的系统内产出的价值总是大于投入的价值（依靠政府补贴从外部系统输入物流——购买大量的饲草料、打深水井种植饲料、暖棚种草等，不符合经济规律）；三是尊重牧民对生产方式、技术模式的个体判断和选择。

过渡中的畜牧文化

本部分的第五章是迈克尔·祖科斯基执笔的“北疆的游牧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及其保护”。他指出，牧民掌握着一整套富有鲜明文化特色和价值的技巧与技术，是牧民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依赖草原环境，而且与草原环境有着辩证的关系。千百年来，草原决定着牧民的生活方式，而牧民以灵活、变化的方式通过移动性来适应变化着的降水及其对植被的影响。在中国北部贫瘠的新疆地区，说突厥语和蒙古语的牧民拥有在高山、山坡和平原畜牧的悠久历史，他们将牲畜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个牧场。从历史上看，高地牧场被雪覆盖，不适宜在冬季使用，北疆的牧民于是使用更温暖的低地牧场。随着夏季冰雪的融化，山里的高地牧场和水资源得到使用。牧民基于移动性、高度迁移和机会主义战略的生活方式，正是对不可预测的自然资源的文化上的适应性使用。不幸的是，作者认为，保护和保持新疆牧民文化遗产的能力正在受到威胁。这个威胁并不是来自畜牧业本身，而是来自非畜牧的政治经济因素对他们移动性的限制。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改变并非有利于牧民，因为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新的价值观日益附着在牧民传统的牧场，畜牧业本身的价值观被大大削弱。中国新的市场经济释放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这些生产力不仅包括人力，而且还包括有助于人们的这些事物，例如，新的技术及它们在土地上的应用、快速发展的人口、资源使用的密集化、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大规模的城市化，导致牧民进入牧场的价值被贬低，也减少了他们进入牧场的数量，土地景观也随之改变。祖科斯基认为，被保护土地数量的增加正是畜牧文化遗产的最大威胁之一。

第六章是穆赤·云登嘉措撰写的“藏区传统游牧业：现状忧思与前景展望”。作者认为，几百年来，青海省南部地区一直是多民族牧区，在那里生活的藏族没有任何永久定居的概念。今天，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流由于工业和现代化而被加深，造成两种文明融合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作者于是问道：“我们如何在两种形式的生计和生活方式之间达到和平共处呢？”由于生态和环境的因素，之前探讨的农业耕种替代畜牧业以及农耕实践嵌入畜牧生活的方式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文章探讨了联合经营作为替代传统和现代畜牧业管理方式的可行性，这种经营方式通过不同的途径取自传统畜牧文化。

白玛措继续探讨畜牧文化的主题，她撰写的第七章“人类学视野下的西藏牧区亲系组织及互惠关系”提供了来自西藏自治区一个畜牧社区的案例研究。她提出，经济活动并不仅仅是货币的交换，而是发生在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的语境内。由社会关系定义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人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而演变，其生成的关系源自亲属关系和婚姻、仪式和宗教、政治和社会管理的原则和共同结构。这里的互惠关系指个体、群体和社区之间的交换关系。交换发生在相同的社会阶层，也发生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尽管现金在某些领域取代了某种共享的互惠关系，但主要的因素仍然是相同的，并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出现。基于她的田野资料，白玛措提出互惠关系包括劳动力共享、决策和食物共享。这些过程并不仅仅是资源的交换，而且还用以加强亲属关系和文化的整体性，对于维持大家庭是重要的。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西藏牧区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土地管理的体制性决策力量从类似部落的形式转换到更为中央化的政治体制，即社会主义政策下的“地区”。不过，白玛措发现，微观层面的社会组织仍然是相同的。牧民家庭的性质和基于亲属的邻里关系，仍然是构成当代中国牧区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和根基。

第八章是次仁央宗执笔的“藏北高原妇女社会性别角色与健康意识的研究”。她提供了西藏自治区聂荣县尼玛乡的案例研究。聂荣县是第一个执行“禁牧合同”的牧区，该地区近80%的牧民因此定居了下来。通过对尼玛乡的调查，文章分析了男女牧民的定居情况，考察了定居对生产、社会活动和家务领域的劳动力性别方面的影响。作者指出，在研究西藏宗教和文化以更好地理解西藏牧民的同时，应更多关注西藏社会中的性别问题。因此，文章侧重于定居后西藏女性牧民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认为这是在当代西藏牧区社会定居问题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方面。

可持续性和草原退化

本书的第九章是肯尼思·鲍厄的论文“西藏牧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及围栏运动”。文章讨论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自治区牧区发展政策的执行情况，分析了为什么某种干预——尤其是围栏——会被引入。改革时期市场、技术、退化和土地使用权的话语和现实被置于生态、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并分析了大范围的围栏运动的起因及其潜在后果，基于这些趋势，文章预测了西藏牧区未来的发展轨迹。

第十章是奥塞·科拉斯的论文“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话语和绿色治理”。文章考察了牧民、草原管理者、政府官员和学者口中的“草原退化”话语和表述，提供了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民族志田野工作的调查结果。作者认识到退化话语和相关的“草原恢复”实践是政治竞争的主要场所，她无意达成关于退化的“科学事实”，而是寻求说明草原是如何被冠以“退化”的，是何种机制促成的，“保护草原”政策是如何被执行的。绘制退化及其原因的话语地图并将其语境化，可以突出不同利益、观点和群体之间如何通过对话、妥协和竞争达成的政策执行。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退化程度和起因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对于“断层线”的争夺也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显而易见。文章还揭示了源自主要政策目标内在竞争利益的某些紧张关系，尤其是经济发展和集约化生产是一个方面，环境保护和保持是另一个方面。

第十一章是詹姆斯·泰勒带来的有关新生态人类学视角的“中国北方的限制行动，圈栏和传统草原管理：关于新生态学的人类学观点”。基于内蒙古兴安盟一个受资助草原管理项目的经验，文章讨论了政策、实践和新“非均衡”管理方法的某些意蕴。作者以一个参与者的视角叙述了土地使用实践、可持续的名义载畜量和当地语境下国家政策干预的问题。草原“退化”事实上受到资源使用者的争议。大多数的草原科学家、党政干部往往将责任归咎于牧民，认为是他们坚持了破坏性的文化实践，从而导致内蒙古草原严重的环境恶化。这个论点在“退化表述”中甚为流行，虽然支持了有关草原科学的大部分话语，但通常是缺少实证或民族志证据的。传统的生物生态学强调物种（生长—形式）优势，事实上并没能说明对于地表生物的人为影响程度，以及这些因素是不是造成退化的原因。最后，文章建议，应更多关注人类活动、气候和植物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更多地以内源性、灵活的季节性预测为条件。

在第十二章，阿拉腾嘎日嘎提供了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的案例，他撰写了“内蒙古草原退化成因分析”。自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完成“两权一制”改革以来，牧民将传统的移动放牧转换成定居放牧，并完成了草原围栏的建设。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畜牧业管理制度，之前是集体所有制，根据季节使用草原和轮换放牧。在新的制度下，草原根据家庭人口进行划分，由此形成了在固定草原定居放牧的模式。今天，草原面临着退化，因此自2011年以来，内蒙古政府实施了“禁牧、停牧和轮牧”的政策。但是，许多牧民认为，草原退化的原因是蹄灾，即退化是由牲畜踩踏造成的。自每户家庭在固定牧场用电网进行围栏以来，动物在相同的牧场不断地踩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结果是，草地失去了修复自身的机会，渐渐地恶化，导致蹄灾。为修复牧场，牧民不得不购买饲料和草料来喂养牲畜，为减轻经济负担，牧民只能通过扩大牲畜数量来提高生产，如果可能他们还出租牧场。因此，他们落入了牲畜和牧场不平衡的恶性循环。牧民相信，预防蹄灾、避免草原退化的办法，并不是“停牧、禁牧和轮牧”，而是逐渐地将牧场并入更大的草原，全面清除占据草原的非畜牧家庭。阿拉腾认为，内蒙古草原退化的要因之一在于内蒙古草原游牧业的研究积累少，牧区改革无理论支撑。质疑在草原牧区套用农业化管理模式，盲目实施“两权一制”改革，草原牧场固定化、围栏化，依靠种植向舍饲放牧业发展的思路。肯定了“牧民协会”的整合草场进行轮牧的尝试，强调指出了传统牧业生产方式的传承与草原生态的有机关系。

第十三章是肯尼思·鲍厄的另一篇论文，他与安东尼·马格里（Antoni Magri，智利圣地亚哥）共同撰写了论文“牧区环境：西藏中部牧民资源利用形式的地理信息系统个案分析”。文章考察了环境特点，诸如海拔、坡向、坡度、植被，是如何构成西藏中部牧民资源使用模式的。作者通过结合田野观察、参与式绘图、采访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生成的遥感图像，描述了该地区饲草资源的充足度、分布和使用特点。根据畜群的地理参考位置，总结出季节性放牧地区的特点，由此显示的是西藏中部牧民放牧的清晰的空间模型。而对年度牧场生产力归一化植被指数值的评估方法，就是利用了牧民应对环境变化的这种描述。作者认为，有了这种文化上细致、空间上鲜明的方法，我们可以加强对受环境限制的畜牧制度的理解。希望我们因此对以下方面获得更为清晰的预测：经济和政策变化如何对西藏中部及其他地区的牧民社区的生计产生影响。

第十四章是达瓦次仁的“藏北高原地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西藏北部高原地区是野牦牛、藏野驴、棕熊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逐渐得到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的重视，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开展环境教育、实施反盗猎等措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种群多样性、种群规模等有了明显的改善和发展。然而，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现在那里也出现了野生动物与当地牧民在草地资源的分享以及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等日趋突出的矛盾。作者通过参加国际性的野生动物保护项目，发现当地牧民人口的增长、家畜数量的持续增多，导致这种矛盾更加突出。作者提出了发展体育狩猎的设想，通过适当控制野生动物的方式，使牧民的牧场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大。

“生态移民”政策

第十五章是张倩有关“生态移民”的讨论，她的论文题目是“后畜牧业：生态移民下的牧民”。文章描述了生态移民如何从政策到实践的过程，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上讨论了该政策如何对畜牧业产生影响及其意味着什么。文章一开始，作者便通过澄清其背景、政策目标和定义，对生态移民进行了情境化描述。然后她考察了“生态移民”如何在苏木（牧区小镇）得到实施的，该苏木由4个嘎查（牧区村庄）组成。通过在微观层面探讨该过程，作者根据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定义“生态移民”概念的新方式，并通过讨论“生态移民”工程的优缺点，试图理解正处于过渡中的畜牧业。张倩指出，“生态移民”研究正沿着两条路径发展，其中一条通过批评它的生态假设和目标，质疑该措施的有效性；另一条揭示国家、其他参与者的作用或者话语维度以及在制定“生态移民”政策中交织着的权力关系。

第十六章是方素梅撰写的“定居化进程中的中国牧区教育发展”。2008年8月，由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组成的研究小组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泽库县以及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沁县、达日县4个牧区县进行调研。这给了方素梅研究牧民定居项目和青海牧区基础教育发展的机会。基于调查资料，作者认为，尽管牧民定居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对于不同的家庭来说动力各异，但是定居后开始重视子女教育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政府方面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一些地方的安置行动显然非常仓促，学校建设不足，缺乏足够的合格教师。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合理解决牧民的教育需求是牧民定居安置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

第十七章是扎西尼玛撰写的“青藏高原上的生态移民：牧民和草场的分离”。作者指出，鉴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气候变暖话语与自然灾害，中央政府重新考虑“西部大开发”的内在驱动力，无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因此，全国性的“退牧还草”运动旨在修复牧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阻止草原退化。在三江源，“退牧还草”政策与“生态移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干预生态发展的计划，旨在通过社会工程“开化”牧民，也是将草原从退化中“拯救”出来。在这一章，作者认为，藏族牧民尽管被描绘成干预项目的“被动对象”，但他们仍然积极地塑造着“生态移民”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在生活方式的剧烈转变中，玉树的牧民在与政府各个部门的交往中采纳了各种策略。国家安全、稳定、生态恢复和现代化的目标是官方的发展话语，而牧民的话语特点是关注生计、家园保护、文化认同，以及至为重要的用自己的术语定义发展的能力。

我们想要指出的是，游牧业作为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有其独特的魅力，很早就吸引着学术界的关注。在本书中我们特别收录了旺旭卓玛博士的论文《中国人类学者对藏族牧民的研究综述（20世纪初期至1949年）》，她从研究的主题、内容、主要人物和代表性成果等方面梳理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对游牧业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指出这些学术研究对于人们了解游牧经济、理解游牧社会，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是否可以弥合分歧？

草原退化通常被归咎于牧民“落后的”实践，尤其是他们“传统的”最大化牧群数量的喜好。然而，正如本书所明确指出的，一系列复杂、相关的社会和环境因素造成了过度放牧和草原退化。尽管环境和社会因素已然是无数研究的话题，但它们之间五花八门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相互结合产生新的动力和后果，仍然为人们所忽视，更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如果我们将社会经济变化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就会看到近年来，牧民有更好的机会从他们的牧群那里获得现金收益。这个效果可以通过牧区家庭收入的增长得到衡量，但如果我们想要掌握更大的后果和动力，历史性的方法也是有必要的。除了牧区收入水平上升，我们还应考虑到牧民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市场，在那里他们可以购买消费品以及出售他们的产品，但由于物价上升和对食物与其他市场产品的依赖加大，牧民的压力也随之增大。而且，由于义务教育的实施，有更多的牧民子女进入学校，而学校变得更为集中，我们还应考虑到寄宿学校教育的成本，这种或其他的经济考虑可能对牧民产生了新的动力或压力，因此他们不得不扩大牲畜的数量。

正如本书所描述的，研究人员就过度放牧和草原退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基于长期的田野工作，有些学者质疑牲畜数量提高的假设，或者对所报道的田野点草原退化的水平和程度提出疑问；有些学者认为传统的放牧和管理模式仍然在继续或者重新出现，从而达到对牧场的最佳使用水平（Banks, 2001; Clarke, 1987; Goldstein and Beall, 1990）；有些学者声称诸如围栏、灌溉和杂交种子的使用对于提高草原生产力是不相宜的（Zhang, 1988）。学者们还认为，减少牧民空间移动性的围栏运动可能导致了过度放牧和草原退化（Taylor, 2006; Williams, 1996）。根据一些牧场专家的看法，中国的草场退化主要由不恰当的政府规定和政策导致的（Longworth and Williamson, 1993）。正如这些讨论所揭示的，牲畜数量过多、过度放牧和牧场退化是复杂的问题，由一系列因素所导致的，尤其是社会和环境动力方面的研究是被忽视的，即环境和社会因素的混合或复合效果。而达成更为综合的理解，需要的是更加具体地研究这些社会—环境因素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更大的问题和长期的趋势，例如，人口增长的压力，由于土地修复导致的牧场的日益减少，工业化和近期的环境保护和保持项目。

在畜牧业研究中，共同的挑战是弥合学科与方法之间的分野，一方面是牧场管理和生态、畜牧业、兽医学，另一方面是社会科学，例如，人类学、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通过弥合科学分野，诸如，自然与社会科学方法，我们可以形成新的更好的畜牧业知识，尤其是有关当代环境和社会挑战之间重要的联系。为提高和扩大我们的知识面，除了找到解决政策制定挑战的新方法，我们还应将更多的关注直接转向牧民的想法、理解牧民的需求上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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