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郝时远

看完《当代中国游牧业》这部书稿，优先的感受是一种“释然”，中挪两国研究机构合作的“中国的游牧业：政策与实践”这一项目，终于形成了最终成果。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曾长期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就与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先后通过会议、项目、考察等方式进行过多次交流，其中与奥塞·科拉斯（Åshild Kolås）教授交往最多。她作为“中国的游牧业：政策与实践”这一项目的挪方主持人，不仅出色地履行了双方的协议，而且在中国的内蒙古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田野工作。相比而言，我作为这次合作的中方负责人，由于工作调动而未能直接参与项目组织的牧区调查。不过，作为“坐享其成”的项目参与者，以序言的方式谈些感想，却是责无旁贷的。况且近些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国的“三牧”（牧区、牧业、牧民）问题及其依托的草原生态环境，并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当然，优先的“释然”背后，实际上是一份沉重。这部书稿揭示的中国草原游牧业现状，涉及了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几个传统游牧业最发达的地区，或者说是中国草原资源最集中的地区，其研究者的田野依托虽然有区域性的局限，但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中国的草原、中国的游牧业、中国的牧民群体，在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五位一体”发展的突出地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向1中，其重要性较之森林更为显著。因为草原—人—牲畜三位一体的共生共荣关系，绝非历史上的“林木中百姓”可以比拟，也不是至今在大兴安岭林区追随近千只驯鹿迁徙的敖鲁古雅猎民群体所能相比的。

中国的草原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0%以上，分布在13个省（区）的268个牧区和半牧区县（旗、市）。其中西部6个省区（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草地面积占全国草地面积的70%，是中国天然草场的主体。草原是游牧业的摇篮，生活在中国草原地区从事游牧业的民众，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他们经年继世逐水草而居，牧放着牛马羊驼，他们与草原和牲畜共同经历着多种自然灾害的考验，他们使这一最古老的产业及其游牧文化传承至今，步入了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传统与现代”议题充斥了各个领域，以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进步愿望席卷全球。正所谓“在整个20世纪里，经济、人口、发展、生态开始成为涉及所有国家和各种文明，即关系到整个地球的问题”。在这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等研究报告揭示的资源环境问题，使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球的重视，温室效应、臭氧空洞、气候变暖、物种消失、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形成了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上的生态保护观念和行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与技术-经济主义、自由-发展主义的争论中渐成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面对着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其中包括草原生态和游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多方面原因，当前牧区发展问题较多，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生产条件比较脆弱、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百分之九十的草原退化，百分之五十的草原沙化、盐碱化。牧区的建设和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边疆稳固。”因此，对中国来说，草原生态的恶化，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是关系民生特别是从事游牧业生产的广大牧民的切身利益问题，也就是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的问题。

中国的游牧业经营体制是随着农村联产承包体制改革而转变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牲畜自养、草场承包，随着游牧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浮动引导着牲畜数量和品种的发展，一度也出现牧民收入高于农民的普遍现象。但是，游牧业粗放的经营方式在以追求牲畜规模为主导的发展推动下，对有限的家庭草场形成了不断增强的压力，草原载畜量问题成为游牧业发展中越来越多提及的话题。相应地，“草场超载”“过度放牧”也成为一般意义上草原退化的人为动因。2011年的宏观统计数据表明：“全国草原适宜载畜量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4.3亿羊单位下降到目前的2.4亿羊单位”。草原超载从理论上来说毫无异议，但是游牧业只是造成这种草原负荷的动因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人为活动加剧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一基本事实，包含了多种因素。“草原退化是指不合理的管理和超限度的利用在不利的生态地理条件下所造成的草原生产力衰退与环境恶化的过程”。草原管理的制度性缺失，往往是导致“超限度利用”现象的原因。而“超限度利用”所导致的草原生态变化，不仅仅是牲畜“超载过牧”的问题，还包括了更广泛的“草原索取”方式，诸如民间行为的“搂发菜”“挖虫草”，政府行为的农业开垦、矿业开发，等等。如果再考虑到气候变化等自然环境因素，草原生态发生的变化显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而不能归结为畜牧业这一单一的因素。

事实上，即便是牲畜“超载过牧”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但是在不同的草原地区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相关研究表明：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典型纯牧区（24个旗、市），即“占整个内蒙古草地面积71.55%、可利用草地面积89%的典型纯牧区并不过牧，而是缺载61.27%”，森林猎区亦然。而半农半牧区、农区、城镇工矿区则均属于超载过牧地区。然而，笼而统之地做出类似于“内蒙古草地整体过牧”的判断，也势必导致对草原管理、游牧业政策的影响，在“退牧还草”这一总方针指导下，“休牧”、 “禁牧”、“草场围封”、“舍饲圈养”、“人口转移”、生态移民等草原治理政策和生态建设工程相继实施。牧民定居虽然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城镇化相适应，但是传统游牧方式的生态学意义也因此受到忽视。历史发展表明，“通过游牧方式不断调整放牧压力和牧草资源时空分配的做法，恰好适应了由气候因子控制的非平衡生态系统的内在波动性规律，使大范围的草地得到了合理利用，既保护了草原生态系统，又避免了自然灾害对畜牧业的毁灭性危害”。而定居化的牧民家庭在改善游动生活艰辛的同时，却相应地加剧了草原（自家草场）的畜牧压力。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现代化建设需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包括了人文精神的发展，人类学对“传统智慧”“本土知识”的关注，本身就是科学发展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否认由于人为活动的加剧和气候变化造成的草原生态总体恶化的普遍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脱离因地制宜的科学治理要求。对于地域广袤的草原地区来说，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牧民面对的草场资源、牲畜类型和发展规模不尽相同，国家的统一政策需要因地制宜地实施，对畜产品收购价格的市场化调控也需要在“以草定畜”的基础上变化，以保障牧民的收入，避免追逐收益的“超载过牧”现象恶性循环，避免急功近利的无度开发现象继续扩散。“退牧还草”并不意味着游牧业的萎缩或停滞，而是要使传统的游牧业成为现代科学管理下的“环保型经济”。

毫无疑问，传统游牧业必须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必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城镇化趋势，因为这涉及人本身的发展问题，牧民的居住条件、收入分配、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文化生活和社会服务等一系列保障，需要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现程度，这是“以人为本”发展的题中之意。在这方面，定居化最有利于实现这些保障，但是这并不排斥一部分劳动力继续从事游动性的畜牧生产活动。北欧三国追随驯鹿的萨米人，就是基本实现游牧业现代转型的一个例证。当然，对从事驯鹿业的萨米人群体来说，他们只是萨米人中的一小部分，挪威、瑞典、芬兰的驯鹿总计也不过五六十万头（只），虽然这与中国几大牧区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牲畜规模和几千万从事游牧业的人口无法相比，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值得重视。在这方面，2011年中国政府全面部署了牧区发展的基本战略，确立了“2015年基本完成草原承包和基本草原划定工作，初步实现草畜平衡，草原生态持续恶化势头得到遏制；2020年，全面实现草畜平衡，草原生态步入良性循环轨道”的发展目标，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游牧业、保护草原环境、改善牧民生活的政策。这是目前中国解决“三牧”问题和草原保护正在实施的发展指南。

在实践中，中国牧区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完全按照农业地区的社会变迁模式推进，尤其是在80%的牧区属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条件下，牧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公益事业的发展都需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这种实际不仅是“地广人稀”，更重要的是涉及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诸多因素及其与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一点正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牧区不是不需要工业化，但是工业化应突出畜产品加工，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等方面，农业性开垦造成的后遗症、矿业性开发造成的生态问题、人为城镇化造成的转产就业困境，都需要在践行《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得到有效的改变。

中国的“三牧”问题，虽然涉及的人口规模不及“三农”范畴，但是解决“三牧”问题远比解决“三农”问题要复杂和困难，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难点中的难点。对此，不论从宏观数据和战略部署上去认识，还是从区域单元和个案实证中去理解，都不足以全面描述正在变迁的草原生态、游牧业和牧民，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广大区域内正在发生的包括自然环境变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发展的良性与变化的恶性交替显现的过程。在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典型的牧区，游牧业仍旧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并呈现增长的势头，而草原生态保护的投入和成效也显而易见，集约化的畜产品加工、新形式的牧民互助合作经营体制、家庭牧场及其旅游业、草原文化产业的开发，都在呈现新的生机。同时，牲畜品种改良及其防疫，畜牧产品加工和销售，草原自然灾害挑战（诸如鼠害、毒草问题），草原地带的矿产资源违规开发，生态移民村落的发展，偏远牧区的生活条件改善等问题，依然是需要迫切关注的事务，也是需要集多学科知识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中外学者合作完成的《当代中国游牧业》，从多学科提供的观察和分析，对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启发。为此，在这部著作付梓之际，再次向奥塞·科拉斯（Åshild Kolås）教授几年来的辛勤工作致以深切的敬意！对参加这一项目研究的中外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3年10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