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水与汽车

春节前夕，在《十月》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上，幸会老翻译家林自新先生，他将刚刚出版的译作《B模式》（东方出版社）相赠，我当然很高兴。不过，看罢这本书，掩卷之余，并没有先睹为“快”，一点儿也快乐不起来，相反我的心情感到相当的沉重。

世上的书有许多是给人以快乐的享受的，它们是动听的旋律，欢乐的舞蹈，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是莱斯特·P·布朗著的《B模式》传递的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使人联想起暴风雪的旷野，乌云翻飞的天空，或者也如怒涛汹涌的岩岸。

布朗是美国（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早在30年前，他率先提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用于他所架构的生态经济。他对世界人口和资源、环境的思考，使他赢得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高度评价。

布朗把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实施的社会经济模式称为A模式，即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人为过度消耗地球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也称之为环境泡沫经济。为了避免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经济泡沫的突然破灭，布朗给世界开了一剂药方，这就是B模式：全球动员起来，稳定人口和气候，使A模式存在的问题不至于发展到失控的地步。

近年来，环境的日趋恶化已经从学者的论坛变为老百姓的日常话题，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破坏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使人在喜悦之余不由地忧心忡忡。虽然国内的媒体及有关政府部门也不断发布我国环境问题的报道，然而从宏观上、从发展趋势上加以分析，似乎多有顾虑，这也是国情的必然。因而正像许多中国发生的消息，人们常常最先从外电获得一样，我对布朗著的《B模式》最感兴趣之处，恰恰是它所提供的信息和据此所作的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布朗的《B模式》中的观点以及他所提出的疗治世界、拯救地球的药方，世人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然而你无法否认他所罗列的统计数据的权威以及令人信服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中文版（2003年12月）是在原书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就和中国读者见面，它所搜集的资料是最新的，这一点在信息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我对书中涉及中国的内容，最感兴趣的是两点，一是中国的水资源，一是中国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汽车业。

随着世界人口的剧增和对食物的不断需求，农业的发展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利用，导致许多国家水资源的严重匮乏。这是布朗归纳的所谓A模式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特别提到许多国家超量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位下降，河流干涸，导致地下蓄水层有耗尽的危险。书中提到，生产中国一半以上小麦和三分之一玉米的华北平原已大大淘空了浅层蓄水层，并转向深层蓄水层，而深层蓄水层是不可补充的。他引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的报告说，河北省的深层蓄水层的平均水位在2000年一年里下降了2.9米；该省一些城市的水位更是下降了6米。书中还引用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在北京的周边地区，深井要开凿到1000米才能抽出淡水。书中指出，正是水资源的日益紧张，中国的谷物产量已从1998年的历史最高峰3.92亿吨，降到2003年的估计收获量3.38亿吨，这减产的5000万吨相当于加拿大的谷物产量。布朗由此断言，随着缺水情况的加剧，国际市场上的谷物之争将会加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来购买谷物，其实就是购买淡水。当然，中国未来的水资源匮乏，不仅仅表现在农业灌溉用水的紧张，按世界银行预测，由于中国人口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预计将增加9000万，中国城市对水的需求将由500亿立方米增至800亿立方米，即增长60%。同时工业用水的需求也将由1270亿立方米增至2060亿立方米（增加62%），于是农业用水必将更趋紧张。要知道，像中国这样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以满足国内之不足，那么必将在世界谷物市场引起巨大反响。

关于中国汽车业的发展和汽车进入家庭，布朗是持反对态度的，他的着眼点并非是汽车尾气对大气的污染之类，而是强调汽车与农作物争夺有限的耕地。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观点。布朗以美国人拥有的汽车数量（平均一人一辆）为例，美国用于道路和停车场的土地面积估计为1600万公顷，几乎和美国小麦的种植面积——2000万公顷差不多。倘若中国有朝一日达到日本每两人一辆汽车的拥有率，汽车总量从现在的1300万辆增加到6.4亿辆，那么6.4亿辆汽车需要占有的土地面积（用于道路和停车位）将接近1300万公顷，这是中国现有稻田面积（2800万公顷）的一半。布朗认为，对于一个缺乏土地而人口又在不断增长的国家，承受不了把宝贵的耕地变成道路和停车场的代价。因此，“中国不应当建设以小汽车为中心的高速公路、普通道路和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而应当集中发展现代化的城市轻轨交通系统，并辅之以公共汽车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布朗的这一看法，无疑是中外汽车商无法苟同的。

布朗在《B模式》中提出的观点，尚不限于以上两方面，他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究竟是讨人嫌的乌鸦嘴还是善意的忠告，读者自有定论，无需我来评说。我建议中国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环境专家们，尤其是执掌决策大权的官员们不妨读一读这本书，因为“一旦决策失误，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无法控制的破坏因素”（布朗：中译本序言）。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