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

本书旨在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行政机构改革的全过程，分析国民政府为实现“建国”任务而做的努力，如开放政权、成立民意机构、厘定事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等。战时改革有顶层设计，有计划、有步骤，体现了行政领域的制度化与现代化倾向，体现了国民党权威人物对完成“建国”的强烈愿望。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豫湘桂大溃败后改革被迫中断，留待战后继续推行。

所谓中坚社会势力，是指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支持某个王朝政权存在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中坚势力阶层或势力集团。秦亡于中坚社会势力的缺失。汉初有意识地对中坚社会势力进行了弥补。西汉前期，旧贵族、豪强、文吏、士人、贫窭者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实现了向士大夫阶层的转化。西汉中后期，士大夫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由“相善”“厚善”发展为“同志”“同好”再到“党人”“吾徒”的群体性认同关系，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士

本书系统研究明代保甲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明代中叶，黄册载籍日渐失实，官府对于户口的实际控制每况愈下，加之明初建立的卫所系统趋于瓦解，面对纷至沓来的内乱外扰，官府往往疏于防范，疲于应对。嘉靖之前已有不少地方官员尝试推行保甲法以加强户口管理，查举不法行为。嘉靖年间，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下，保甲制大范围兴起并逐步完善。隆庆、万历年间，保甲制在全国南北各地进一步施行，尤其是沿海沿边地区因形势需要，推行范围

赦宥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普遍行用的政治制度，其存在有着重要意义。本书选取辽、金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两个王朝的赦宥划分为大赦、曲赦、德音和录囚四类，分别加以专项研究，并通过系统考察辽金赦宥制度的渊源与发展历程，揭示出了赦宥与辽金社会之间潜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赦宥就像一个晴雨表，醒目地向人们标识着辽金社会的各种变迁。赦宥的颁发与执行，不仅展现出了辽金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王

《元史·顺帝本纪》中有“谥唐杜甫为文贞”的记载，但这一杜甫重要的“身后事”，却在明代诗坛“崇杜”风潮盛行之下，长期不为人关注，直至晚明方重新被发现；且晚明士人论及此事，态度又迥异于元代儒臣，其间关节极耐深思。本书以元代“谥杜”切入，首先针对事件始末作了考订，进而立足多民族文化背景，通过梳理元、明两朝对杜甫谥号的利用、阐释与认同等问题，系统展现“谥杜”记忆的起伏及流变。在具体的研究中，既要回应在不同

本书以清末新疆、西藏、蒙古新政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视角探讨了清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新政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边疆社会基层的历史脉络；在细致梳理清末边疆新政内容和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实施边疆新政的内在机理，客观分析了清政府通过边疆新政加强边疆治理、重新统合边疆地区的实际效果。

在知识创新与国运兴衰密切关联的现代社会，知识界思想认同不仅寄托着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多棱镜式思索，而且反映着不同制度理念、思想体系的人心角逐。本书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梳理和阐释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理论要义与国外镜鉴，进而从背景与格局、境遇与考验等方面研判和勾勒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精神版图”，尝试性提出引领与建构我国知识界思想认同的当代进路，旨在从知识主体的角度拓展研究国家文化安全与意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民国史学科早已突破自我学科限定，从狭义的民国时期的政治史，发展成为涉及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发展、政党斗争等各方面的“广义民国史”。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海外民国时期珍稀档案史料的出版与开放，民国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提高。本书从政权建设的角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民国政治史的学术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

本书以长时段、大历史的学术眼光研究中国历代治理体系，除“导言”和“结束语”外，分设“行政与监督”“吏治与用人”“中央与地方”“民本与民生”“思想与文化”“礼治与法治”“基层秩序”“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宗敦冶理”“环境治理”十一章，每章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沿革、体系架构、主要特点、经验教训等，重在揭示“中国历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从而汲取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