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史研究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

本书把阳泉郊区实践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预期：一个是理论的发展诉求。基层社会是政党与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场域，如何实现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是政党主导型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阳泉郊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具有解释效力，它可以为基层治理模式提供一个基于经验研究的、地方性的实证样本，对当前中国关于政党中心治理模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阐释具有建构性意义。一个

本书即力图从以下十一个方面对中国的政治智慧加以梳理和总结，并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充分展示和呈现这些极具中国特色和思想魅力的政治智慧，具体为：一是“天下为公，法天合德”的大公政制理想与公共性政治智慧，二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信念，三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观念与无为政治理念，四是“为政以德，王道仁政”的德政思想与内圣外王的政治信念，五是“纳言听谏，君道天职”的谏议传统、理论与制

本书以国家治理与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为基础，从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理论分析入手，考察了中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现实格局，研究了地方税体系对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据此探讨了中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目标与路径选择。

本书分析了唐与四夷关系类型，因四夷政治归属不同，关系的基本性质不同，进入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四夷分属性质不同的政治圈层，唐与四夷政治秩序的结构是性质不同的层级结构；唐王朝的国家体制与对外关系体制，或与外部世界，在法律制度上有着明确的界定；唐王朝国家体制内四夷是唐王朝推及政令、法令的对象；册封与授受官爵是唐王朝与四夷建立政治秩序的基本途径。

元朝所设刑部，既继承了唐宋金刑部的一般职能，又因情势变迁，特别是在蒙汉杂糅的二元体制中出现不少显著变化，其中一些更是直接影响到刑部以后的发展走向。因此，元代刑部可谓从唐宋至明清刑部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书以元代刑部为切入点，对刑部本身的渊源、建置、官吏与职能，及其在五府官中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并进一步管窥元代政治的运作路径。

该书试图系统讨论蒙古镶蓝旗人督抚锡良，在四川、云贵、东三省的新政改革思想与具体实践。作为清末一名旗人督抚，锡良对国家前途命运注入何种运思，其新政改革作为与成效究竟如何？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本书即以锡良履历为经，以新政举措为纬，旨在从实证角度全面系统地还原锡良新政改革的思路与实施情况，展示督抚作为与省域新政改革成效的关系，凸显清末新政改革的困境所在，进一步彰显清末政情特色，从而裨益于

虽然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规范、最系统、最制度化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各级官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但在基层社会还分布有大量儒学熏陶出来的、未得到基本科举功名（如生员）的文人，他们虽然未得到朝廷给予的任何特殊权利，但他们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思想和道德理论等，也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能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但同样在基层社会

从嘉庆元年（1796）起至宣统三年（1911）云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地方统治止，是清王朝统治云南后期，变革是其最大特征，国家治理面临着内忧外患多重挑战。本书作者大力收集和综合利用档案、文集、官修私撰著述等文献资料，运用时空分析的视角和方法，点面结合，独辟蹊径，尝试对清代后期封疆大吏群体认知云南省情与国家治理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认为云南封疆大吏群体作为国家治理实施主体，是清代后期云南历史演进的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