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相公』王安石竟被百姓骂死？

四野逃亡空白屋，

千年嗔恨说青苗。

这句诗出自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拗相公”意思是性格执拗的宰相，说的就是大宋名臣王安石。小说里说王安石“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饮恨而终”。

这篇专门骂王安石的小说，收在《警世通言》之中。《警世通言》是明代著名话本小说总集“三言”中的一部，由大才子冯梦龙编写。三言者，《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那个时代的大众读物，畅销之作。

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大宋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小说中是这样写的：

安石既为首相，与神宗天子相知，言听计从，立起一套新法来。那几件新法？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免行法。专听一个小人，姓吕名惠卿，及伊子王雱，朝夕商议，斥逐忠良，拒绝直谏。民间怨声载道，天变迭兴。荆公自以为是，复倡为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文彦博、韩琦许多名臣，先夸佳说好的，到此也自悔失言。一个个上表争论，不听，辞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坚。祖制纷更，万民失业。

这一段讲的是历史，后面的才进入小说正题，说的是因爱子王雱病死，王安石深受打击，于是辞去宰相职位，打算到江宁府（即金陵，今南京）安居。他一路微服私行，只见到茶坊、庙宇、驿舍、茅屋等场所各种题诗，都是痛骂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如“排尽旧臣居散地，尽为新法误苍生”“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奸谋已遂生前志，执拗空遗死后名”之类，处处皆是。

老百姓对王安石的恨深入骨髓。甚至有一老妇人把家里的猪唤作“拗相公”，把鸡唤作“王安石”，把王安石当作畜生使唤，还有一老卒说有数百村农手持木棍，等待王安石经过，要把他打死，再把他的肉分了吃掉。

王安石惊骇万分，日夜兼程，直奔金陵。到金陵后，不敢住在城里，只住在钟山的半山腰，称“半山堂”。半山堂中王安石终日忧愤，痛悔前非，用手狠拍自己的脸，自骂了三天，最后呕血而死。

这虽然是小说，情节都是虚构的，但虚中也有实。话本小说本以民间讲史为本，其反映的社会舆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多为负面，是颇有历史依据的。

特别是小说篇末有一句：“后人论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这其实是南宋以后学者们的主流看法。

譬如南宋大儒朱熹就曾说，王安石的学术文章、节操品行在一代人中堪称超一流，特别是有着重建道德、经世济民的担当精神（“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大家对受到神宗重用、当上了宰相的王安石报以极高的期待，以为可以重现三代盛世。没想到他在宰相的位子把敛财和强兵作为首要事务，用的都是邪恶凶狠之辈，排挤的都是忠诚正直之人，强横凶暴，让天下人都愁苦不安，丧失了活下去的动力（“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最后的结果是“群奸嗣虐，流毒四海”，到了崇宁、宣和之际，祸乱已经到了极点。

朱熹的这一评价后来写入了官修正史《宋史》的《王安石传》中，成了正统观念。对比一下，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与《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的说法，在根本倾向上完全一致。稍微有差别的是，朱熹给王安石本人的道德文章点了个大大的赞。

流传下来的王安石画像以这一幅最具神韵。邓广铭先生认为，这幅画像很有可能是王安石退休金陵期内，李公麟为他作的那幅“著帽束带”画像的一个摹本。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9日）。他在熙宁二年（1069）被宋神宗赵顼任命为参知政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恰如前引小说中所描述的，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内容非常广泛，而他的战斗风格又极为鲜明，在政坛上引发了激烈而持久的斗争，即所谓的新旧党争。赞成新法者为新党，亦即改革派；反对新法者为旧党，被称为保守派，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吕公著、张方平、苏轼、苏辙等一代名臣，皆在其列。

神宗一开始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新法顺利推行，后来虽然将王安石两次罢相，但仍对他表示尊敬和礼遇，先后封他为舒国公、荆国公（因此后世多称王安石为王荆公）。王安石卜居金陵钟山之时，过的是悠然自得、闲适安逸的生活，诗歌唱和，潜心佛学。这和小说中所说的全然不同。王安石虽不在相位，神宗依然全力推行新法，而且坚决不允许朝野非议新法。

王安石卒于元祐元年四月六日（1086年5月21日）。当时神宗已经去世，小皇帝哲宗赵煦初即位，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了保守派大臣司马光。司马光将推行了十几年的新法一一废罢，把新党的骨干力量赶出朝廷。眼见自己辛苦创立的新法大业崩塌，王安石在痛苦愤懑中死去。

插图题诗为“强辩鹑刑非正道，误餐鱼饵岂真情”。前一句说的是“鹑刑”事件，有个少年得到一只用来斗的鹌鹑，他的伙伴向他要，他不给，伙伴自恃和他亲密，拿着鹌鹑就跑了，少年追上去把他杀了。开封府判少年死刑。王安石认为，按照法律，公取、私取都是盗，少年的伙伴没有得到同意就把鹌鹑拿走，就是盗，少年追杀他，就是捕盗，应判无罪，所以他弹劾开封府判案过重。开封府不服，案子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皆主张维持开封府的原判。但王安石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误餐鱼饵”是指王安石当知制诰的时候，参加宋仁宗的赏花钓鱼宴，把摆在面前的一盘鱼饵吃光了。仁宗由此认为王安石是“诈人”，倘若误食一粒鱼饵，还可以理解，把一整盘都吃了，完全不合人情常理。后世很多文人都把这些事视作王安石是“奸臣”的证据。

八年之后，哲宗亲政，很快就召回新党并恢复了新法。又过了七年，哲宗去世，他的弟弟徽宗赵佶，著名的艺术天子，声称要继承父兄的事业和遗志，任命了蔡京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将司马光等人定为“奸党”。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一直是新党掌权，新法的合法性不容置疑。这样算下来，新法在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前后推行的时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司马光上台废除新法，王安石变法失败了”……

王安石是政治家，也是大学者，他主持编写的《三经新义》（包括《周礼新义》《尚书新义》《诗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他在哲宗亲政后获得了“文”的谥号，并得以配享神宗庙庭；徽宗朝的时候他又得以配享孔庙，几乎与亚圣孟子平起平坐，“优入圣域，百世之师”，受天下士子朝拜，并被追封为“舒王”，荣耀达到极点。

1127年，金人入侵，开封陷落，太上皇徽宗和即位一年多的钦宗以及大批妃嫔宫人、宗室、高官贵族被金人俘虏掠到北方，史称“靖康之变”。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作为漏网者登上了皇位，即宋高宗，建立了南宋王朝。南宋开国，便视王安石变法为北宋亡国的祸源，南宋史家在史书编纂中对王安石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到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朝廷下诏，将王安石从孔庙中踢了出去，并将他钦定为“万世罪人”——这是南宋时代官方给予他的最后评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则反映了宋明之世的民间舆论，与官方评价并无二致。所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