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压制外戚扩张
王莽虽是王氏外戚的一员，且尊奉王太后，但他在重返政坛后，并非想要扩张外戚势力，反而对其进行了压制。
就拿王莽的叔父红阳侯王立来说，尽管他此时未担任官职，却因曾经有过骄横奢靡、接受贿赂等行为，王莽担心他会再次挑起权力斗争，于是便让孔光向王太后报告王立的恶行。
王立曾为定陵侯淳于长的大逆之罪辩解，并从中大量索取财物，最终误导了朝廷。他还曾提议让官婢杨寄的私生子成为皇子，这一举动让大家认为这与吕后和少帝时期的操控有相似之处，导致社会动荡。王莽认为，像王立这样的人不宜留在朝廷，必须送往封国。
王太后刚刚从丁傅的打压中松了口气，自然不愿听从这一建议。但王莽指出：“如今汉朝已经衰落，接连几代没有继承人，太后一个人代管幼主，统领政权，确实需要谨慎。但若因私人恩爱而违背朝臣意见，百官将会滋生歪风邪气，国家危机也就会随之而来。”
在权衡之下，王太后最终不得不将王立打发到封国，暂时远离朝政。这一切表明，王莽的所作所为并非所谓的“胁持上下”，而是出于“平治天下”的责任，促使他放弃私人恩爱。可以说，王莽“身在王门，心系国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使他毅然从王门的圈子中走了出来。
即使是被王莽提拔的王家子弟，选拔标准也并非仅凭门第，而是注重才干，像王谭的儿子王闳便因“年少志强”而劝谏哀帝迅速处理董贤，揭露矫诏乱国之事得到重用；而王音的儿子王舜则因“少习儒术，性情温厚、修养谨慎”而得以荐用。
这些王家成员不仅品行端正，而且心地善良，决非为了扩张王家外戚势力。如果仅因王莽任用了几位王家子弟，便断言他是在拓展外戚势力，这种看法无疑是表面化的，无法深入理解其中的用人标准与目的。
其实，王莽深知，知识分子的关注不仅限于“形而上”的问题，最根本的是“道”。“道”不仅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包含了他对“道”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对“道”的实践——“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甚至为“道”的牺牲——“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他在承担儒家“入世”使命方面，和其他古代知识分子并无二致。
在清理成、哀帝时期统治集团的弄臣死党时，王莽并未忽视冤假错案的处理。他首先为名儒傅喜平反，王莽请王太后下诏恢复傅喜的名誉，表扬他性格端谨，言论忠直。
尽管傅喜与故傅太后有亲戚关系，但他坚守节操，最终被打压流放。多年后，傅喜如松柏般坚韧不拔，王莽便决定让他返回长安，封赠高安侯宅府，并加衔特进，邀请他参与朝会。傅喜去世后，还被追赠谥号“贞侯”。
此外，王莽还为孙宝平反，他曾在哀帝时期为司隶，多次上书劝诫哀帝，结果被免为庶人。王莽得知此事后，向王太后报告，提拔孙宝为光禄大夫、大司农。王莽还逐步恢复了那些被丁、傅集团排挤的人，并重新任用他们。
王莽的这些“兴绝士、举逸民”的措施，使他一登政坛便光芒四射。尽管王太后仍然掌握实权，但王莽从此不再只是个穿着儒生衣袍的谦谦君子，而是迅速成为了一个深谙权谋、能够左右风云的政治人物。
“朝廷换人，风云变幻”，王莽重回政坛后，另一个关键任务便是重组辅政班子和智囊团。班固称王莽此时的做法为“附顺者拔援，忤恨者诛灭”。哪个朝代的统治者上台后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在哀帝末期的辅政班子中，除董贤已死、董恭流放外，彭宣因“老联昏乱，祝事日寡，功德未效”而退休，只剩下了大司徒孔光。65岁的名儒孔光，历经风波，性格愈加“外圆内方”，虽然他依然受王太后敬重，天下人也信任他，但其政治影响力早已大不如前。
王莽看准这一点，尊敬孔光这位前辈，不仅让他成为儒生参政的榜样，还借用他的威望来为自己扫清政敌。每当与哀帝外戚或其他政见不合的对手产生冲突时，孔光便将奏章递交给王太后，王莽的意见通常也能通过太后的批准。
孔光深知自己已成“政坛不倒翁”，对王莽权力日渐膨胀心生忧虑，几度上书请求退休。王莽则建议，孔光这样名儒，最适合担任平帝的老师，于是将他调任为平帝的师傅，仍保留四辅的职位，并给予他特殊待遇——兼任给事中，管理子弟的宿卫、禁中的事务以及御膳的监督，享受着极高的待遇。
“四辅”是朝廷新设的辅政领导班子，由王莽（太傅）、孔光（太师）、王舜（太保）和甄丰（少傅）四人担任。这个“四辅”一词源自古代皇帝身边四位辅佐大臣的设立，早在秦汉时，“四辅”就有了明确的职能和名号，即疑、承、辅、弼，用来配合“三公”制度。
其意义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上古“三王”时代的“圣道”，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相互牵制，避免权力集中于一人。此外，设置“四辅”还包含了给太子设置师疑、傅承、阿辅、保拂四官的用意，确保帝国的权力体系更为稳定。
甄丰出仕时，经过多次晋升，由京兆都尉起步，最终成为中央官员。他的经历也代表了“四辅”班子的性质，班子成员主要是拥有文官行政能力的儒生，广义上也被称作“儒臣”。
这一班子不仅将知识分子推向了高层，也为当时的“士大夫政治”奠定了基础，将“学者—官吏”或“知识分子—官僚”的双重社会角色融为一体。可以说，这是王莽首次辅政班子的延续。
无论是“三公”还是“四辅”，这些高级官员的核心职能是制定国家政策、议论治国大计，因此他们的身后通常也有一群“谋士”或“策士”，作为智囊团来出谋划策，辅助决策。
王莽的“智囊团”成员可谓星光熠熠，其中王舜与王邑是最为关键的两位。王邑是王商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并因王商曾在王莽困难时伸出援手，二人关系尤为亲密。
甄丰和甄邯则主要负责纠察、弹劾等事宜，甄邯是孔光的女婿，也是儒学出身，曾任邰县令，后升为侍中、奉车都尉。
平晏则负责管理军政机要事务，他继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精通经术，官至丞相，后来病故，留下了响亮的名声。
刘歆则主管礼乐法度和典章制度，他不仅是刘汉宗室的后代，还是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精通古文、天文和目录学。
孙建负责边疆防务和军事事务，靠军功入朝为官。此外，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以及其他一些贤才也在王莽的培养下脱颖而出，成为了这支智囊团的重要成员。
从这些“智囊”的背景来看，他们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年龄偏轻，志向远大，除了刘歆已经五十多岁，其他人都在四十岁以下。其次，他们都有较强的学识背景，除了孙建是凭军功入仕，大多数人都受过儒学的深厚教育。再者，他们有过较多的政治经验，部分成员也曾经历过政治风波、遭遇过贬斥磨练，这让他们更加懂得如何应对复杂的政局。可以看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智士”，进入朝廷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本由官僚体制主导的政权格局。王莽借助这些“智术之士”起草并执行了许多改革措施，推动了新法的出台，也使得他们得以在政坛上大展拳脚。
然而，这些“智囊”虽然在王莽的辅佐下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他们仍然受到王莽的制约，必须依附于这位“尊君”，并且在王莽的指挥下行事。
王莽在历史上的形象常因一些史家对他进行负面描绘而有所误解，譬如王莽常装作谦逊，表现出对自己所制定政策的退让，以此取悦上级和民众。然而，这些都是正史中为了塑造他形象而加以夸张的部分。
实际上，王莽在重返政坛不到一年内，就从迎立平帝到清除外戚势力，再到纠正冤屈、建立核心权力，步步稳扎稳打，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这一系列的政绩，彰显出他作为政治家远见卓识的谋划与深思熟虑，也为刘汉王朝带来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