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史前欧洲和地中海的地图学
第二章 史前地图和地图学史：导言
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Catherine Delano Smith）
成一农 译
与其他大陆类似，对于欧洲及其边缘地带史前地图绘制的研究，需要一个新的开端。以往学者所面对的障碍，不仅来源于资料的严重短缺，而且还源于对早期人类智力的误导性的态度。此外，他们未能考虑到史前地图特有的特征，也未能为识别和研究它们提出相应的原则。与地图绘制的起源有关的论述，一直存在着混淆和矛盾，并且任何新的研究都必须采用一种批评性的视角。似乎明显的是，欧洲地图学的起源必须要在历史时期的社会中最早被记录的地图之前的时期中去寻找，同时如果从史前时期留存下来了地图的例证的话，那么在考古学材料中将会发现它们。
理查德·安德烈（Richard Andree）似乎是最早专门关注于地图绘制起源的学者[1]，但是大致直到20世纪中叶才判断出了真正的问题。在1949年，劳埃德·布朗认为“地图制作可能是原始艺术最为古老的变体……古老到是在洞穴墙壁和沙石上的人类最早的描摹”[2]。然而，直至1951年，列奥·巴格罗（Leo Bagrow）才对这样的事实给予了晚来的关注，即尽管有着这些史前的起源，但关于早期地图的实际信息很难得到，并且与文明的其他许多产物相比，人们所知的早期地图的时间要短得多[3]。
关于地图绘制起源的研究屈指可数。在三部开创性的作品中，时间最早的就是安德烈的，尽管其有着充满希望的标题《地图学起源》（“Die Anfänge der Kartographie”），但该文是对“原始民族”地图绘制的直接描述。这部著作中并不包含对这类地图绘制与史前时期地图或者空间技术思想的最初产生之间的关系的任何讨论，尽管后两者在历史上最早的地图的时代确实是已经非常成熟的了[4]。安德烈的论文，为后来诸多文献奠定了基调，其开始于对如下情况的评注，即众多“原始民族”，虽然无法从磁罗盘的优点中获益，但依然可以制作有着令人惊讶的准确性和精确性的地图。注意力集中于“原始民族”中存在的两个条件，而这两者说明了他们的地图学能力：第一，与他们的地形知识有关的无与伦比的方向感；第二，他们的绘画技术能力。对“图像地图”（Kartenbilder）样例的主要讨论，以阿伊努人（Ainu）的地图和爱斯基摩人（Eskimo）的地图为开端，以早期的中国和日本地图为终结。尽管这篇论文后来被原封不动地收录到安德烈的主要著作之一，《人类学的相似和比较》（Ethnographische Parallelen und Vergleiche）中，同时这部著作还包含了关于来自全世界的岩画的信息量丰富的章节，但安德烈并没有将这些绝大部分是史前时期的图像与地图绘制概念的起源建立起联系[5]。
第二部开创性的作品，沃尔夫冈·德罗伯（Wolfgang Dröber）的《原始民族中的地图制作》（Kartographie bei den Naturvölkern）出现于20世纪初[6]。德罗伯著作的标题是对该书内容的如实描述，即该书关注“原始地图”的案例而不是地图绘制的起源。德罗伯显然受到了安德烈的影响[7]，并且尤其，接受了安德烈对“原始民族”基本技能的评论，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另外一个条件——他们敏锐的视力。
最后是布鲁诺·阿德勒（Bruno Adler）的俄文论文《原始人群的地图》（“Karty pervobytnykh narodov”）[8]仍然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唯一的实质性作品，但它并未成为一个对后来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本。这可能部分归因于语言障碍，但它并不是一部理论性著作，而且阿德勒也没有在其中推测地图的起源。其中所包含的是在其出版前10年中收集到的关于“原始地图”的大量重要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同时代人的探险活动，特别是那些进入西伯利亚的探险，以及来自对遍及整个欧洲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收集，还有美国科学机构的馈赠[9]。其中还包含了阿德勒进行的大范围的调查研究，这些是可以引发进一步研究（例如关于地图和宗教的部分）的灵感源泉，但这些已经处在停滞状态。尽管所有这些承诺，不过甚至阿德勒在他题为“史前民族的地图”的一节中也没有谈到太多的东西[10]。
在一个基本没有发展的状态下，史前地图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停滞不前，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这段时间里，只有列奥·巴格罗对这个主题做出了一些贡献，即使如此，他也只是用相对较小的篇幅处理了史前地图或地图绘制的起源[11]。后来出现的关于地图学史的各种纲要性文本——例如赫伯特·乔治·福德姆、劳埃德·布朗、杰拉德·R.克伦，以及诺曼·J.W.思罗尔（Norman J.W.Thrower）的都同样简短[12]。所有这些，通常在开篇中，都颇为敷衍地谈到了被他们视为是早期人类的“几乎本能”的绘画能力，尽管他们既没有提出支持这种说法的论据，也没有展示它们与地图绘制起源相关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将地图历史的最早时期始于巴比伦和埃及，或是从古典时期的地图开始。他们全部都忽略了史前时期。
因此，关于最早地图的大量文献中存在的第一个混乱，来源于对史前地图学与历史时期的与本土文化有关的“原始”地图学之间的区别缺乏应有的注意。忽视史前地图学的另一个基本方面正是从此开始的，并且是混乱的第二个来源，即安德烈、德罗伯、阿德勒和巴格罗几乎排他性地使用人类学资料。考古学证据被忽视，除非是在对新世界进行的人种志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那些[13]，而欧洲的和旧世界的地图学的史前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未被认识到，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区域的了[14]。这种偏见的后果就是，早期从事地图学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没有认识到可以从考古学证据中分离出地图学活动的最初的痕迹。取而代之，他们关注于大部分同时代本土地图的区域分布上。如果这些作者明确地对史前时期的和历史时期的土著居民的地图加以区分，并且他们认识到对这两类的解释是相互依赖的话，那么他们的研究可能会对地图绘制的起源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只有巴格罗认识到这种研究路径的潜力，指出“因而，我们必须看看今天的原始部落，他们的地图学艺术已经停止在其发展的某一点上，（并且在那里）我们可以寻找到……通过类比，较早时期地中海世界的证据”[15]。因此，对于巴格罗而言，在没有来自史前时期的背景证据的情况下，通往史前地图学的研究路径的主线就是必须通过历史时期的土著文化的地图。不管如何，这应仅仅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
混乱的第三个来源是另一种被模糊的差异，即对有着良好记录的众多土著居民的找路和航海技能与这些早期社会中的制作地图的实践之间缺乏区分[16]。而且，这一整体性的讨论被对达尔文观点的普遍接受所遮蔽，达尔文的观点强调在思想和行为中的从原始到先进、从野蛮到文明，以及从简单到复杂的思想和行为的不可逆的进化序列[17]。阿德勒引用了舒尔茨（Schurtz）谦逊的坦承，即史前时期，在地图制作方面可能进行过一些“粗糙而笨拙的尝试”；导致布朗将地图学认为从模糊的起源“缓慢而痛苦地”发展着；而福德姆对“野蛮人”一词的选择阻止了进一步的论证[18]。因此，他们的著作隐含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声称他们所描述的艺术是古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史前“野蛮人”缺乏制作它们的能力。“本能”一词被用来作为逃避这一矛盾的方式。晚至1953年，克伦才可以接受“今天的原始人群……拥有制作粗糙但相当准确的素描的几乎来自本能的能力”[19]。而且，他推测，类似的能力将在中东和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地图制作的起源中找到。诸如此类的提议忽略了人类学证据。众所周知的是，土著民族，远非依赖本能，已经发展出了精致的和精确的，通常是惯例性的机制，以确保在他们的社会中传播最有价值的知识，以及确保其世代流传。这些民族中的这种地图学技能并不是本能的，而是与现代社会的成员一样是后天习得的和学习而来的。
文献中存在的第四种混淆是关于史前和土著社会中地图的相对重要性和分布的。可以公平地指出，就像德罗伯所做的，并不是所有这些民族在地图学方面都是同样“好”的[20]，而需要进一步的限定。不是所有的史前的和土著民族都选择对表达或沟通的图形形式感兴趣[21]。还需要考虑不同的自然环境对地图绘制刺激因素的影响。因而，很难认为马绍尔群岛的岛民（Marshall Islanders）的木棍航海图是偶然的，而这些航海图在那些涉及土著居民的地图绘制的文本或论文中都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这里所说的土著居民绘制的地图是来自大洋洲或者是来自北方冰冻地区的爱斯基摩人的雕刻地图；它们都满足了在难以辨别地标的广大地区定期航行的高度专业化的生活方式的需求。活动于陆地上的部落，至少那些不生活在沙漠中的，不需要这样的制品，并且通常不会为自己的使用而制作它们。对这些无文字地图学中的熟悉和陈旧的方面有着过多的强调，但对史前地图的性质和地图学的起源则强调得太少。
在文献中的最后一个混淆就是关于对史前和土著地图绘制功能的狭窄解读。趋势就是假设这两种类型都只是服务于被理解为是基本需要的那些东西，也就是找路。直到最近，地图学史研究者才开始尝试去按照土著社会的方式对它们加以理解。因此，福德姆，在关于地图学思想的一个引人入胜但失败的部分中，选择方向和距离作为地图起源的关键概念[22]。对他而言，早期地图只不过就是路线图，在适当的路线上点缀附属信息由此也就生成了地形图，但这样的一种解释忽视了众所周知的人类学的事实。土著人群在航海时不使用人造辅助工具，包括地图，这是他们被公认的技能，同时对他们而言，记住所有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两点都被忽略了[23]。同样被忽略的就是，通过研究史前历史的学者和人类学家对史前和历史时期岩画艺术的研究而获得对史前地图功能的潜在见解。这些研究表明，史前地图可能是在一种宗教背景中产生的，同时信仰问题决定了它们的执行，而且它们的功能应当是抽象的和象征性的，而不只是用于实践方面的找路和记录[24]。
将所有这些结合起来，我们看到，在研究欧洲地图学的起源时，地图学史家处于一种不熟悉的基础之上。他们面临着一套新的概念，且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在地图学史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改变态度的迹象。1980年，P.D.A.哈维的《地形图史：符号、图像和调查》（History of Topographical Maps：Symbols，Pictures and Surveys）出版[25]。在那一年，迈克尔·布莱克莫尔（Michael Blakemore）和J.B.哈利也警告说，“永远存在的危险就是……我们不加思索地将我们自己的标准应用于过去的地图学”[26]。在第二年，迈克尔·布莱克莫尔继续质疑，为什么原住民（土著居民）在他们有着如此发达的定向技术之时就应当绘制地图[27]，而在1982年，进行了一次尝试来重新审视欧洲岩画艺术中的史前地图[28]。现在是时候以新的方式重新考虑早期地图以及地图学起源的证据了。
采用空间再现的图形形式的最宽泛的视角，早期地图的证据可以在众多不同类型的艺术、人工制品和文化活动中来寻找。它与在地理上散布的和在时间上分散的广泛的文化存在联系。史前地图和历史时期土著民族制作的地图的实例，已经在不同学科的文献中都有报道，并且保存在地图、博物馆和档案馆的藏品中以及野外的岩画艺术中。
这部《地图学史》中，在与史前和与历史时期的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土著社会存在联系的地图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别。这一区别的基础涉及证据的性质。所有史前时期的主要原始资料无疑都是考古学的。对于土著居民的地图绘制而言，主要是人类学的和历史学的证据，以及只是二手的考古学证据。当然，这两类证据不是相互排斥的，并且人类学的发现对于理解史前时期的考古学记录是至关重要的[29]。采用这一标准，基于在一种文化中书写的出现，可以划出一条或多或少清晰的界线，通常但不普遍，可以在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之间标记出一种分离。本卷涉及旧世界部分地区的史前时期。重点放在欧洲，尽管涉猎的范围被扩大到了相邻的西南亚和北非的部分。在这些地区中，史前时期大概截止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是巴比伦象形文字（约公元前3100年）和楔形文字（公元前2700年），以及埃及的圣书体（约公元前3000年），然后克里特象形文字（公元前2000年）出现的时间[30]。稍后是中国的甲骨文（约公元前2000年）。在东南亚和在日本，书写的到来和历史时期的黎明依然较晚，直到公元1世纪才隐约可见。因而，亚洲史前地图学的讨论被推延到《地图学史》的第二卷，在那里，其将在旧世界的伟大地图学成就的序幕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新世界以及旧世界的众多周边区域，史前时期一直延续——通常而言——直至欧洲航海者、探险家和定居者在15世纪或者之后的到来。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如玛雅的象形文字，以及在1521年麦哲伦到达之前，在菲律宾使用的一种以爪哇语为基础的古旧的文字，文字只是在欧洲征服后才出现在这些地区。因此，推迟对这些地图——美洲、非洲（撒哈拉以南）、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上史前的和历史时期——的讨论是适宜的，直到它们可以被包括在第四卷中的一个致力于欧洲与这些社会接触的主要时期的不连续的部分中。
尽管对于那些习惯于将所有史前和土著的地图绘制看作地图学史的序幕的那些人来说，这一划分可能看起来非常陌生，但这有着充分的理由。目的就是能够描述欧洲、亚洲和新世界中这种地图绘制的主要背景的可以定性的特性和时间顺序。对于新世界而言，在旧世界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处理本土的地图学，保持了更为全面的历史视角以及作为整体的《地图学史》的叙事组织。同样，随后的对地图学起源进行的讨论，被放置在对欧洲（包括乌拉尔以西的俄罗斯）、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地区）的史前地图学的分析之前，将有助于更密切地关注于人类对于现在被认为是地图学的这一领域的最早的涉足。
[1] Richard Andree，“Die Anlänge der Kartographie，” Globus：Illustrierte Zeitschrift für Länder31（1877）：24-27，37-43.
[2] Lloyd A.Brown，The Story of Maps（Boston：Little，Brown，1949；reprinted New York：Dover；1979），32；四年之前，David Greenhood，“The First Graphic Art，” Newsletter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Graphic Arts78（1944）：1，已经提到：“地图学不仅是最为古老的图形艺术，而且是它们中最为混合的。”
[3] Leo Bagrow，Die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Berlin：Safari-Verlag，1951），14.译文来自他的History of Cartography，rev.and enl.by R.A.Skelton，trans.D.L.Paise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C.A.Watts，1964）的第25页。
[4] 时间是公元前3000年；参见p.57。
[5] Richard Andree，Ethnographische Parallelen und Vergleiche（Stuttgart：Julius Maier，1878），197-221；idem，“Anfänge der Kartographie，” with figures（“Petroglyphen”）（note 1）.
[6] Wolfgang Dröber，“Kartographie bei den Naturvöelkern”（Mapmaking among primitive peoples）（Diss.，Erlangen University，1903；reprinted Amsterdam：Meridian，1964）；在Deutsche Geographische Blätter27（1904）：29-46中以同样的标题进行了归纳。
[7] 除了安德鲁的Ethnographische Parallelen（note 5）之外，德罗伯经常引用他的Geographie des Welthandels，2 Vols.（Stuttgart，1857-72）。
[8] Bruno F.Adler，“Karty pervobytnykh narodov”（原始人群的地图），Izvestiya Imperatorskogo Obshchestva Lyubiteley Yestestvoznaniya，Antropologii i Etnografii：Trudy Geograficheskogo Otdeleniya119，No.2（1910）。该文从未被从俄语翻译为其他语言，并且至于其被所有地图学史家所知，可能是通过H.de Hutorowicz的简要概述“Maps of Primitive Peopl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43，No.9（1911）：669-79。可以从内容对阿德勒作品的广泛范围有着更好的了解，就像下文用表格的形式列出的阿德勒作品的标题所示的那样：
第一章
1.人类的“定向”能力
2.[航海]的标记
3.绘图
第二章
1.原始民族的地图
A.楚科奇人（Chukchi）
B.爱斯基摩人
C.科里亚克人（Koryaks）
D.尤卡吉尔人（Yukagirs）
E.叶尼塞人（Yenesei）
F.萨莫耶德人（Samoyeds）
G.尤拉克斯人（Yuraks）
H.多尔干人（Dolgane）
I.通古斯人（Tungusii，叶尼塞河谷）
J.雅库特人（Yakuts）
K.图鲁汉斯克地区（Turukhansk）的俄罗斯农民
L.奥斯蒂亚克人（Ostyaks）M.奇利雅克人（Gilyaks）
N.阿伊努人（Ainu）
O.卡加斯人（Karagas）和撒友提人（Sayoti？）
P.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Mongols and Buryats）
Q.北美的印第安人
R.南美洲印第安人
S.非洲土著民族
T.古代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地图
U.澳大利亚人
V.大洋洲群岛人（Oceanians）
W.史前民族的地图
第三章 古代的半文明的和已经进入文明的民族的地图，及其与原始民族地图的比较
A.墨西哥人和印加人
B.亚述—巴比伦人
C.古代犹太人
D.古代波斯人
E.古代印第安人
F.古代中国人
G.日本和朝鲜人
H.古埃及人
I.古希腊人
J.古罗马人
K.古代阿拉伯人
L.中世纪地图
M.一幅古代俄罗斯的地图
N.雅库特人群之中的俄罗斯传教士的地图
第四章 原始民族的地图与有文字的民族的地图之间的比较
A.根据方位点确定方向
B.罗盘
C.地图上的辅助线
D.距离和面积的准确观测
E.地理学名词（Nomina geographica）
第五章 原始民族地图的材质、仪器、技术、地图、着色等
A.材质
a.沙地、雪地等上的地图
b.浮雕地图 c.岩石上的地图
d.树皮和桦树皮上的地图
e.动物皮革、布和纸张上的地图
f.偶然对象上的地图
g.木棍地图
B.绘图仪器
C.地图技术
D.地图着色
E.描绘在地图上的地理景观
a.河流
b.地球表面的地形
c.植被
d.地图上的人类地理学特征
e.各种动物
第六章
A.原始民族地图的主要类型
B.作为教育辅助工具的原始民族的地图
C.原始民族的地图集
D.宗教中的地图
E.原始民族的地图学能力
发现和结论
（翻译：Alexis Gibson，London）
[9] Hutorowicz，“Maps，” 669（note 8），谈到，这总共增加了来自亚洲的55幅地图，来自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的40幅地图，来自美洲的15幅地图，来自非洲的3幅地图，以及来自东印度群岛的2幅地图。
[10] Adler，“Karty”（note 8），cols.217（3 lines only）and 218-20，因而仅仅使用了3列（一页半）的篇幅来处理他所有的例证；然而，Hutorowicz，“Maps，” 675（note 8），谈到阿德勒用“大量篇幅”对最近发现的地图进行了讨论。关于阿德勒对凯斯勒洛奇（Kesslerloch）制品的评价，参见pp.64-66。
[11] 这种处理方式可以追溯到最早的重要出版物，Leo Bagrow，Istoriya geograficheskoy karty：Ocherk i ukazatel' literatury（地图的历史：文献回顾和调查），Vestnik arkheologii i istorii，izdavayemyy Arkheologicheskim Istitutom（考古学的和历史学的评价，由Archaeological Institute出版）（Petrograd，1918），在其中，他对史前地图的论述占用了1页的篇幅，“原始”地图，则占用了另外1页，并且他使用了3页的篇幅对来自巴比伦的泥版地图进行了讨论。这一平衡在他1951年的文本Geschichte（note 3）中保持，在他的Meister der Kartographie（Berlin：Safari-Verlag，1963）中也是如此，其内容与1964年的英文版是一致的，即History of Cartography（note 3）。关于他对欧洲史前地图的评论，参见下文pp.65-66 n.61，72-73 n.90，85。
[12] Herbert George Fordham，Maps：Their History，Characteristics and Uses：A Handbook for Teachers，2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7）；Brown，Story of Maps（note 2）；Gerald R.Crone，Maps and Their Makers：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1st ed.（London：Hutchinson，1953；5th ed.，Folkestone：Dawson；Hamden，Conn：Archon Books，1978）；以及Norman J.W.Thrower，Maps and Man：An Examination of Cartography in Relation to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2）.
[13] 例如，Alexander von Humboldt，Views of Nature，trans.E.C.Otté and H.G.Bohn（London：Bell and Daldy，1872），谈到他在奥里诺科（Orinoco）附近发现的岩石石刻不太可能是现在“赤裸的、到处流浪的野蛮人……在人类社会的阶段上处于最低位置的人”所雕刻的（p.147），并且它们证实这一区域“曾经有着一个较高等级的文明”（p.20）。
[14] 例外就是阿德勒在“Karty，” col.218（note 8）中提到了瑞士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的骨板，这也被Bagrow，Istoriya，2（note 11），Geschichte，16（note 3），和History of Cartography，26（note 3）所接受。
[15] Bagrow，Geschichte，14（note 3），以及History of Cartography，25（note 3）。
[16] 这一差异由Michael J.Blakemore，“From Way-finding to Map-making：The Spatial Information Fields of Aboriginal Peopl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5，No.1（1981）：1-24，esp.1指出。
[17] 关于地图学史中的达尔文主义，参见Michael J.Blakemore and J.B.Harley，Concept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A Review and Perspective，Monograph 26，Cartographica17，No.4（1980）：17-23。
[18] Adler，“Karty，” col.220，n.2（note 8），提到了 Heinrich Schurtz，Istoriya pervobytnoy kuftury（原始文化的历史）（Moscow，1923），657，翻译自德语的Urgeschichte der Kultur（Leipzig and Vienna，1900）；Brown，Story of Maps，12（note 2）；Fordham，Maps，1 ff.（note 12）。
[19] Crone，Maps and Their Makers，15（note 12）.
[20] Dröber，“Kartographie，” 78（note 6）.
[21] Robert Thornton，“Modelling of Spatial Relations in a Boundary-Marking Ritual of the Iraqw of Tanzania，” Man，n.s.，17（1982）：528-45.
[22] Fordham，Maps，1-2（note 12），此后，以Crone，Maps and Their Makers，i（note 12）为代表的其他人也遵循了这样的说法。
[23] 这一点被Bagrow 在Geschichte，14（note 3），以及在History of Cartography，25（note 3）中指出。也可以参见Frances A.Yates，The Art of Memor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
[24] Mircea Eliade，A History of Religious Ideas，trans.Willard R.Trask（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Vol.1，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chap.1.
[25] P.D.A.Harvey，The History of Topographical Maps：Symbols，Pictures and Survey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0）.
[26] Blakemore and Harley，Concepts，22（note 17）.
[27] Blakemore，“Way-finding”（note 16）.
[28] Catherine Delano Smith，“The Emergence of ‘Maps’ in European Rock Art：A Prehistoric Preoccupation with Place，” Imago Mundi 34（1982）：9-25.
[29] 参见后文第四章，“旧世界史前时期的地图学：欧洲、中东和北非”，pp.54-101。
[30] 关于当前讨论的不同的文字体系、它们的起源以及出现时间的信息，源自David Diringer，The Alphabet：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3d ed.rev.（London：Hutchinson，1968），还参考了Hans Jensen，Symbol and Script：An Account of Man's Efforts to Write，3d ed.rev.and enl.（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70）。关于中东地区早期文字不同形式之间的关系，归纳自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ed.Geoffrey Barraclough（Maplewood：Hammond，1979），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