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成史与言不尽异（代导言）
陈昊[1]
一 引言：为何要讨论差异？
2016年10月，在“差异与当下历史写作”会议的开幕致辞中，唐沃思（Donald Worster）先生向与会者提出了一个期待。他希望每位与会者在会议结束的时候，都能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举行一个关于差异性（difference）的会议，而不举行一个关于相似性（similarity）的会议呢？在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差异性和相似性的存在都是基于比较（comparison）的。比较并非现代人或者学术研究的专利。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时，曾通过广泛比较的方法，把“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归纳为巫术的“相似律”[2]。宗教史家乔纳森·史密斯（Jonathan Z.Smith）在论文《在比较中栖居的巫术》（“In Comparison A Magic Dwells”）中，用一种近乎刻薄的方式批评了弗雷泽的方法在当代宗教史中的残留。他声称，在当时的学术实践中，比较还是主要被视为对相似性的追忆。解释比较的主要模式还是接融（contiguity），而差异被遗忘了[3]。
在其刻薄的背后，这篇文章却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乔纳森·史密斯最后引述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对同一性的论述：“而我又该怎样把一个东西所显示的应用到两个东西上面呢？”[4]乔纳森·史密斯的引述，也许有点错置，同一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不同吗？但是在维特根斯坦这里，不同并非是差异的全部。相似，也是不能勘同的（without identical）。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差异和相似哪个更重要的时候，实际已经将论述的基础放在了不同之上。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果回到学科实践中，它变得更为复杂？正如乔纳森·史密斯在他的文章开始之处讨论“宗教史”本身的模糊之处一样[5]，当我们在写作不同宗教的历史时，我们是在写作“宗教史”吗？如果是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在写作“同一个”对象的历史吗？我们只是在写作同一个对象的不同面向？如果它们不是“同一”的，那么宗教史作为一个学科和写作实践成立的基础在哪里呢？是否意味着任何一种历史研究和写作都是比较的？这个问题在质问着历史写作的基础，却也给了比较栖居之所：历史学写作对象，不论是同一的，还是不同的，都是在比较之中诞生的。
之后，王明珂先生的主题演讲中，“差异”扮演了更为复杂的角色。他在演讲一开头提出了另一个关于差异的问题：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如何通过解读不同的“史料”，来认识过去曾发生、存在的“事实”？对大部分的历史学家而言，“史料”的文本差异和类型差异，是遭遇差异的最初体验。在王明珂这里，它可以是文本与口述的差异，可以是不同文本之间的记载差异，也可以是不同人所提供的口述的差异。
王明珂的分析不止于此，他进一步追问，要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在他看来，社会现实包含社会结构，但是在文本和口述中呈现的历史叙事，并非此结构的直接反映或再现，而是在社会情景下，个人行为或者文本符号依从或违逆社会结构的过程。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文本和口述之中理解社会结构，同时观察个人行为或者文本符号依从或违逆社会结构的过程。
在这里，差异成为王明珂的工具，首先，他使用多点田野的方式，本身就构成一种基本的差异。其次，他在田野调查中，一方面记录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的“情境”，另一方面，记录与此“情境”相关的口述历史记忆（包括不同世代人群的口述记忆），它们是与“情境”对应的“文本”，这是情境与文本之间的差异。再次，他移动于各个村寨之间，一方面了解它们间的“情境”差异（如汉化或藏化程度差异，如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下差异），一方面与所得“文本”差异相对照，以探索其意义，以及二者（文本与情境）对应变化之逻辑。另一方面，将一地的情境与文本与另一地的情境与文本作比较，如此体认情境与文本皆有其变（差异）与不变（结构）。
在王明珂的讨论中，差异被赋予了更为多重的意义，最先值得注意的是，差异的反义词不再是，或者不仅是，同一或相似，而是结构。结构在人类学分析中的使用，源自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对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的接受。索绪尔的理论，被赋予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名称，但他有一段重要的论述是关于差异的：“在语言中，只有差异。更重要的是，差异一般意味着，在差异建立时有正面的条件，但在差异中，只有没有正面条件的差异。”[6]因此，语言被他理解为一种差异的系统。而随着结构被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所接受时，差异和结构之间的对立却起了变化，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Sewell Jr.）强调在不同社会科学的学科中，结构与不同的词汇对应，也许是人类行动，也许是文化[7]。在奥马尔·利扎多（Omar Lizardo）看来，这种意涵的变化，是因为社会理论中的结构，不仅继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也继承了社会学中“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的意涵[8]。在这样的分析中，差异成为结构的反义词时，就包含了个人的行动、文化等种种意涵。不过，亦有论者指出，在结构概念成立之后，差异又被遗忘了。马克·库里（Mark Currie）指出，差异与结构一起被人类学分析接受时，它也被抹去了（an eradication of difference）。因为结构分析并非考虑物本身，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关系的分析产生了跨越文化差异的结构相同（structural homologies）。很多结构主义者的分析假设是，结构是被分析对象的客观属性，而差异的系统使得意义成为可能。而结构主义的批评者则认为，这种跨文化的结构相同不应被视为既定的，它们是结构主义分析产生的相似性和对等性（similarities and equivalences）[9]。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理解，王明珂对差异和结构的使用，并非将结构视为固定的，而是在追问一个实践的问题，即如何在移动的田野之中理解差异生成的过程、结构以及两者的互动。但是，在王明珂的文章中，结构并非差异唯一的反义词。
从唐沃思的问题，到王明珂的回答，本身就揭示了差异及其对应的反义词的演变。这样的变化是学术史演进的结果，而其中的意涵变化也有各种纠缠，如王明珂的论述所呈现的，这些纠缠会在历史写作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浮现。追问差异，也是在追问，在历史写作中，它的反义词是什么，与它相关的意义纠缠如何浮现？而王明珂的回答还揭示了，由学术史层累造成的差异语义变化，渗入了历史学家日常实践之中，从遭遇“史料”，到寻找解释，甚至到研究成果与读者的相遇，每一步都与差异密切相关。
二 与差异的相遇
但是，举行一个关于差异的会议却有更具体的语境，它是“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系列会议第二场，在2015年的“‘空间’还有多少空间？——重访多维度历史”的会议之后，差异作为主题的浮现似乎成为了必然。正如高波和胡恒在他们主编的《“空间”还有多少空间？》一书的导言中所说，现代学科的分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学术领域“可望而不可即，甚至不可望亦不可即”，但是“日常从研究领域差异巨大的同事与朋友处受到的启发，有时是如此意外而令人惊叹”[10]。因此，与“‘空间’还有多少空间”一样，我们将差异作为主题，请研究领域有所差异的同事们各自破题，这样的破题可以来自于日常的研究经验，也可以是对差异意义的探索和反思，从而尝试在差异中找到理解差异的可能，最初征稿的讨论组如下：
边缘与中心：近代中国文化的重构（召集人：高波）
文化是个有着内在张力的复合体，涵盖从精英教养到庶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有多种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在重叠交错。自晚清以来，中国遭遇西方的强烈冲击，政治与文明秩序受到极大震撼，自身文化亦随之崩解并重构。这一空前的历史局面，使得中西之间以及原有文化体内边缘与中心关系发生巨大变动，造成观念、阶层、社会心态与生活方式多种形式的错位、歧异与互渗。历史过程多歧，各人群的生命史也呈现出多样的意义脉络。基于此，本组特以“边缘与中心”设题，关注近代中国文化的嬗变与重构，考察它与各种历史力量的互动，希望通过过程化与境遇化的研究，将上层与下层、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分重新动态化与问题化，探寻可能的历史脉络。
界（召集人：胡恒）
当“空间”被分割为不同的单元时，就产生了“界”。“界”的出现意味着“同”的打破和“异”的出现，也意味着“空间”被重构，“空间—界—差异”构成连续变化的统一体。“界”一旦形成，就要面对来自捍卫者和挑战者的拉锯，他们或力图维持，或挑战，乃至改变“界”的存在。本讨论组关注捍卫者和挑战者的身份为何、采用的手段和策略，也关注“界”的形成所带来的“差异”，更关注“差异”背后依然存在的“流动”，正是这种“流动”蕴藏着“同”再次形成的可能。
类型之外：差异的考古学解读（召集人：刘未）
对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之间差异的观察是考古学者的基本任务，由此归纳得出的遗存“类型”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解释工具。这里所谓“类型”，并非以物质形态为主要出发点的狭义类型学，而是借助考古材料之间各项要素综合比较，进而将类型差异形成原因与等级、身份、族群、宗教、文化系统、技术传统等因素相联系，使“类型”成为接通考古现象与历史背景中间链条的广义类型学。那么，当前的考古研究，面对差异，除了“类型”这一手段之外，还可以有哪些新的解释路径？我们希望重读差异，反思方法，使得物质文化史与学术史的讨论得以交汇。
他我之间：环境、身体与食物的历史（召集人：侯深）
环境史家唐沃思曾言：一切人类的历史始于人类的肚子。食物始终是连接人类身体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媒介。获取食物是人类本初对自然的基本要求，亦是构成冲突战争、调试文化形态、转变自然环境的动因。采集狩猎者的食物直接取自自然，故而食物、环境与人类的身体是同质的存在。伴随本地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纠结之后的变迁，异质的生产方式、物种、合成物质纷纷进入原有的环境，打破现存的动态平衡。新的食物成为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合力生成的产物，人类的身体与其力图适应与改变的环境亦随之发生变化。
信仰、性别与空间：比较宗教史的视野（召集人：张梅雅）
本组的讨论，希望通过比较性的视野，展示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宗教信仰面对相似境遇所呈现的差异性，以及这样的差异性所塑造的不同宗教的“性格”。具体而言，本组的讨论，一方面以女性的修道院、寺庙等“信仰空间”为平台，思考在“限定”的空间内，如何处理来自空间之外的问题与压力；而其中的性别因素，强化了信仰空间的内、外分野，也使研究者得以体察信仰空间中性别因素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则讨论不同宗教对女性神灵的信仰，以及这些信仰如何超越宗教派别的边界，并追问性别因素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政治空间的内外张力与性别因素（召集人：古丽巍、杜宣莹）
不同的政治空间，政治权力的主体有别。在权力主体所控制的空间内，空间保护其“合法性”；而跨越存在差异的政治空间之间的界限，就意味着对既有“合法性”的突破。那么，也就需要对这种突破赋予别样意涵，塑造新的“合法性”。空间内外因差异而充满张力，性别因素往往凸显了张力的作用。本组延续在“‘空间’还有多少空间——重访多维度历史”会议中对政治空间的讨论，关注中古及近世早期不同历史环境中，尤其是女主当政时期，内廷与外廷政治空间中统治权力的“渗透”“挪移”；同时，进一步扩大所观察的政治权力空间和场域，关注从中央到地方，身居九重的君主如何贯彻其政治理念，有效地控驭帝国边疆地区的局势。本组讨论注重比较不同政治空间中权力的范围和效应；比较不同性别的君主其权力空间及其运作的异同，体察性别因素在政治中的作用和意义。希望通过比较的路径，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呈现历史的丰富性及复杂性。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与差异（召集人：胡祥雨）
形式多样的差异始终贯穿于法律历史之中。不仅不同时期的法律存在诸多差异，同一时期的法律内部针对不同对象也各有差异。比如，中国古代历朝法律注重身份差异，不同的人进行相同的行为，会有不一样的定罪和刑罚标准。探究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身份差异，是了解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虽然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身份差异具有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有时法律中的细微变化，却体现着身份差异或是社会其他方面的巨大变迁。我们期待论述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与差异的各种创见。
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疯狂”与精神疾病（召集人：陈昊）
在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眼中，疯狂的世界与历史的世界泾渭分明，时间、秩序，所有在历史世界中意义斐然的要素，在疯狂的世界里都被扭曲，乃至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知识论基础。但却能够不妨碍两个世界的探索者，尝试进入另一个世界回观自身的努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试图从达芬奇的童年世界里找到精神分析的基础，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则从疯狂的历史中反诘理性所宣称的自我历史。米歇尔·德·塞尔托在反思两者的路径之后，告诉我们，已陷入困境的科学历史学，需要从精神分析和疯狂史中，重新找到自己。本讨论组试图探索，在中国历史和社会中，“疯”“狂”“癫”如何转变为种种精神疾病的范畴，并将“病人”污名化的过程。更尝试追问，遭遇“疯狂”，对中国的历史写作，意味着什么。
族群认同与述史差异（召集人：姜萌）
以构建族群认同为目的的历史书写，本已存在在不同地域的史学传统中。当东西洋贯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成为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主体之后，利用历史书写构建族群认同的努力，更是不断加强，甚至成为一种带有国家意志的统治策略和手段。随着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不断深入，史学研究中对现代史学的批判也不断加强，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逐渐浮出，并成为被检讨的对象。本讨论组聚焦于族群认同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期待以古今中外的不同案例，从多个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
但是，征稿所遭遇的回应，有时在意料之内，有时却超越了原有的设想。在会议召开时的第一个讨论组就是如此，我们将这个讨论组拟题为“独一无二的经验？全球/地方视野下的东亚史”，有三位研究者发表她/他们的论文：叶莲娜·格莱蒂奇（Jelena Gledić）的《不可名状的东亚：区域和全球视野下的文化认同》（“Elusive East Asia：Region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Identity”）；康智谋（Mujeeb Khan）的《常态、亚洲和过去：当下主义和医学史写作》（“Normal，Asia，and the Past：Presentism and the Writing of Medical History”）；高爱宁（Annika A.Culver）的《文学作品用于历史解释：以伪满洲国为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Via Literature：A Case for Manchukuo，1932-1945”）。
三位研究者来自不同的背景：语文学、医学史和文学，却都在关注，东亚当下的身份认同如何在历史中浮现？问题的差异在于，或更多关注历史叙述在身份认同形成中扮演的角色，或关注身份认同如何塑造了当下的历史写作。
三 比较、解释和分流
于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原有的破题与参会的学者以一种有“差异”的方式相遇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边缘与中心：近代中国文化的重构”的讨论组和来自鲁汶大学的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的圆桌讨论发言都提及了中心和边缘的问题，但是却又显示出差异。魏希德在圆桌讨论中重新提及了比较史传统，并将核心放在了“分流”（divergence）上。分流，意味着从同一个中心衍生出的不同线条，当将它及其反义词convergence放在历史之中，也将同一和差异放入了以线性为基础的历史过程中。同时，也分出了中心和边缘。由此，魏希德将圆桌讨论带回之前的比较史传统，而在其中扮演中介的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论述。
这样的传统可以回溯到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那篇关于比较史学的经典论文。他强调比较是在不同社会背景中发现具有某种相似性的现象，描述它们的演进，比定相似性和差异，尽可能地加以解释。因此，社会环境的差异和观察到现象的相似，是比较的两个必要条件。不过，他强调所谓社会环境中的差异概念，既是确切的也是可变的。然后他将比较分为两个类型，前一种比较所选择的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差异，比较所观察到的相似性不能用共同的影响或者共同的起源来解释。后一种比较则是地域相近或者同时代的社会。因为距离的接近和共时性，它们的发展可能受到了共同的影响，至少有部分共同的原因[11]。而比较成为在各种可能的原因中确定唯一真正的原因的工具。
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将布洛赫论述的思想渊源追溯到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因为涂尔干曾区分两种比较的方式，一种是比较结构基本相同的社会，一种是比较结构基本不同的社会[12]。但是在更早的学术传统中就已经有其渊源，即18、19世纪的比较历史语言学。布洛赫在其文中多次提及比较语言学，并用它来界定比较史的意义：如果比较历史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不同语言的起源，那么比较史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不同社会的起源。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比较在之前的时代不存在，更重要的是，比较在不同的时代有何差异？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就曾提出一个问题，即，现代的比较与之前时代有何不同？然后他自己给出了一个解答：现代的比较是一种关于变/异（variation）的艺术，它可以置于不同尺度的时空之中，这会导致关于它们是不是同一个事情的争论，而这种比较可能产生相似性，也可能产生差异[13]。玛格丽特·霍根（Margaret Hodgen）曾认为16、17世纪的学者认为相似性具有“纪录的特性”（documentary properties），通过比较得出的相似性可以建立人群和文化传递的谱系[14]。而在布洛赫这里，谱系被对原因的追问取代了。而比较产生的相似和差异，都是确定原因的要素。小威廉·休厄尔由此解释布洛赫的论述，指出比较的方法对于解释（explanation）的问题是关键性的工具，而在布洛赫那里，有一个一以贯之但未曾明言的要点，就是比较对于测试假说（hypothesis）的意义[15]。
布洛赫的论述在三十多年之后的大西洋彼岸得到了回响，弗里茨·雷德利奇（Fritz Redlich）在1958年发表了《比较历史学初探——背景与问题》（“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Background and Problems”）。他指出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从19世纪继承而来的问题是：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和何时发生的（when）？而当下最主要的问题则是为什么（why）？而他引用罗伊·麦克里迪斯（Roy C.Macridis）基于政府比较研究（comparative government）的论述，强调在一致（uniformities）的背景下对变量（variables）的比较可以发现造成变数（variations）的原因要素（causal factors）。但是他希望比较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可以展示出专题式研究无法展示的互动。而这样的事实（fact）只有在更为广泛的语境下，在与其他事实的关系中才能被揭示，而比较可以展示语境和关系[16]。在这里，比较中观察到的差异被重新赋予了关键性的意义，即，它可以是因果解释的关键，而也可以展示语境和关系。戴维·路易斯（David Lewis）关于差异和因果联系的解释可以清楚地说明布洛赫和弗里茨·雷德利奇理解的底色。他追随休谟（David Hume）关于因果关系的界定，即，因果联系被定义为，一物随着另一物，在所有类似（similar）于第一物的物，都随着类似于是第二物的物。或者换句话说，如果第一物没有出现，第二物不会存在[17]。但是他却将重点从类似转向了差异，即，原因是造成差异的原因，所谓差异造成的不同，就是没有它就不会发生[18]。
如果回到彭慕兰的论述，他在追问：欧洲中心论使得“为什么”的问题陷于中心和边缘的区别中：“为什么是欧洲”的问题将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再问“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19]。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他重访了查尔斯·蒂利的论述，采用蒂利所谓“涵括式比较”（encompassing comparison）的方式。蒂利曾将比较分为四类：个别化比较（individualizing comparison）、普遍化比较（universalizing comparison）、寻找变/异的比较（variation finding comparison）和涵括式比较，他声称这样的划分并非按照严格的比较的内在逻辑，而是基于观察和理论的关系[20]。蒂利的分类不是孤例，在那个比较的时代，被比较的不仅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历史，也是比较本身。在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玛格丽特·萨摩斯（Margaret Somers）曾对这个时代的宏大比较论述做了比较、分类的研究，他们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种既定的带有精细勾勒的假说或者理论，可以一次次的展示它的解释力，他们将其称为平行比较的历史（Parallel comparative history）而代表的著作是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和杰弗瑞·佩奇（Jeffery M.Paige）的《农业革命》（Agrarian Revolution）；另一类则用比较带出每个特定例证的独特性，每个单独例证的对比都被勾勒出来，称为“对比导向的比较的历史”（Contrast-oriented comparative history），代表的著作是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伊斯兰观察》（Islam Observed）、James Lang的《征服与商业》（Conquest and Commerce）、莱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国家建构与公民权》（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和《国王或人民》（Kings or People）；第三类是用比较来探寻宏大结构和过程的原因，代表的著作包括小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和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弗朗西斯·莫尔德（France Moulder）的《日本、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Japan，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最后还提到将不同的逻辑合并起来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Lineages of Absolutist State）和查尔斯·蒂利等（Charles Tilly，Louise Tilly，Richard Tilly）的《百年叛乱：1830—1930》（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等。
斯考切波和萨摩斯的分析不仅如此，他们又在这三种模式中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比较。维度A所展示的平行的比较史和对比导向的比较史的共同点是基本的一般性的想法，在平行比较史里是理论，在对比导向的比较史里是主题和问题；而维度B展示的是平行比较史和宏大分析的比较史的共同点是发展出一套解释，不管解释是因果关系的概括，还是演绎出的详细阐释的理论；而维度C则展示出对比导向和宏大分析的比较史，对历史个案的比较是内在于它们的论述中。在这样的分析中，依然将个案和理论/主题/解释对立起来，个案被假设为充满变化和差异的；在进行比较的时候，本身需要建立解释的模式，如果按照弗里茨·雷德利奇的看法，在建立解释模式的时候，差异显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种角色体现在以个案的差异验证提出的假说时。
彭慕兰显然不是简单地回到了蒂利时代，追随蒂利的概念工具，他声称自己比较的不是两个独立的对象，而是一个较大整体中的两个组成部分[21]。或者说，他的问题不再是比较中的个案和理论的对立，而是如何看待比较的对象本身。在这里，布洛赫的传统再次浮现，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比较，只是它们被放在一个“全球”的整体之中。在魏希德对艾森斯塔德著作的重访中，她将其论述与分流的问题联系起来。在她看来，彭慕兰并未清晰地界定分流，在比较分析的意义上，分流与“差异”（differences）的区别，在于它的尺度（scale），并有后续效应[22]。而她担心分流理论的兴起会回到欧洲中心主义和目的论的历史[23]。从彭慕兰到魏希德的讨论中，如何避免比较史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在这个意义上，彭慕兰和魏希德的讨论既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的重访，也是反思。差异和原因的关联带来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的再次大兴。而这次被认为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相遇有关，这样的叙述基于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区别的预设，即，历史学在记录个案、特性，社会学强调规律性、普遍性；历史学进行描述性的研究（descriptive）；而社会学则力求建立解释（explanatory）的研究[24]。而魏希德显然也对这样的划分提出了回应：“比较史学家应该转向结构转型的比较分析，而不是静态的，连接微观史学的证据与宏观层面后分析。”分流与差异不同，它将差异变成一种动态描述的工具。
四 文化、自然与他者
当我们在讨论文化的中心和边缘时，也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另一种知识/政治传统密切相关。在这个传统中，差异不仅是相似的反义词，更代表了不同种族、性别和次文化的政治，也是对于主导性的社会群体（一般被描述为资产阶级、男性，或者白种人）所施加的压迫性和社会同质性的批评和反对。这也意味着，差异代表二元对立中弱势和被压抑的一端，并试图独立出来：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差异）、男性/女性（差异）、白人/其他族裔（差异）等等。而它代表的种族、性别和次文化也获得独立的意义。历史学也随之变化，少数族群、女性和次文化群体的历史不断出现，乔伊斯·柯普尔比（Joyce Appleby）、林恩·亨特（Lynn Hunt）和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曾揭示这个时代历史学与时代的关联：“这种新型社会史研究受到重视，部分归因于这一批‘自下而上’的史学家自己的出身背景。这些人是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教育普及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期间出笼的历史学博士几乎是以前的四倍。由于他们之中有许多是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本身就把博士论文变成一场重建记忆运动的动机。另外有黑种人或女性，同样想让一向无发言机会的族群一吐为快。”[25]
一个与差异相关的术语也日益被重视，这就是other或者others，在中文中将其翻译为他者，有时无法彰显其单复数的意义差别。“他者”的浮现与文化人类学关系密切。随着人类学从弗雷泽那样“摇椅上的人类学”进一步转向西方以外地区的文化和习俗。而这些地方也逐渐不再被视为“原始”的或者是西方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历史环节，而被视为其他的（other）社会。约翰·皮特（John Beattie）将他讨论社会人类学的贡献的著作命名为《其他的文化》（Other Cultures），并在前言中就强调社会人类学对理解其他人群的文化（other people's cultures）有所助益。但是在这本书中，皮特却从未清晰地界定，什么是其他的文化或者其他人群的文化，“其他”是相较于谁而言？表面上看，其他是相较于自身而言，那么“其他”也会随着主体的变动而随之变动。他着力强调的是，在一个时间的意义上，没有一个社会比其他社会“原始”（primitive）[26]。自身和其他的区分，是为了说明，这些社会不是我们社会的原始形态，而是它们就是不同，而理解这种不同是重要的。当他将使用复数的文化时，也意味着主体之外的其他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乔纳斯·费边（Johannes Fabian）特别强调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中，the other并没有出现在索引中，直到1986年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和马库斯（George Marcus）所编辑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中，otherness才成为关键的概念[27]。但在此之前在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讨论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中，将副标题拟为“论他者的再现”（Essai sur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utre）[28]。他使用的是l'autre，autre通过阴性定冠词la而变成与l'un相对应的他者。他在书的前言中解释副标题时，他指出书的重点是考察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如何看待其他人群（les autre），即非希腊人（les non-Grecs），在希腊人的人种志（ethnologie）中是如何通过特定的节奏、着重和断裂来勾勒出他者性（l'altérité）的历史[29]。在这里，les autre，l'autre和l'altérité展开其意义，les autre（others）指向希腊人之外人群，他们也有差异；但是当与l'un（the one）的希腊人相对应的时候，就成了l'autre（the other），进而构成l'altérité（otherness）。在《写文化》中，otherness确实进入了索引之中。在书的导论之中，强调为人类学服务的民族志曾关注明确界定的其他（others），这些其他的被界定为原始的，或者部落的，或者非西方的，或者是文字之前的，或者是非历史性的。现在民族志在与它自身的关系中遭遇其他（others），当它将自身视为其他（other）。每个版本的an other，都是an self的建构，自我（selves）和其他（others）是一个持续的建构的过程[30]。在这里，difference所对应的词汇变成identical，进而对应sameness。于是，进入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争论，即sameness的意涵是否已经被identity所替代了。在字典里，identity被界定为“完全相同”（absolute sameness），和individuality or personality。于是我们再次回到了一开头的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即identity可以清楚地表示，两个分开的实体（entity）之间完全相同，但它也意味着决定personality的特质和一个单独个体的差异。在这样的语义之中产生了一种语言和文化的理论：即物、人、地方、群体、国家和文化的认同（identity）是由相同（sameness）和差异（difference）的逻辑构建的。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这种相同和差异的关系，第一，一个身份群体的相同通常是通过与其他群体的差异而建构的；第二，即使认同是依靠着群体之外的差异建立的，但是在群体内部依然有差异。看似自相矛盾的情况，却揭示着，当我们通过比较来认定物、人、地方、群体、国家和文化，其实也可能忽视其中的差异性。
人类学试图观察其他的文化，但是其研究和文本实践，也在将其建构为他者（the other）。问题变为了，我们可以观察历史中的他者吗？包括少数族群、女性和次文化群体。以女性史和性别史为例，如果写作女性的历史，是为了使“在历史中被遮蔽者”（Hidden from History）[31]变得在历史叙事中可见（visible）[32]。但是将曾被历史遮蔽的主体纳入之后，历史叙述的整体会如何变化？按照琼·斯科特（Joan Scott）的说法，它激起了对历史本身的性别化本质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对批判术语的探寻，概念性的转向以及理论，而这些理论成为女性主义写作的前提。但是，要理解女性，依然需要在性别关系中，即，社会性别（gender）。按照斯科特的界定，社会性别是关于性的差异（sexual difference）的知识和社会组织。它不是对男女之间确定和自然的生理差异的反映和实现，而是为身体差异建立意义的知识[33]。作为历史学家，她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归结于性差异的意义本身就是多变甚至冲突的，它们在政治过程中发展乃至竞争，而“女人”和“男人”这样的范畴是不稳定的且可延展的，这些范畴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述，即使这些方式不是一致性，也不是每次都一样。通过指出这些方面，社会性别也就被历史化了。社会性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历史的方式，思考差异的等级制（纳入和排除）建立的方式，以及将女性主义的政治理论化的方式。它表明一种普世的解释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因果分析还是宏大叙述。也就是说，对于他者的历史化，使得我们重新反思历史解释中对差异的使用，它不再是找寻因果分析的线索和基础。
身份认同及其政治带来了更为复杂的讨论，个体的身份不是由单一要素构成的，可能是由多样甚至冲突的要素建构，也就是说，认同（identity）不只指向一个方向和一种身份，而多元的身份之间亦可产生冲突和撕裂。梅丽尔·阿特曼（Meryl Altman）关于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特别演讲中，详细分析了当下对于波伏娃著作的争论，揭示了身份政治的复杂性，如何影响学术的论述，乃至重塑研究者的身份和表述。而这样的争论不仅在文化之中，也涉及文化和自然的两分。基于自然的差异，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文化与自然的差异，那么自然本身呢？它是否具有差异呢？自然显然是有差异的，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曾以为环境史应该探索社会和环境的差异，及其与权力的关系[34]。凯瑟琳·纳什（Catherine Nash）强调人和环境关系中的差异、合一（unity）和支配（domination）所构成的历史和哲学问题一直在地理学和环境史的中心。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社会和自然的差异被视为一种等级制的差异，构成一种双重的知识论。现在需要将其转化为一种非等级性的差异，在人类和人类之外的生命形式之前存在差异和连续性（continuity），同时，在自然和人类社会中存在差异。这里所谓的人类社会，是嵌合在自然之中的[35]。同时，自然不能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的个体，它是由差异极大的不同要素和能动者组成的，它们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余语
梅丽尔·阿特曼在文中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假使有人这样问波伏娃，‘差异是不可尽言的吗？’她会作何回应？”这其实是我们希望对每一位与会者以及本书的读者提出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之前，先想要问的是，差异对各位意味着什么？当遭遇思考所带来的停顿乃至沉默时，才会进一步追问：差异是不可尽言的吗？如果是，那么尝试言说乃至追问差异，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差异多样化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主题，差异在改变着我们的追问方式，更重要的是，差异与identity的连接，使得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梅丽尔·阿特曼接着说：“每个人都非常奇异地处于——同时处于——文化、时间、身体之中，无法简化且难以言喻的奇异之处在于每一个体都能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能努力超越由习俗与历史所限定的领域。无疑，‘今天我们说这些了’，或至少不会这样说。”每一个研究者也都同时处在差异之中，面对史料的差异，不同的读者，最后试图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学科历史中建立起来的差异的语义差异及种种问题，在当下的历史写作中构成种种选择的可能。
最后，梅丽尔·阿特曼说：“作为学者，我们为讨论观念‘来自何处’而耗费了大量精力。也许我们至少能在思想上加入波伏娃，重拾对观念能前往何方的兴趣。”感谢参与会议的研究者们愿意将她/他们的论文汇集成这样一本文集，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史学工作坊同仁们的努力，使我们一直在找寻前往何方的路上。而差异，在前路上可能尤其重要，因为，在当下，差异不仅是理解过去的路径，也成为重拾对未来希望与火光。
[1] 陈昊，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教授。
[2] James Frazer，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76.中译可参见汪培基等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3] Jonathan Z.Smith，“In Comparison A Magic Dwells”，Jonathan Z.Smith ed.，Imagining Religion：From Babylon to Jonestow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1.
[4] 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Blackwell，1953.中译据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15页。
[5] Jonathan Z.Smith，“In Comparison A Magic Dwells”，Jonathan Z.Smith ed.，Imagining Religion：From Babylon to Jonestow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35.
[6] 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Payot，ed.Tullio de Mauro，Paris：Payot，1976.英译见Roy Harris trans.，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London：Duckworth，1993，p.118.中译可参见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7] William H.Sewell Jr.，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中译可参见朱联璧、费滢译《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118页。
[8] Omar Lizardo，“Beyond the Antinomies of Structure：Levi-Strauss，Giddens，Bourdieu，and Sewell”，Theory and Society，39-6，2010，pp.651-688.
[9] Mark Currie，Difference，Routledge，2004，p.14.
[10] 高波、胡恒主编：《“空间”还有多少空间？——重访多维度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11] Marc Bloch，“Pour une histoire comparee des societies europeenes”，Revue de synthuese historique，46，1925，pp.15-50.英文翻译见“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Fredric C.Lane and Jelle C.Riemersma，eds.，Enterprise and Secular Change，Homewood，Ill.，1953，pp.494-521。
[12] Peter Burke，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中译请参见姚朋、周玉鹏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 Anthony Grafton，“Comparisons Compared：A Study in the Early Modern Roots of Cultural History”，Renaud Gagné，Simon Goldhill，Geoffrey E.R.Lloyd，eds.，Regimes of Comparatism：Frameworks of Comparison in History，Religion and Anthropology，Leiden：Brill，2019.
[14] Margaret T.Hodgen，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8，pp.295-353.
[15] William H.Sewell，Jr.，“Marc Bloch and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6，No.2（1967），pp.208-218.
[16] Fritz Redlich，“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Background and Problems”，Kyklos 11（1958）pp.381-387.
[17] David Hume，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32.
[18] D.Lewis，“Causation”，Journal of Philosophy70，1973，pp.556-557.
[19] [美]彭慕兰：《中文版序言》，[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经济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0] Charles Tilly，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4.
[21]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经济发展》，第8页。
[22] Hilde De Weerdt，“Shmuel N.Eisenstadt and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History of Pre-Eighteenth-Century Empires”，Asian Review of World Histories，4：1，2016，p.157.
[23] Hilde De Weerdt，“Shmuel N.Eisenstadt and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History of Pre-Eighteenth-Century Empires”，p.158.
[24] William H.Sewell，Jr.，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中译见朱联璧、费滢译《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25] Joyce Appleby，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W.W.Norton & Company，1995.中译可参见薛绚、刘北成译《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26] John Beattie，Other Cultures：Aims，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in Social Anthropology，Routledge，1966，pp.ⅵ，4.
[27]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28] François Hartog，Le Miroire d'Hérodote：Essai sur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utre，Paris，Gallimard，1980.
[29] François Hartog，Le Miroire d'Hérodote：Essai sur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utre，p.18.
[30]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pp.23-24.中译参见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2—53页。
[31] 这来自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的书题，Sheila Rowbotham，Hidden from History （New York：Pantheon，1974）。
[32] 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
[33] Joan Scott，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p.2，18.
[34] William Cronon，“Modes of Prophecy and Critique in Writings on Nature and Human Societ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994，pp.22-37.
[35] Catherine Nash，“Environmental History，Philosophy and Difference”，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6-1，2000，pp.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