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乡村建设与治理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一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乡村建设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日益走向衰败，“农村危机”下“救济农村”成为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对中国农村的理论讨论也蔚然成风。在吸收西方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并将这些理论方法运用到中国农村调查中，围绕到底是文化复兴还是走乡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问题，存在不同的争论，典型代表有：

一是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该派别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对农户进行分类。在看待中国乡村时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观点，认为农村诸问题的中心集中在土地的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农业生产手段上，“研究农村经济的人们就应当对于这农村生产力无从发展的情形，追求它的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的解答应该从农村生产关系中找寻。农村生产关系中耕地的占有和使用是最重要的，正好比工厂生产关系中机器的占有和使用是居于首要地位”[75]。

二是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该派别从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对农村进行全方面的建设，在内容上涉及乡村教育、医疗、农业技术、民风民俗、经济合作组织等。这些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乡村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尝试，也为中国农村的现代转型留下了可借鉴的模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起的诸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工作，梁漱溟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和卢作孚的北碚乡村建设实验是三个典型，也被称作“定县模式”“邹平模式”“北碚模式”。这些乡村建设提倡走文化复兴乡村的道路，指出要建设新礼俗、新秩序，以重建乡村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三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这一派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增加农民收入，走乡村工业化的振兴之路。费孝通认为在进行改造实践之前的认识调查工作十分必要，他使用并推行将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法。在中国乡村研究中，费孝通发现了乡土工业的重要性。他将对农民贫苦生活的关怀投射到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恢复乡土工业，不仅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也有助于实现乡村的现代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