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法式善生平若干问题考论

法式善，原名运昌，字开文，别号时帆、梧门、陶庐、小西崖居士。世居北京。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法式善成长的家庭环境，直接影响到了其热衷科举的心态；由科举步入仕途，先后仕于乾、嘉两朝，官场境遇却不尽相同；入仕后一直从事文学侍从之职，然“屡起屡踬，官不越四品”,[1] 在宦海风波冲击之下，其仕宦心态也游走于进与退之间，在仕与隐中矛盾纠结。

一 法式善族姓、世系问题考述

泛览相关文献，试图走进法式善的家族，感受其曾濡染的家学教育时，有关法式善的姓氏、世系[2]等问题的差异记载也随之浮出水面，有必要对其进行考述且予以澄清。

一是关于法式善姓氏的三种说法，即“蒙乌吉氏” “伍尧氏”“孟姓”。据今存文献记载，持“蒙乌吉氏”观点的有阮元《梧门先生年谱》称“先生蒙乌吉氏，蒙古正黄旗人”[3]；王昶《湖海诗传》有关于法式善“本名运昌，奉旨改今名。蒙乌吉氏”[4] 的小传；黄安涛《时帆先生小传》谓“先生原名运昌，字开文，一字时帆，又号梧门。蒙古乌尔吉氏”[5]；钱林《文献征存录》记“法式善，字开文，又字梧门，号时帆，为蒙古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6]；清人笔记《冷庐杂识》亦称法式善“蒙古乌尔吉氏”[7]。另外，正史亦持同样说法，《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载“法式善，字开文，蒙古乌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所以法式善之“乌尔吉氏”姓氏说普见于时人及后人有关法式善的年谱、传记、野史逸闻之中，且正史亦有同样的记载，其说影响之深之广可见一斑。

另有持“伍尧氏”的说法。主要是法式善同时代的文人赵怀玉与王芑孙，二人都是与法式善过从甚密的友人。赵怀玉于《御园织染局司库伍尧君家传》中称“君姓伍尧氏，讳广顺，字熙若，号秀峰，蒙古正黄旗人。世居察哈尔”[8]，又王芑孙《内务府司库广公墓志铭》记“公讳广顺，字熙若，号秀峰，蒙古正黄旗人。其氏曰‘伍尧’”[9]。其中所谓“广公”，即法式善的生父广顺。当其过世后，法式善“手事状，乞为别传”[10] 于赵怀玉，又“以公事行求为志墓之文”[11] 于王芑孙，所以，此二文，乃法式善将家父之生平载记及家族事迹提供给友人，请其为家父作传墓之文，据此推断，赵、王二人所据史料的可靠性是最高的，因此，法式善“伍尧氏”之说虽影响不甚大，然却最具说服力。同时，赵怀玉今存诗作中，经常出现“伍尧祭酒法式善”，如《西涯诗为伍尧祭酒法式善作》[12]《伍尧祭酒法式善移居三首》[13]《次韵酬伍尧庶子法式善见寄》[14]《挽同年伍尧庶子法式善》[15] 等诗篇，都是赵怀玉与法式善当时唱和之作，可见“伍尧”确系得到法式善认可的族姓。

此外，清代文献中关于法式善亦有持“孟姓”之说。一为翁方纲嘉庆二十二年（1817）为法式善序其《陶庐杂录》时所云：“梧门姓孟氏，内府包衣，蒙古世家，原名运昌。”[16] 又晚清叶衍兰等《清代学者象传合集》云：“法式善姓孟氏，字开文，一字梧门，号时帆，蒙古正黄旗人。”[17] 关于此姓氏，民国时杨钟羲曾力辩，谓法式善“高祖名孟成，内务府郎中。内务府俗例取一字为姓，故又称孟氏。苏斋序《陶庐杂录》，谓姓孟氏，非也”[18]。

因为上述文献语焉不详，遂导致今通行的较为权威的清代诗文集类工具书中关于法式善姓氏记载上的出入：或对法式善的姓氏避而不谈，如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载：“法式善本名运昌，字开文，一字梧门，号陶庐，蒙古正黄旗人。”[19]或持乌尔吉氏，如李灵年等《清人别集总目》载“（法式善）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梧门，乌尔济氏，蒙古正黄旗人”[20]；或称其为奉召氏伍尧，如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载法式善“原名运昌，诏改法式善，字开文，一字梧门，号时帆，又号陶庐，自署小西崖居士，氏乌蒙吉，又氏孟，奉诏氏伍尧，蒙古正黄旗人”[21]。工具书如此，也影响到清诗研究专家严迪昌先生关于法式善的记述，“（法式善）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陶庐。蒙古正黄旗人”[22]，未记述其族氏，因此有必要予以探究，以正视听。

客观而言，以上三种说法，除去“孟姓”早已有学者指出其不可信外，[23] 其余“蒙乌吉氏”与“伍尧氏”二说的影响一直还在。如何能够明确法式善的姓氏归属问题，可以从法式善50 岁时所作的《重修族谱序》中找到答案：

吾家先世虽繁衍，然莫详其世系。我曾祖修《族谱》时，惟记有元以来，历三十五世之语，而未载世居何地，相沿为蒙乌尔吉氏。法式善官学士时，高宗纯皇帝召对，询及家世，谕云：“蒙乌尔吉者，统姓耳。天聪时，有察哈尔蒙古来归，隶满洲都统内府正黄旗包衣，为伍尧氏，汝其裔乎。”盖蒙乌尔吉，远宗统姓，而伍尧则本支专姓也。今族中惟知蒙乌尔吉，而不知伍尧，赖圣谕煌煌，一正其讹。某敬识之不敢忘，即以传告族众，俾共闻焉。

序言中法式善明确了“蒙乌尔吉氏”与“伍尧氏”之间的关系，即“蒙乌尔吉氏”乃远宗统姓，非法式善家族本支姓氏，而“伍尧氏”则是自天聪时来归、隶内务府正黄旗包衣身份的那支蒙古人的专姓，即“伍尧”乃法式善家族的姓氏。又法式善的嗣孙来秀，中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进士，今检阅当年来秀中进士时的朱卷题名为“伍尧氏来秀”[24]，可知法式善后世子孙都以“伍尧氏”为本支姓氏。又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有“伍尧氏”，且明确“伍尧系，隶满洲旗，分之蒙古一姓，此一姓世居察哈尔地方”。[25]此说与《重修族谱序》相互印证，进一步证实确有“伍尧氏”一姓。以上，出自法式善本人提供的资料当是最具说服力的文献支撑，或是经由法式善亲眼看到的文字资料，如其好友赵怀玉、王芑孙所谓“伍尧氏”之说。另因“蒙乌尔吉氏”为统姓，所以一时间后人多以此概称法式善家族的姓氏，应该也不错，只是相较于“伍尧氏”有失严密确切。

因此，今存法式善族姓的三种说法之中，除去“孟姓”不成立外，其余“伍尧”姓最为准确，而“蒙乌尔吉氏”乃统姓，即包括“伍尧”姓氏一支，虽非专指，范围较广，但也不错。

二是关于法式善家族世系的演进，今存文献记载略有出入，笔者试图尽量占有文献，梳理出法式善家族世系演进的略表。

阮元《梧门先生年谱》称法式善“始祖讳福乐者，以军功从入关，隶内府正黄旗。六传而至先生”[26]，大致世系为：福乐→六格→平安→父亲和顺（本生父广顺）→法式善，仅能描述出五世次序；而赵怀玉《御园织染局司库伍尧君家传》叙法式善族系为“文皇帝时，有代通者从入关，隶内务府。曾祖梦成，官内管领。祖六格，官郎中。考平安，官员外郎。君为从祖父监生长安后，长安父，监生，乌达器管领之子也”[27]。世系为：代通→某→梦成→六格（乌达器）→平安（长安）→和顺（广顺）→法式善，描述出至少七世；而王芑孙《内务府司库广公墓志铭》云：“其先有代通者，以文皇帝时自察哈尔来归，后从入关，隶内务府，官参领。三传而至梦成，官内管领。梦成四子，长郎中六格，次某，次监生乌达器，次某。六格有子五人，长员外郎平安，乌达器有子一人，监生长安。长安无子，而员外有五子，长曰和顺，次即公，公平安之子，而出后长安者也。公生四子，长法式善。”[28] 世系为：代通→某→某→梦成→六格→平安（长安）→和顺（广顺）→法式善，八代而至法式善。以上赵、王二人撰文的资料均来源于法式善，所以有关其家族世系的资料应该是足资考证的。又法式善于《重修族谱序》中称“伏念自始祖从龙入关，至法式善八世矣” “爰自始祖讫儿子桂馨，凡九世”。[29] 又据法式善的嗣孙来秀[30]于道光三十年（1850）的进士朱卷记载伍尧氏来秀的家世称：五世祖六格，高祖平安，曾祖和顺，祖法式善，父桂馨。因此，综合以上，法式善家族自始祖从龙入关以来，直至其孙来秀共十世，其中自始祖之下，梦成祖之前两世名讳不详外，大体代序较为清晰，即代通→某→某→梦成→六格→平安→和顺→法式善→桂馨→来秀。可见，《梧门先生年谱》自始祖至法式善凡六世之说有失准确。

以上世系中，除了始祖有“福乐”与“代通”之分歧外，几无疑问。因此，综合阮元《梧门先生年谱》、赵怀玉《御园织染局司库伍尧君家传》、王芑孙《内务府司库广公墓志铭》、法式善的《重修族谱序》、来秀的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朱卷相关文献资料，力求缕述法式善的家世脉络，为便于观览，列简表如下，见图1-1。

综上可知，法式善的家族由始祖自清初入关以来，传至法式善共八世，家族枝叶不甚繁盛。相较于那些有着悠久家族史的士人来说，法式善的家族历史并不辉煌，所以法式善不可能躺在祖辈的功劳簿上成就自己的前程，只能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投身科举，跻身于乾嘉文坛，谋得一席之地。而这也是法式善家族几代人的追求与希望。（见图1-1）

当代学者孙之梅先生曾言：“一个人的性情习惯、思维方式、道德准则以至于生活小节，都与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早期教育有关。”[31] 法式善的成长经历深深地烙印着家族的影响。法式善之所以走上科举之路，与其家族由尚武转为尚文的精神及其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伍尧氏家族自始祖从龙入关后，主要以武力发家，进身亦多为军职，且职位均不高。直至高祖梦成始习翰墨，自此，伍尧氏家族不再借军功进身仕途，转而向科举谋取功名。法式善《重修族谱序》：

伏念自始祖从龙入关，至法式善八世矣。世无显官，其进身又多由军职。迨余高祖官内务府郎中，始习翰墨，亟亟以修《家谱》为急务。而余曾祖管领公、祖员外公皆喜读书，勤于职事。余父始以乡科起家。余祖尝诫法式善曰：“汝聪明，当读圣贤书，勿以他途进，异日成就，《家谱》当续为之。”余祖弃余三十年矣，余父母弃余亦廿余年矣。余今年五十，儿子仅十龄，族姓又复寥落，不亟为葺补，其何以慰先人而示后昆乎。[32]

序文表明伍尧氏家族对于科举的重视，以至于寄希望法式善能饱读圣贤书，凭借科举博取功名，以此荣耀家族，延续《家谱》。而事实上，法式善终不负家族众望，实现了家族几辈人的夙愿，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得中进士，祖辈亦得获殊荣，阮元《梧门先生年谱》：

曾祖讳六格，官内管领，诰授中宪大夫；曾祖母赵氏诰封恭人。祖讳平安，贡生，内务府员外郎，诰授中宪大夫；祖母张氏，诰封恭人。父讳和顺，圆明园银库库掌，母韩氏。本生父讳广顺，乾隆庚辰科顺天乡试中式，本生母赵氏。三代皆以先生诰赠通议大夫、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加五级。妣皆赠淑人。[33]

法式善以自己的努力终于圆了家族几代人的科举入仕之梦，舍武从文而光耀门楣。

在促成法式善荣登科举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家族的熏陶与母亲的谆谆教诲。在法式善之前，族祖就曾为族人延请塾师，希望族人能以科举仕进。京师人陆镇堂就曾两度在法式善家做塾师，也就是法式善启蒙师长。法式善曾于《陆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予以揭示：

乾隆十八年正月，法式善生于西华门养蜂坊。吾师镇堂陆先生方馆余家，授两叔祖及诸叔父业。先生年才逾弱冠耳，先大父尊之若老宿，且命司库府君以文字相切劘。府君少先生二岁，因兄事焉。先大父罢官，迁居海淀，道远，先生辞去。岁庚辰，先生与司库府君同举京兆试。又二年，先大父以法式善入家塾，复延先生督课诵，叔祖及诸叔父仍从学。[34]

序中，法式善既交代了陆镇堂与其家族几代人的师友之谊，又借此传达了法式善族祖对待族人学业的重视，对族中子弟参加科举，进而借科举进身的殷切希望。

然好景不长，法式善9岁时，父亲过世，家道中落，不得不辞退塾师，由母亲韩氏亲自课读。可以说法式善得以荣登科第离不开其自身的努力，还与家庭的熏陶与教育有关，其母韩氏的培养教育就是助力法式善科举扬名的重要因素。法式善在《先妣韩太淑人行状》中追述了韩氏的门第教养：

太淑人氏韩，父讳锦，字静存，号野云。其先沈阳人。四世祖某在国初以武功著，隶内府正黄旗汉军。静存公究心闽洛之学，少为东轩高文定公所赏，妻以女。太淑人，高出也。生有夙慧，五岁喜读宋五子书，十三通经史，喜览古今忠臣烈女事。年十九，归先大夫。事舅姑备得欢心，又能练习家政。时方萃族居，太夫人经理半年，内外秩然。[35]

又嘉庆十一年（1806）在《过带绿草堂旧居有感》中，回忆往昔母亲抚养、教育自己的艰辛经历：

忆我五岁时，读书居草堂。草堂仅三楹，花竹高出墙。后有五亩园，夹道皆垂杨。我幼苦尫弱，晨夕需药汤。我母善鞠我，鞠我我病良。楚骚与陶诗，上口每易忘。老母涕泗横，书卷摊我旁。一灯夜荧荧，落叶钟声长。至今老梧桐，犹剩秋阴凉。转眼五十年，儿今毛鬓苍。徘徊那忍去，几度窥斜阳。故巢燕自飞，残墨污空廊。[36]

法式善得以遂意科举，荣登仕宦，“以母而兼父师”的母亲功不可没。所以在法式善看来，如若其“德业不进”，将深感愧对母亲的教诲。

自法式善家族崇尚举业始，经几代人的锐意努力，相继有举人、进士登第，成就了家族有清一代蒙古族科举世家的荣誉。[37] 据法式善的嗣孙来秀的朱卷所列，法式善的家族中，从始祖以武从龙入关到高祖梦成转而习文，直至来秀的十代人中，相继出现了4 位举人，3位进士。即第六代的保安，雍正七年（1729）举人；第七代的广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第八代的伊常阿，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第九代的桂芬，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又第八代法式善，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第九代桂馨，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第十代来秀，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38]

同时，法式善家族不单享有清朝蒙古族科举世家的美誉，亦有文学世家之声誉。[39] 如法式善父亲秀峰诗作今存《夜步》 《即目》《赠僧》《晚坐》各一首，《秋景玉泉山即事》二首，共六首，收录于《熙朝雅颂集》中。如其《秋景玉泉山即事》二首云：

山气着人凉，虫声入夜苦。月明灯渐昏，松花落如雨。

惊起鹭鸶飞，且踏秋烟往。不见打鱼人，但闻荷叶响。

诗中描述了诗人因为任职于玉泉山，遂摄录下秋日玉泉山中的风景，在诗人的笔下，玉泉山中的夜晚万籁俱寂，秋虫的嘶鸣声声入耳，秋月皎洁高悬，秋雨稀疏落下打落一地松花；而玉泉山的秋水之滨，在雨雾迷离如烟如云的水面上鹭鸶突然被惊起而纷飞跃动，水雾迷蒙不见渔翁的身影，但闻荷花荡中不时传出荷叶枝叶摩挲的响声。短短40字，诗人就将秋日玉泉山中的视觉景观：秋月、秋水、灯影、松花、荷叶、鹭鸶尽数摄影笔端，更有听觉享受：秋虫的鸣叫、渔人的桨声声声入耳，置身其中，读者仿佛置身于“明月山中照”“秋声入耳中”的“桨声灯影里的玉泉山水”中，秋雨过后，不觉“一层秋雨一层凉”。全诗质朴自然，不事雕琢，营造出一片清新舒朗的自然情境。见此诗，如见其人“生平泊于荣利”[40]，且法式善《本生府君逸事状》中谓“公自司织染局，遂移家玉泉山下。官闲事简，地当山水之胜，尝驾一小舟，从二老隶徜徉湖曲。遇寺观幽僻处辄憩息”[41]，法式善友人王芑孙的墓志铭中亦载：“公讳广顺，字熙若，号秀峰，蒙古正黄旗人。……晚司织染局，其地在玉泉山，有烟霞、泉石、竹树之观，昼则散步陂陀，夜则篝灯诵《易》，声琅琅然，自谓于《易》有得。”[42] 可见一斑。

其母韩氏端静闲人亦知书能文，“端静闲人者，先太夫人晚年自署也”。[43] 平生诗作虽多然存者少，“太夫人通经史，工韵语，顾有所作，秘不示人，投稿古罂中，值朔望辄引火焚化，……逮太夫人逝，竞弗获留只字”[44]。逮母亲过世后，法式善凭夙昔习诵记忆，整理汇编一集为《带绿草堂遗诗》,“兹仅就善夙所诵习者，镂版以存，俾我世世子孙焚香盥读”。[45] 《带绿草堂遗诗》，该集收录七言《雁字三十首次韵》，七绝《咏盆中松树》一首；另据法式善《带绿草堂遗诗序》载录，尚存近体五言诗句十一句，如：“‘家贫秋觉早，树缺月宜多’‘焚香忘拜佛，看画胜游山’‘读书合深夜，吃药及中年’‘灯昏书味永，雪冷粥香迟’‘病树无蝉响，空塘有鹭飞’‘雪萦鸦栖树，风高犬吠门’‘枣红高树日，竹绿破篱霜’‘芰荷香抱屋，杨柳绿随溪’‘池风吹草湿，春月入帘虚’‘桃花红抱郭，松叶绿围山’‘秋在蒹葭外，诗成风雨时’。”[46] 同时，该诗集有时人翁方纲与王昶的序，法式善的跋文与序文各一则。

如翁方纲《带绿草堂遗诗序》云：“时帆祭酒手状其母韩太淑人节行，复就所记忆太淑人遗诗三十余章，锓诸木曰《带绿草堂遗诗》。带绿草堂者，太淑人教子处。时帆所绘《雪窗课读图》卷，即其地也。时帆由庶常跻学士，掌成均，自中秘之书、馆垣之课、艺林之训，故罔弗该记而所最口熟不忘者，尤在此三十余章，是则雨声灯影所不能传，而教孝作忠之职志也。吾尝谓周成均法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必有真切。情文入深处，非仅陈事喻物而已。而内则记鸡鸣盥漱及学乐诵诗之节，必本于降德众兆之教。则今日时帆为诸生研经讲艺，可谓知所本矣。诵斯集者，幸勿以寻常闺阁文藻例之乎。”[47] 又王昶嘉庆三年（1798）重阳日作有《带绿草堂遗诗序》，曰：“刘子政撰《列女传》,‘母仪’而下分为六类，以‘辩通’终之。盖‘辩通者’，以文辞言也。阃德不同，兼美者鲜，子政是以分录焉。今观韩太夫人则异是，太夫人少聪颖，能通经史；长而孝于舅姑，和于宗族，又教时帆祭酒读书、取科第，以成大名，今官国子祭酒，为学士大人所宗，是于‘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五者备矣；加之以文辞，于子政所称，洵乎兼美也。太夫人退然、谦然，辄毁其稿，雅不欲以诗自见。祭酒仅录其所记忆，而诗句之工，有名家所不能逮者，由其剩句思其全什，因其全什思其生平所作，当与礼宗女士并著于艺林。且祭酒方掌成均，成均天下学校之首，国学之士传之，则天下之士从而传之，太夫人之阃德愈远愈彰，他时有刘子政，取而首冠于《列女》也，必矣。”[48]

以上序言，一者揭示了该诗集命名之由来，即“带绿草堂者，太淑人教子处”，此系端静闲人往昔课读法式善的居处之名，也是法式善倩人所绘《雪窗课读图》之所在；再者颂扬端静闲人之为人，当兼具“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六者备矣，假使编入《列女传》，必当“首冠于《列女》也”；其三者，指出端静闲人博通经史，课子教子之勤谨，“少聪颖，能通经史；长而孝于舅姑，和于宗族，又教时帆祭酒读书、取科第，以成大名，今官国子祭酒”。综上所述，法式善的成长的家学素养略见一斑。

濡染其中，法式善的一生亦著述宏富，有诗作三千余首，文二百余篇，又《梧门诗话》十六卷，《八旗诗话》一卷，等等；其子桂馨文学素养亦极高，曾与法式善吟诗唱和，惜英年早逝，未有诗文留存。桂馨的妻子、来秀的母亲亦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其父亲英和中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母亲亦擅诗书。所以来秀在这样一位母亲的教导下，自然濡染家族的文学熏陶，诗文创作也颇丰，今存《扫叶亭咏史诗》《江南词》等，是文学史上蒙古族文人创作咏史诗最多的一位诗人，其影响不言而喻。

有清一代，八旗进士本身就远远少于汉族进士，而在八旗进士构成中，蒙古八旗又少于满洲八旗和汉军八旗，在蒙古八旗进士群体中，伍尧氏家族就占有三位，实属难能可贵。

二 法式善遭贬原因考论

如前所述，法式善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恩科得中进士，自此步入了时人的政治文化视野，开启了其仕宦之旅，其宦途亦经历了乾、嘉两朝。然，纵观法式善的宦海生涯，供职乾、嘉两朝的境遇却不尽相同。在乾、嘉两朝不同的处境，也影响到法式善的创作心态。有鉴于此，本书重点梳理了其在乾隆朝与嘉庆朝的境遇，发现乾隆帝在位时期，即乾隆十八年（1753）至嘉庆四年（1799），法式善的仕途如沐春风，稳步提升；而在嘉庆帝亲政以后，即嘉庆四年（1799）至嘉庆十八年（1813），法式善的宦途却遭遇到在乾隆朝未曾遇到的打击，如履薄冰，屡起屡踬，个中原因究竟如何，有待揭示。

法式善于乾隆朝的经历主要为读书、中举，政治仕途亦如沐春风。乾嘉盛世，如同众多寒门士子一样，寄希望于科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荣宗耀祖。法式善也不例外，自幼遵祖父训诫，苦志读书，“汝聪明，当读圣贤书，勿以他途进”（《重修族谱序》），终不负祖望，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进士，榜名运昌，[49] 自此，叩开了自己的仕宦之门。梳理法式善在乾隆朝的经历，主要有以下三件事。

其一是改名之誉。法式善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恩科进士及第，得以步入仕途，一直担任文学侍从之职，先后任检讨、充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五十年（1785），法式善时官司业。二月间，法式善因临雍礼成，“恭和御制诗”被赏，进而“有改名法式善之命”。[50]“法式善者”，即满洲语“奋勉上进也”,[51] 这对法式善来说无疑是至高的恩赐，光耀家族。此后，他一直使用此名，今存关涉法式善的正史传记或笔记传说都沿用“法式善”之名，可谓影响深远。此番奉旨改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式善与当时文人雅士的交游，法式善能够提高在众学侣中的声望，赢得乾嘉文坛盟主的地位，与此不无关系。

其二为乾隆帝关于法式善家族谱系的问询。法式善家族的世系，先世不详，“吾家先世虽繁衍，然莫详其世系”[52]。直至其曾祖修族谱时，只记有元以来历三十五世，并未记载世居何地，族人相沿为蒙乌尔吉氏。所以当乾隆皇帝垂询法式善家族谱系之事，且一正其讹，对法式善来说是无比荣耀之事，《重修族谱序》载：

法式善官学士时，高宗纯皇帝召对，询及家世，谕云：“蒙乌尔吉者，统姓耳。天聪时，有察哈尔蒙古来归，隶满洲都统内府正黄旗包衣，为伍尧式，汝其裔乎。”盖蒙乌尔吉，远宗统姓，而伍尧则本支专姓也。今族中惟知蒙乌尔吉，而不知伍尧，赖圣谕煌煌，一正其讹。某敬识之，不敢忘，即以传告族众，俾共闻焉。[53]

此番垂询令法式善倍感圣谕煌煌，深受恩宠，庄重地敬告族人“亲聆高宗皇帝圣谕”，不敢忘怀，并以此“垂示我世世子孙”。法式善为此事而重修族谱，一正族属之讹，且传告族众，要铭记乾隆帝之圣谕，珍重若此。这对寒门出身的法式善而言，确是值得骄傲的。

其三是乾隆帝在世期间，法式善仕途达到了顶峰。法式善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五月至嘉庆四年（1799）连续四年任职国子监祭酒一职，这既是法式善一生出任的最高官职，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个任职。此外，因得乾隆帝的殊遇，法式善曾于乾隆朝有三次扈骅之役，据《梧门先生年谱》，分别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扈骅西陵，乾隆五十五年（1790）扈骅避暑山庄，且得“《恭贺御制诗》三十首”，又乾隆五十九年（1794）扈骅天津，“《恭贺御制诗》二十首，有缎纱之赍”。

总结乾隆朝的宦途经历，法式善虽非青云直上，也算得上顺风顺水。然而随着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帝病逝，嘉庆帝亲政，法式善的仕途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嘉庆朝，主要指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亲政后，法式善的仕途遭遇到了重创。概言此时期的经历，法式善曾两次遭遇贬谪。

先是嘉庆四年（1799），法式善的宦途遭到了自入官场以来第一次最为严重的打击，也是法式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上书言事之举，却招致祸端，给法式善的心灵以重创。阮元《梧门先生年谱》载法式善曾上书言六事，国子监十二事。如其所言“六事”为：

本月初五日，钦奉纶音，许九卿科道条陈得失，直言无隐……奴才窃惟皇上亲政维新之日，正天下翘观至治之时。数日间叠奉谕旨，举直错枉，饬纪整纲……谨竭刍尧之见，有合舆情，切乎时务者六事：

一、诏旨宜恪遵也。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既奉圣谕，即当敬谨遵办。近来竟有阳奉阴违，延宕至二三年者。如嘉庆元年恩诏内，荫生、孝廉、方正诸条，迄今并未筹及。请皇上申明定限，一切诏旨，务使切实举行，以昭慎重。

一、军务宜有专摄也。川楚教匪，皆属内地，非边患可比。不仅以擒捕一、二人蒇事也。乃年来动支帑藏至数千万两，迄未有成。大率领兵诸臣擒一贼党，则以为渠魁；破一贼党，则以为大捷。所云指日荡平，实皆虚词掩饰，居奇邀赏。玩寇老师，莫此为甚。……应请敕遣亲王、重臣威望素著者一员，钦授为大将军，驰驻楚、蜀适中要害地方，畀以符信，节制诸军……督抚办理军务不善者，亦即纠察治罪。如此，大小文武、大小员弁，咸知警奋，必能战守皆宜，剿抚并用，自无以蔓延矣。

一、督抚处分宜严也。督抚有表率通省之责，一有过失，小则降革，大则治罪，庶群僚咸知畏惮。若止罚养廉，逐获幸，邀宽免，在朝廷实开以自新之路，而贪墨者愈肆其诛求，即廉洁者亦不免于挪贷州县，逢迎上司，藉词征取，势不能不累及闾阎。请皇上赦其小过，其有不称督抚之任者，或降调、或予罢斥，罚交养廉之例，可以永行停止。

一、旗人无业者，宜量加调剂也。我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即如八旗人数，已十倍于从前。旗人又不能如外省贫民可以离乡谋食。国家亿万万年，人数益众，而钱粮经费自有定额，岂能递增？即可议增，亦非政体。伏思口外西北一带，地广田肥，八旗闲散户丁，实无养赡，情愿耕种者，许报官自往耕种；不愿者，听其便。

一、忠谠宜简拔也。旧日言事之臣，如原任内阁学士尹壮图、原任御史郑徵等，居心忠亮，誉论称之。请皇上加恩召赴阙廷，许其直摅所见。奖一、二人，而天下知劝，恢张治体，激发士心，不无裨益。

一、博学鸿词科宜举行也。查康熙己未、乾隆丙辰曾设博学鸿词科，以翰林官补用。其中人材最盛，文章之外，以政事品节著者不少。请敕下部臣，查照旧例，令内外臣工各举所知，以二年为限，务须学纯品正者，始准征赴阙廷考试。即拔十得五，亦可励经世之学而收用人之效也。……[54]

此事缘起为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乾隆皇帝驾崩，久受父皇压制的嘉庆帝一夕亲政，处死和珅，诏令天下，遍求直言，意欲兴利除弊，朝野上下为之振奋。受此感召，法式善立即响应，于正月十三日上书言以上“六事”，揭露了清廷在吏治、军事、经济、科举等方面的宿弊，件件都切中利害。法式善寄希望于嘉庆帝能励精图治，革除宿弊。不料这些符合嘉庆帝诏书要求的“有裨实政”的上疏，却遭遇了嘉庆帝留中不发。最为致命的是当丰绅济伦[55]以法式善“人明白结识，办事妥协”荐举时，却触怒了嘉庆帝，罗列了法式善多项罪名，如《大清仁宗睿（嘉庆）皇帝实录》卷五十六《嘉庆四年己未十二月甲申朔》载：

谕内阁：本年春间，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条奏事件，折首即有“亲政维新”之语。试思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至折内称“剿办教匪，请饬遣亲王、重臣威望素著者一员，授为大将军，节制诸军”等语。其意不过见朕亲政之初，暂用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管理部务，而成亲王永瑆又在军机处行走，即谓亲王可用。此非趋向风气乎？国初可使王公领兵，太平之时，自不宜用。若亲王统兵，有功无以复加，有罪将何以处？议法，伤天潢一脉之深恩；议亲，废朝廷之法。所奏已属揣摩迎合，全不顾国家政体。

又据称“口外西北一带，地广田肥，八旗闲散户丁情愿耕种者，许报官自往耕种”等语。若如所奏，岂非令京城一空，尤为荒谬之极。至请申明定限，举行荫生、孝廉、方正、博学鸿词各条，其事俱近沽名……

朕原不以人废言也。至从前法式善在祭酒任内，声名狼藉，其最著者，开馆取供事一事，赃私累累。此人朕素不识，然早闻其劣迹矣。今春，本欲明发此旨，恐人误会，不敢陈言，原欲留伊俟京察时，再行宣露罢斥。

近令诸臣密保深知之人。于十一月十八日，丰绅济伦密保法式善，谓“人明白结实，办事妥协”，实孟浪可笑。丰绅济伦与法式善并非同衙门办事之人，如何得知其妥协？必系法式善见朕用丰绅济伦管理之处颇多，妄生别念，仍如钻营和珅、福长安故智，夤缘干求。彼时即欲将丰绅济伦、法式善交军机大臣共问其故，又虑无人复敢保荐，权将法式善之名，一并写出，姑试廷臣有人论奏否，今已等待一旬有余，无人论伊劣迹。

在法式善之悖谬条奏，诸臣容或不知。其国子监之声名，诸臣不知，其谁欺乎？……即朕特经简用之人，如有不孚众望者，诸臣尚应据实执奏，何况法式善只系廷臣保奏之人，既有劣迹，岂得缄默不语？……法式善着即解任，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讯问，并将丰绅济伦何以率行保举之处，一并询问明白……丰绅济伦并未深知法式善平日声名才具，径以在伊家教读从未向伊借贷一节，即以其为人体面，遽登荐牍，实属孟浪。本应交部严议，姑念其甫经办理部务，年轻未曾历练，且询明尚无请托私弊，丰绅济伦着从宽交部议处。又谕法式善所论旗人出外屯田一节，是其大咎；至于命亲王领兵一节，不过迎合揣度；而国子监一事，已属既往，姑不深究。若照议革职，转恐沮言路，殊有关系，加恩赏给编修，在实录馆效力行走。

细究嘉庆帝的此番谕旨，主要给法式善罗列了三条罪名：一是法式善建议派遣亲王领兵剿办教匪，但嘉庆帝认为“太平之时，自不宜用。若亲王统兵，有功无以复加，有罪将何以处？议法，伤天潢一脉之深恩；议亲，废朝廷之法”。推究其实，令嘉庆帝最为担心的是“亲王统兵，有功无以复加”，害怕亲王的势力扩大，这既是嘉庆帝的私心，也是历代帝王深所警惕的。二是法式善奏请八旗闲散户丁出外屯田，嘉庆帝认为“若如所奏，岂非令京城一空，尤为荒谬之极”。事实上自清初顺治始，到嘉庆朝已历150余年，京城八旗子弟繁衍生息，独享特权，在京城坐吃皇粮，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其弊端日显。法式善为解决京师八旗的生计问题而建议外出屯田，怎么会“令京城一空”呢？反倒是为延国祚之长远之计。所以，嘉庆帝虽则认为法式善的上疏荒谬至极，然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于嘉庆十七年（1812）下御旨：

夏四月甲辰，诏曰：“八旗生齿日繁，亟宜广筹生计。朕闻吉林土膏沃衍，地广人稀。柳条边外，参场移远，其间空旷之地，不下千有余里，多属腴壤，流民时有前往耕植。应援乾隆年间拉林成案，将闲散旗丁送往吉林，拨给地亩，或耕或佃，以资养赡。农暇仍可练习骑射，以备当差，教养两得其益。该将军等尽心筹画，区分栖止，详度以闻。”[56]

尽管这道御旨下得有些迟，毕竟法式善还是在有生之年见到了，足以慰藉法式善因此而蒙受的不白之冤。三是指责法式善“在祭酒任内，声名狼藉，其最著者，开馆取供事一事，赃私累累”。关于“开馆取供事”一事，据阮元《梧门先生年谱》记：“乾隆六十年（1795），官国子监祭酒。时开则例馆，先生照六部现行事例，又有欲照旧例用肄业生为誊录者，同官不和，物议乃起。”可知此事缘起是法式善想照旧例用肄业生为誊录者，而同僚意见不一，遂有流言四起，称法式善“赃私累累”,“早闻其劣迹矣”，传到嘉庆帝的耳边。嘉庆帝初据流言而给法式善定罪“赃私累累”，而终结此案时嘉庆帝又云：“国子监一事，已属既往，姑不深究。”嘉庆帝在定罪时信誓旦旦，结案时又草草了事，其中既有亲政之初理事尺度拿捏不当的原因，也有打压前朝老臣之嫌。

此事一年之后终有结果：“姑念其甫经办理部务，年轻未曾历练，且询明尚无请托私弊，丰绅济伦着从宽交部议处。又谕法式善所论旗人出外屯田一节，是其大咎；至于命亲王领兵一节，不过迎合揣度；而国子监一事，已属既往，姑不深究。若照议革职，转恐沮言路，殊有关系，加恩赏给编修，在实录馆效力行走。”法式善虽几经周折，好在有惊无险，但嘉庆帝出于政治原因的借题发挥，使其成了政治牺牲品的这一官场现实，无疑给他的满腔政治热情以致命一击，直接影响到他的仕宦心态及文学创作。

嘉庆十二年（1807）法式善55岁时，又以纂修《国朝宫史》篇页讹脱，蒙皇上指出，严议，实降一级，特授庶子。概言法式善嘉庆四年（1799）以后的仕宦经历，屡起屡踬，仕途蹭蹬。

或受此番经历的影响，法式善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修书编史，于此时期多次参与或主持编撰了大量官修典籍。如，嘉庆五年（1800），开始纂修《国朝宫史》；嘉庆七年（1802），奉校南熏殿历代帝后像、茶叶库诸名臣像，考定舆图、房萝图，荟萃各籍资料，编入《国朝宫史》。又，嘉庆六年（1801）四月，巡抚铁保奏请法式善编撰八旗诗人集，获准；嘉庆九年（1804），法式善完成撰事，进呈皇上阅览，嘉庆帝赐名为《熙朝雅颂集》。又，嘉庆九年（1804），朱珪、英和奏请重纂《皇朝词林典故》，推法式善为总纂；又嘉庆十二年（1807），法式善奏请纂修《皇朝文颖》；嘉庆十三年（1808），又奏请总纂《全唐文》。

综上，考索法式善的仕途经历，乾隆朝是其开启仕宦之旅的初期阶段，也是其仕宦生涯最辉煌的时期；而嘉庆朝却屡受挫折，然其也因此参与或主持编撰了大量文化典籍，从另一个方面成就了其在文化上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