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资料、方法与研究框架
（一）资料收集
本书探讨报刊媒介对晚清报人书写观念的影响，属于传播学与思想史的交叉研究。对于逝去的中国晚清文人的书写观念变动，我们如何进行钩沉、研究呢？当然需要借助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晚清的各种报刊文献保留着古代文人书写活动的资料，而晚清文人诸多的日记、书信等资料也记录着书写者的知识、思想和心理。这些资料文献都是本书探讨晚清文人书写观念转型的重要文献支撑。依据资料类型，本书的资料主要取自以下四个方面。
1.晚清的诸种报刊史料。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申报》《新闻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国闻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时报》《大公报》《东方杂志》《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
2.晚清文人文集、年谱、日记、书信、传记。文集如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救时揭要》、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年谱、日记、书信如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王韬的《弢园尺牍》、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汪康年收藏的《汪康年师友书札》。
3.报人回忆资料以及新闻史资料。报人回忆资料如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孙家振的《退醒庐笔记》、马礼逊夫人编的《马礼逊回忆录》；新闻史资料如姚公鹤的《上海闲话》《上海报业小史》、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等。
4.晚清报刊资料集。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资料》、复旦大学新闻系编的《中国新闻史文集》；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编、补编两本；张枬、王忍之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五册。
（二）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本书通过对晚清报刊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对相关人物的文集、日记、书信、年谱进行广泛涉猎，力求引证确凿，论从史出。同时也重视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
2.比较法。因为论题牵涉报刊媒介出现前后文人书写观念的转变，因此比较法是需要采用的。需要比较传统的文章书写观念与报章时代的书写观念，传统的书籍生产、流通与报章的生产、传播。只有了解中国传统的书写观念与书写规范，才能准确把握报刊媒介对文人书写观念的影响。
3.整体研究与个案相结合。以晚清中国媒介转型为背景，通过梳理晚清文人对报刊的认知态度和书写心理变化，勾勒出规律性、普遍性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当然对规律性、普遍性问题的探讨提升需要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在对王韬、梁启超等人物个案的研究中，更能深入历史现场感，达到分析的深度。
（三）研究框架
“书写”是中国文人两千多年来最大的实践活动。中国历代文人就是通过“书写”进行知识的生产传播，并践行自身的价值意义的。在晚清社会，以书籍占主导的传统媒介场域遭到机械印刷术和报刊媒介的冲击，逐渐进入以报刊媒介占主导的现代知识场域。从书籍媒介场域到报刊媒介场域，投身报业的文人书写始终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表现为，在顺应报章书写需求、面向大众书写的同时，又留恋传统的文章书写模式，甚至反抗、批评大众化的书写观念。本书结合媒介史与思想史的理论展开研究，当然不是遵循某种理论学说去评判两种知识生产传播方式的高低优劣，而是要理解这个转型自身的特性，进而思考书写转型之于中国文人的价值意义。本书从十个部分展开讨论。
第一部分，探讨晚清时期机械印刷技术的引进如何催生了全新的报刊媒介。本部分从机械印刷、周期出版、大众传播等角度，分别阐述从传统书籍、朝堂邸报到现代报刊媒介的转型问题。
第二部分，报刊媒介催生了报章文体。晚清文人面对报刊媒介，有的不断自我调整适应报刊书写方式；有的拒绝并批判报刊书写，文人群体逐渐分化。
第三部分，探讨报刊时代的速度化写作与传统“立言不朽”观念的变迁。传统的书籍注重流传久远，文人注重“立言不朽”。而周期出版的报刊，促成了不断推陈出新的新闻媒介，处于持续不断地生产与更新之中，折旧率很高，报刊文本很多时候是阅完即弃的。这样的变动，使得文人如何适应报章，从传统的立言传世，到立言觉世，已经偏向借助立言而“立功”的层面上来。
第四部分，探讨空间化传播书写与阅读，报章知识场域的互动问题，与时空观念的建构。从前的报刊写作时代圣人立言。文人通过圣贤的书写阅读建构了一个纵向传承的知识共同体。而报刊时代的写作面向大众。大众的报刊重视横向的空间传播，造就了信息的共同体，从而能够形成一种公共舆论。而晚清文人面对这种阅读的变化，也逐渐走向公众，其写作从原来的为政治而写作，转向为大众而写作。
第五部分，探讨报刊语言的变化，以及对书写语言“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差异问题。传统的书写材料与传播模式，导致了古雅文言的形成。而侧重于“大众传播”的报刊不再追求文言的内蕴，认为语言不过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工具。此中，晚清文人既清醒看到了报刊语言通俗化的诉求，并极力去实践语言的通俗化。同时内心的精英意识又时时浮现，影响着自我的报章表达。
第六部分，探讨报刊书写影响下的义利观的转变问题。从以传统书籍占主导的媒介场域到现代报刊占主导的媒介场域，新型书写职业出现，使得文人传统的义利观念悄然转型。传统文人书写材料匮乏，人们注重文本的传播，并不注重靠书写谋利。但报刊媒介出现之后，催生了自由投稿人和职业报人，他们专事写作谋生。且稿费制度和版权制度的出现，使得文人们接受了书写作为一种知识劳动，需要支付报酬的规则，这也导致了不再单纯重视传播，且珍视自我书写成果的现象。
第七部分，探讨报刊书写与政治功名。在古代中国，唯有精通文献与书写的人，才被认为是够资格出仕从政。报刊初兴时期，社会不知报章为何物，皆嗤之以鼻，目为邪路。但随着重虚文的科举考试日渐衰落，投身报刊的文人书写开始以新知谋得社会认可。而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人们对于报章写作态度大变，不再将其看作落拓文人的选择，而是一个现代职业选择。这些投身报刊的新型文人也从传统社会的边缘，逐渐走向并成为近代社会的中心，日益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活跃在中国的知识界。
第八部分，从“报刊与战争”的角度梳理甲午中日战争对于晚清文人报刊认知的冲击。置身帝国列强频繁入侵中国的晚清时代，晚清文人认识到，报刊不但具有获取信息、开拓视野的“耳目”功能，而且还有表达观点、启蒙民众的“喉舌”功能。
第九部分，围绕晚清文人清议、上书、办报三种意见表达的行为展开讨论。中国古代有清议与上书两种言论渠道。晚清又多了办报渠道。上书是古代文人经常使用的言论渠道，能够直接进入统治阶级视野，可能直接促进政策变革；办报是上书之外的言论渠道，尽管上书有“开民智”与“开官智”的区别，但相对而言办报类似于清议，又不同于清议，它借助社会舆论的方式影响受众，倒逼社会改革。
第十部分，探讨从书籍到报刊的媒介转型对晚清文人知识体系的影响。在晚清逐渐生成了“报刊即新知”“书籍即旧识”的认识，晚清文人从书籍到报刊的媒介转移，同时知识资源逐渐从中学转向西学，也完成了媒介认同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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