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一

几年前，我们驱车前往波士顿，主要目的地之一是临近的康科德（Concord）。在19世纪中、后期，在康科德及其附近区域，活跃着一群当时美国十分重要的作家、诗人、思想家、学者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因此这个小镇被誉为美国文艺复兴（也称美国新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国文化首都。由于这些对美国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们早已作古，因此我们前往他们的安息之地——位于贝福德街（Bedford Street）的睡谷墓园（Sleepy Hollow Cemetery）。

睡谷墓园由当时著名的风景园林公司克利夫兰和科普兰（Cleveland and Copeland）设计。1855年9月29日，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墓园落成典礼上发表著名演说。他认为，睡谷是“再恰当不过的名字”，因为“在结束今世的年月之后，在这静谧的山谷里，如同在大自然的掌心，我们将静享长眠”；而“这个山谷将充满历史；善者、智者和伟人将在这里的树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和德行；英雄、美人、圣洁者与行善之人将使这里的空气充满历史与雄辩”。

墓园风景十分秀丽，如设计者之一的罗伯特·莫里斯·科普兰（Robert Morris Copeland）所指出，它是设计师本人的自然园林原则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美学思想的结合。然而墓园巨大，占地约15万平方米，要在漫山遍野的墓碑丛中寻找名人们的安息地，绝非易事。好在经人指点，我们很快找到“前往作家岭”（To Authors Ridge）的路标。我们沿着十分整洁的小路，翻越山坡穿过谷地，一路上目光所及，两旁满是错落有致各具特色的墓碑，深切地感受到空气里“充满历史与雄辩”。

在“作家岭”上，我们首先看见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十分简朴的一小块碑石，简朴本就是梭罗思想和生命的核心。我们随即看到近旁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著名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以及大约50米处爱默生的墓地。在他们的墓碑前，前来瞻仰的游人都会放上一些笔以表达对这些伟人的崇敬。另外，在附近区域，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些著名人物的安息之处，比如超验主义作家和诗人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著名的超验主义杂志《日晷》（The Dial）的主编、美国第一个英语幼儿园的创建人皮博迪（Elizabeth Palmer Peabody）等。这么一批相互影响、相互支持，共同为美国历史、文化、文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学者、思想家、文学家，生前为好友，死后做近邻，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

在他们当中，霍桑特别值得称道。他被视为美国第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且在同时代文学家里对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和丰富多彩的美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与思想潮流进行了最全面的考察和艺术表现，取得了饮誉世界的成就。他尽管性格内向，却密切关注社会变迁，甚至积极参与其中。他创造性地运用源自中世纪欧洲的罗曼司传统，既对人的内心进行深入探索，也以其特殊的艺术方式与时代互动，表现他对人性和社会变革的思考，使每一部作品都深入新的领域和新的方向。

作为一个成就辉煌、影响广泛的文学家，霍桑不仅视野开阔，而且特别深刻。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表现霍桑，那一定是“深刻”。霍桑的深刻是多方面的，但特别了不起的是，它往往以令人困惑的矛盾表现出来。比如，在美国文学家中，很少有人像他在《红字》中那样深刻地批判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压抑，然而他在该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对人物内心的表现和对善恶冲突的探索都明显反映出他生于其中、长于其中的新英格兰清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他的真正立场。他在探索和表现清教传统上反映出的深刻矛盾在美国文学中似乎只有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笔下的昆丁·康普生（其实也是福克纳自己）在对待南方社会传统上表现出的难以言说的矛盾能与之相比。然而，正是这种令人困惑或者说难以言说的矛盾表现出作家令人赞叹的深邃，因为这不仅源自他们自身真切的感受，更源自他们对人和社会的复杂性之洞悉。毕竟，清澈见底的不可能是深渊。

谈及霍桑在广阔的领域进行深刻的艺术探索，不禁令人想到爱默生在睡谷墓园的开园演说中关于人类灵魂难以捕捉的精彩说法。他说：“我们将把逝者的遗体运来，但我们如何能捕捉那已逃离的灵魂？”他进而问道：“人们之所以那么喜爱关于‘流浪的犹太人’的寓言，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广阔的时空来实现他们的思想吗？”

“流浪的犹太人”（the Wandering Jew）是西方文学中一个原型人物（archetypal figure）；据说他因受上帝诅咒而在各地永无休止地流浪，直至世界末日。关于他的传说吸纳了从《圣经》到欧洲各地民间传说的元素，自中世纪以来，已经演化出各种版本，广泛出现在欧美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具有叛逆精神的超验主义领袖爱默生在这里显然赋予了这个受诅咒的人物以正面意义，用来象征人们那永不安宁、永远处于探索之中因而难以捕捉的灵魂。

霍桑的创作就是他从不停顿地探索。而一百多年来，历代批评家们一直在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对霍桑及其作品进行分析，试图捕捉他的灵魂。然而要真正对如爱默生所说像“流浪的犹太人”一样在广阔的时空里进行探索的霍桑及其创作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具有像霍桑一样广阔的视野和对他生于其中、长于其中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有比较全面系统的把握。

胡杰正是具有这样的视野和学识的学者。她坐得住，沉得下心，多年在美国文学领域耕耘。在做霍桑课题期间，她去美国访学，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料并与相关专家探讨交流，对美国的历史与文化，对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现实与变革，对霍桑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与文学承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胡杰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在表面上似乎与罗曼司相去甚远的“真实”切入，深入分析霍桑的代表作“新英格兰三部曲”。她认为，“霍桑的罗曼司作品不仅在对话主流修辞话语、互文重要的历史事件过程中试图构建时代的历史真实、社会真实以及改革真实，而且参与了时代意识的塑造，是构成社会历史的能动力量”。因此，“霍桑的罗曼司从来没有离开社会历史的真实语境，而是以一种高超的艺术表现方式重构了美国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个人与国家、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关系”。胡杰进一步指出，霍桑“在文本中隐去了显性的社会政治符号，借用古老罗曼司的美学庇护去恢复历史的联系，思考现实的困惑，质疑改革的弊病，是体现共和国历史和文化真实的最高超的艺术想象”。这实际上抓住了霍桑的罗曼司创作的本质。正因为罗曼司创作赋予作者更大的自由度，杰出的文学家能在更深或者说更高的层次上揭示历史的真实。

这样颇有见地的观点，书中还有许多。但我历来认为：比一些具体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书中所表现出的踏实态度和严谨学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本功夫、开阔视野和令人信服的严密论证。因为若能如此，总会得出真知灼见。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是捕捉霍桑灵魂的又一次可贵尝试，所以很高兴能为本书作序。

肖明翰

2024年6月29日

于美国休斯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