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区域范围：秦汉语境中的“西南”
徐新建在《西南研究论》中对“西南观”作了高度的概括，认为今日意义的西南存在“前西南”“西南”两个阶段。“前西南”阶段，指西南地区文化发展未与中原地区发生任何联系之时，上至“元谋人”时代，下限则未详；“西南”阶段，又可分为“方位”的阶段和作为完整的国家单位两个阶段。[9]在大一统国家的层面上，“西南观”的演进也可划分为自在的西南和自觉的西南两大阶段。这样做，有助于将“西南观”的讨论纳入大一统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来进行。
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经历了自在发展和自觉发展两大阶段，二者区分的依据是近现代以来（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中国民族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各民族在西方国族观念影响下逐渐自觉地向独立的中华民族演进。也就是说，在近代西方国族观念对中华民族产生强烈影响之前的自在阶段，中华民族各族独自地相互关联、相互发展。近代西方国族观念对中华民族产生强烈影响之后，新的观念使中华民族各族重新思考和定位自身的认同对象和身份，从而向国族阶段转化。[10]历史时期“西南观”的演变，同样经历了一个由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在战国之前（可以秦定巴蜀为限），西南区域各族群处于自在的演进阶段，蜀国、巴国、滇国、夜郎等方国具有复杂的族群结构，进行着自在的区域性“多元一体”族群演进，并与中原地区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11]但这种交流，应属于文化上的交流而不是政治上的交流。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秦定巴蜀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设置永昌郡，今日意义上的西南地区大部分区域被纳入汉王朝郡县范围之内，西南区域族群演进、族群交流便具有政治（准确地说是政区）的性质，“西南观”的性质随之变化，即进入了自觉的演进阶段。
战国秦汉时期是西南区域特别是西南区域族群演进进入自觉阶段的奠基时期，但在大一统国家的层面上，西南区域完全进入大一统国家疆域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历史（周慎靓王五年秦定巴蜀至东汉永平十二年设置永昌郡），不同时期政治意义上的“西南区域”并不相同（后文有详述）。真正意义的大一统国家秦帝国[12]建立时，后来所称的大部分西南夷地区便未在秦帝国版图之内。东汉永平十二年（69）设置永昌郡后，元代以前的西南夷地区虽完全进入了大一统王朝国家版图，但又形成了“巴蜀—西南夷”结构性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结构。[13]这一结构性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结构的形成，深刻影响了今人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或“西南区域”甚至是今日意义的“西南地区”或“西南区域”的认识。
就现有的意见来说，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区域”地域范围的认识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大一统国家的层面上，秦汉时期的西南区域指的就是中古史籍中的西南夷地区。方国瑜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这一极为重要的西南历史地理作品中说：
本书所说西南地区的范围，即现在云南全省，又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这是自汉至元代我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区域——西汉为西南夷，魏晋为南中，南朝为宁州，唐为云南安抚司，沿至元代为云南行省——各时期疆界虽有出入，而大体相同。[14]
方国瑜在此所说的西南范围，应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选取的区域范围，体现着区域史研究中区域选取的均（同）质性、系统性和独特性原则。[15]方国瑜所划定的西南范围，实际上也就是秦汉史籍所说的西南夷地区。
朱惠荣《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地理分区》一文提出了一个与方国瑜对其研究区域限定相似的意见，认为“西南夷”“南中”等地域术语的长期流行与使用“反映了西南边疆作为单一的区域早已被人们认同”，指称的范围稳定，但界限则比较模糊。[16]朱惠荣划定的这个区域，与方国瑜所见略同。这里的重要问题是，西南边疆地区能否直接对等于秦汉时的西南地区。“边疆”，周平认为与王朝国家疆域内的核心区有着显著区别，“并且需要采取特殊方式治理”，于东汉时来说就是夷狄之区。[17]据安介生所考，中国边疆意识产生于先秦时期，标志是实体化的疆界如长城、河界堤防的产生等（迟至战国后期），并形成了基本明确化的“中国”与模糊化的“四海”的政治地理格局观念，“五方之民”思想即是代表；秦汉以降，中国边疆意识虽代有变更，但总体上仍然沿袭着早期的“华夷之防”意识，曾巩在代宋神宗起草的诏书中说“西南之地，延袤万余里，外临殊俗，内杂溪谷，诸蛮列州成县，以保安吾民”即是一典型代表[18]；近代以来，随着国家观念的加深，有进一步明确的疆界的产生。[19]按安介生所考，中国边疆地区的产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这个区域的身份定位有关。在这种语境中，“西南边疆”显然与“西南地区”不同，边疆地区的“蛮夷”或“汉夷”杂处之地长期承担着“保安吾民”的功能，与“中国”之西南地区是有区别的。同时，这种“保安吾民”的功能并未把“蛮夷”之地就视为“中国”之外的区域，而是在“海内”一体基础上的“外部”边陲的族群政治地理架构。[20]
张轲风对中国古代“西南”的范围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他将秦汉时的西南范围限制在排除了陇南等地在外的“以川西南及滇、黔二省为主体的‘西南’核心区”；又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南地区，习惯上称为‘南中’”。[21]张轲风断定秦汉时西南范围在如上区域的依据，一是秦汉正史所谓的“西南夷”之所在，为根本性的依据；二是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尤中《汉晋时期的“西南夷”》和朱惠荣《汉晋时期西南边疆的地理分区》所作出的“研究区域”范围。[22]将这两个依据与秦汉时的西南范围直接对应是有待商榷的：其一，秦汉正史的“西南夷”与“西南”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其二，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的“西南”范围，前已述及，与不同时代的西南范围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尤中和朱惠荣的结论，指涉的也是西南夷地区。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应包括巴蜀地区和西南夷地区。其中，张勇《历史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研究》是当前从各时期历史语境中讨论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代表性作品，又有《“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一文的发表，均不同意将秦汉时的西南范围限定在“西南夷”地区的意见。[23]张勇认为西南区域范围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人为地划定一个固定的区域范围，这个‘范围’不一定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一个区域整体”。[24]张勇认为，“西南”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方位概念，二是区域概念[25]；方位性质的“西南”在先秦时期，与今日意义的西南区域相比边界模糊；汉晋时期的“西南”已具有今日意义的西南的某些含义，其地域北至汉中、武都地区（早期），西达青藏高原东缘，南部则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界限不甚明确。[26]
历史语境性确实是区域史研究所应有的基本原则之一[27]，张勇所说的历史语境问题，亦可稍做梳理。《汉书·地理志》云：“巴、蜀、广汉本南夷。”[28]巴、蜀、广汉“本南夷”，是上古民族地理观视野下的族群划分问题。此问题反映出，上古时期巴、蜀、广汉地区的识别存在族群认同的因素。这里的族群认同因素，事实上即是否是“中国”的问题。西周实行分封制，将姬姓群体分封到江汉一线“以绝蛮夷”（后文有详述），“巴、蜀、广汉本南夷”是以“中国”为地望的，具体来说是以汉水一线为地望的。秦定巴蜀，及至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巴、蜀、广汉逐渐成为汉族聚居区，“中国”与“四夷”的分野在西南区域便推移至巴蜀边缘地带。《史记·西南夷传》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张守节正义“西南夷”曰：“在蜀之南。”[29]在《汉书·西南夷传》和《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西南夷”则被明确指出为：“巴、蜀西南外蛮夷”[30]，“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31]“西南夷”地望，显然不指中原，而是巴蜀。如此，将“西南夷地区”与大一统王朝国家的“西南地区”对等，是颇成问题的。王文光等说：
《史记·西南夷传》中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显然，这儿的“西南”是以蜀地为参照基点的，具体指的是今四川盆地、川西高原、横断山脉南延部分和云贵高原；与之相应，生活在上述各地非汉族也就称为“西南夷”。对此，我们认为还可以把西南分为“巴蜀地区”和“西南夷地区”。[32]
将西南地区划分为巴蜀地区和西南夷地区两个区域，应当说比较符合秦汉时期甚至中古时期的西南区域语境。
这里略需注意的是，汉中在秦汉时期常常被视为巴蜀地区的一部分。秦汉时期的汉中地区大部分未在今天的川渝政区之内，导致今人讨论西南地区问题时不必提及秦汉时期的汉中地区。但在秦汉时期，巴蜀地区与汉中地区实际上是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九年（前238）迁嫪毐家族时，虽明确说是“家房陵”，但又说“夺爵迁蜀”[33]，可见当时的房陵被看成蜀地的一部分。《括地志》也说房陵：“古楚汉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34]《史记·西南夷传》有“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等语。[35]此四郡，《集解》引徐广认为即汉中、巴、蜀、广汉四郡。[36]此外，《史记》《汉书》多处论及刘邦为汉中王时，虽都南郑，却是“入蜀”或“入蜀汉”。由这些记载来看，秦汉时期的汉中应属蜀地或巴蜀的范围。汉初十三州刺史部设置时，汉中也被划在益州中，同样说明秦汉时期汉中与巴蜀具有一体性。[37]
此外，还有学者引当代中国民族史作品中的“西南”来界定历史时期的西南范围。在很多以区域为纲的中国民族史作品中，其所说的西南民族或西南地区民族，确实是指西南夷群体。例如，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中大部分时段所说的西南地区民族，指的就是西南夷群体。[38]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王锺翰《中国民族史概要》、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王文光等《中国民族发展史纲要》等作品中所称的西南民族或西南地区民族，其实指的也是西南夷群体。[39]这些作品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即似乎西南夷地区就是西南地区。事实上，这些作品中往往先论述汉族的发展问题，其中自然会讨论巴蜀地区汉族的问题。换言之，这些作品中所说的西南民族，是不包括汉族群体的。自然，其所说的西南地区，就与西南夷地区没有必然的关联。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也是以区域为纲来撰写的，其中涉及西南区域民族时称的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40]，清晰地将西南地区与西南夷地区区分出来。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与“西南夷地区”没有直接的关联。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应即两汉正史所说的梁州地域范围。《汉书·地理志》云汉初政区沿革曰：“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41]由这条记载来看，武帝时期汉朝的疆域迅速扩大导致了相应的政区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仍希望承接上古之制，新的州名需“考迹《诗》《书》”后“推表山川”，使之符合上古传统。而这里的“梁州”，是上古历代九州之说中重要的一州。
上古时期的梁州地域范围未必与汉代梁州的地域范围完全相同，但梁州确可作为秦汉时期西南区域地域范围的一个指示词。及两晋之际常璩撰《华阳国志》，秦汉时期梁州作为西南区域地域范围的指示作用便体现出来。[42]所谓“华阳”，即取自《禹贡》所云“华阳黑水惟梁州”。在《华阳国志》中，西南区域被分为四个区域，即汉中、巴、蜀、南中。值得注意的是，《华阳国志》中的南中仅包括牂牁、益州、建宁、朱提、云南、兴古、永昌七郡，既不指秦汉时期的“南夷”地区，又不指秦汉时期的“西夷”地区，也不指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地区。《华阳国志》所说的蜀，则包括有西夷地区的汶山、汉嘉、越巂诸郡。《华阳国志》中的涪陵郡，实际上也可看成南夷或西南夷地区。今日学者讨论秦汉甚至中古时期的西南区域范围，必引《华阳国志》这一重要作品。但由《华阳国志》的篇章安排来看，西南夷地区与西南地区或梁州之域也没有必然的关联。
总之，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应包括巴蜀地区、西南夷地区两大部分。其中的巴蜀地区，又包括汉中地区。因本书考察时段后段限于汉末，以东汉之“西南政区”为限，即东汉的益州刺史部地区，包括今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全境，亦即今日观念中狭义的西南[43]，但也包括因讨论问题的需要或为符合上古民族地理观语境的今日所称广义的西南所涉及的部分地区，主要是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甘肃东南角。同时，在某些局部问题上，考虑到区域选择过宽会导致表达过泛的问题，而过细又会导致格局或规律难以揭示的问题[44]，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又会在如上区域范围的基础上作适当的伸缩。本书所选定的研究区域范围与《华阳国志》政区大体相同，只是《华阳国志》政区中的涪陵郡、牂牁郡两郡的区域超出了汉代益州刺史部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