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考古

第一节 旧石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建立与理论探索

一 填补区域空白

70年来，经过专业人员的努力，到目前为止，除因处于沉降区或强力自然侵蚀区未保存第四纪地层的少数区域外，几乎所有省区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证据。[5]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田野发现和科研工作更是迅猛发展。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持续进行，除了新发现一批人类化石外，还获取了大量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完善了周口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周口店详尽、系统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完成。[6] 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发现源于西北地区，20世纪20年代甘肃、宁夏的发现拉开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序幕，沉寂多年之后，这一地区又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如秦安大地湾、庄浪徐家城等；陇中、陇东地区新发现的一批遗址则完善了甘肃中部旧石器考古序列。宁夏水洞沟系统而持续的考古发掘研究已被公认为近年来旧石器考古的标杆性工作，邻近鸽子山遗址的发掘则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区建立了晚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早期的年代序列。同样经过持续性的工作，泥河湾盆地由零星的化石、石器分布点化身为拥有着数百万年考古学文化年代完整序列的中国乃至世界旧石器考古研究圣地，研究区域也扩展至蔚县、怀来、大同等地。除山西、河北等传统旧石器遗址密集分布区之外，中原地区的陕西、河南、山东均取得新突破。汉水流域、关中盆地、洛南盆地发现旧石器早、中、晚期序列化的遗址；河南嵩山南麓郑州、新密发现数量极为丰富的旧石器晚期遗址；洛阳栾川地区发现了以龙泉洞和孙家洞为代表的遗址群；山东日照、青岛的旧石器新发现明确了东部沿海地区旧石器遗址的地层和年代序列；天津蓟县发现的旧石器遗址群也填补了该地区的空白。

北方边疆地区近十余年均有令人瞩目的旧石器新收获，内蒙古乌兰木伦遗址发现距今3万—7万年含莫斯特因素的文化遗存；辽宁庙后山、黑龙江十八站等早期发现的重要遗址开展了新的工作，取得新的认识；沈阳农大后山遗址填补沈阳地区的旧石器考古空白，将沈阳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至距今11万年左右；吉林、黑龙江则开展了以河流阶地为主的区域旧石器专项调查，发现一大批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新疆、西藏因地理环境条件等原因，一直是旧石器考古研究相对薄弱的区域，近年新发现的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提供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典型的莫斯特文化遗存，对研究北方边疆地区四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扩散，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7]。西藏那曲尼阿底发现距今4万年以石叶技术为主的文化遗存，为我们探讨人群迁徙、技术传播或演化提供了重要证据，也为我们探索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的适应能力、复原高原古环境、气候提供了重要材料[8]。

因地形限制和植被覆盖，我国南方地区新发现旧石器遗址的总体数量相对北方少，但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数量丰富，云南元谋是我国最早的人类化石产地之一；重庆巫山龙骨坡、湖北建始龙骨洞、湖北郧县人遗址、安徽繁昌人字洞、浙江长兴七里亭、安吉上马坎均发现了距今200万—100万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广西百色盆地、步兵盆地、广东郁南、湖南澧水、沅江、湖北丹江口、建始地区均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群。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数量则在近年急剧增长，几乎所有大、中型水系均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证据，特别是西南、东南石灰岩地区分布了大量洞穴遗址，相对完好地保存了人类活动遗迹和能够复原人类活动环境的动植物、环境遗存。

二 研究理论的积极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余年，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均已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证据，尽管相对零星，但以贾兰坡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开始探讨旧石器考古学文化与技术体系的发展与传承[9]。

改革开放后，旧石器考古新发现的数量急剧增长。此时野外工作的质量和信息采集水平也有了长足进步，在此背景下，以张森水为代表的学者以整个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文化体系为视角，总结并系统梳理我国旧石器考古的各项发现，他将“区系类型”概念引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确定了旧石器工业类型的划分原则和方法[10]，认为该地区存在一套贯穿始终的工业系统，而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出现如石叶、细石叶等新的文化与技术系统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进而提出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学说和“继承延缓发展、交流促进创新”的认识[11]。随着21世纪近20年来旧石器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与壮大，各区域新的旧石器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研究理念、方法、技术不断创新，旧石器考古学者在旧石器考古学文化传统的问题之外，开始思考环境变化对人类演化、迁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此使用了什么样的行为模式等问题。高星等“对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时空分布、埋藏情况、石器制作技术与使用功能、石制品类型—形态特征与演化趋势、对石器原料及其他资源的利用方式、区域文化传统的划分和特点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人类‘综合行为模式’，并以此对本地区古人类演化过程和文化特点的成因进行分析和阐释；提出该区域古人类于更新世的大部分时期内在生物进化与行为演化上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高频迁徙性、务实简便性、灵活机动性、因地制宜性和与环境的和谐性；在文化发展方面表现为保持传统与进取创新相交织；从考古学角度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12]。

三 交流、碰撞、适应中的旧石器考古学文化

人类演化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人类认知自然、理解自然、利用并改造自然的生存繁衍史。我国960万平方千米广袤大地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千差万别，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石器生产技术并孕育出类型多样的考古学文化。旧石器考古学文化模型的建立有助于我们探索数万年前人类的交流与互动。从世界范围看，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文化中缺少阿舍利、莫斯特等在同时期的非洲、欧洲被视为技术代表的文化因素，因此被认为石器制作技术简单、文化发展缓慢。我国学界内部也曾就中国是否存在标准意义的阿舍利手斧，以及“莫维斯”线假说等展开过激烈的讨论。高星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存在着手斧这一类器物，但它们在形态、技术、组合关系、丰度上与旧大陆西侧有很大区别。[13] 不论是人类演化的化石线索，还是旧石器考古学文化的二元结构与延续，都表明人类在中华大地数百万年演化过程中的延续性与独立性。完全替代与大范围的文化更迭目前仍找不到有说服力的实证。

由于我国环境、气候、资源分布的区域差异，早中更新世就存在多种不同的石器技术体系，形成了从早期至晚期基本存在的南北二元结构，以及诸多区域工业类型，绝不是简单的持续数百万年的“模式1”。石器技术并非“专利”产品，是迁徙还是技术演化？不同的石器技术是否对应不同的人群？这种对应是单一还是多重关系？类似的问题，目前很难得到明确结论。

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存在怎样的交流方式也很难找到直接的实物载体，但类似于勒瓦娄哇、石叶、细石叶等复杂的石器制作技术可以还原一定时间尺度上的古人类及其文化交流。关于石叶和细石叶技术在中国的起源与扩散有着不同的学术观点，新线索的出现有可能复原文化传播的过程，我们可以将人群的流动性更紧密直接地与人类生计、适应、行为等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阐释[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