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下“民族诗歌”的“多民族文化”话语可能

历史已证明，对作家、诗人来说，具有创造性的“民族”既是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又是一种永续的创造力，具有无限的书写可能，甚至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与精神资源也成为主流文学的重要创作来源”。[27] 在如今的“多民族文化”理论视野下，“多民族”作家、诗人围绕“中华民族”与55个少数民族共同的意愿、传统、文化及精神等意蕴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民族书写。这种民族视角的写作为主流文学重要创作来源为“多民族文学”创造了丰富的可能。对现代诗歌而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诗歌创作不仅只是简单地观照某个民族在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意愿、价值与精神等意蕴，而是将“民族”观照作为一种创作理念与抱负，以寻求民族诗歌与新诗及时代的多种可能。当下，“多民族”诗人趋于成熟的民族诗歌创作，作为一种新诗创作体裁实践，其写作的意蕴、特征展现出民族诗歌体裁与现代诗歌共同的发展可能。

第一，“多民族”诗人多以否定性情感表现现代民族书写的深度与激情。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在《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指出：“当今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及其生活是由殖民经历所塑造的”。[28] 这种殖民、苦难的经历对人的影响是深刻的，虽然这种影响不太被人意识到。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中华民族分分合合的历史及近代以来半殖民的苦难记忆必然直接影响“多民族”诗人的情感表达，并形成了无数的具有否定、讽刺、批判情感与意识的民族诗歌作品。中国55个少数民族历史中形成的民族史诗、叙事长诗等“韵体文学”《格萨尔王传》（藏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江格尔》（蒙古族）、《阿诗玛》（彝族）、《马骨胡之歌》（壮族）等作品，以及前文所提到的闻一多《发现》中的诗句“‘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可以形象地说明这种影响。我们作为一个优秀的21世纪诗人，如切斯瓦夫·米沃什所言，“意味着要接受各种悲观主义、讽刺、苦涩、怀疑的训练”。[29] 以揭露民族苦难、讽刺侵略、赞扬抗争与牺牲等为意蕴的民族诗歌创作传统与情感，无疑为现代诗人建构起了久远的否定、讽刺、批判等深度的思维。所以，在“多民族文化”的理论视野下，“多民族”诗人重拾民族诗歌当中这种“否定情感式”的认知与思维，很大程度上能够建构起一种现代的民族书写的深度与激情。

第二，“多民族”诗人以非母语写作创造合宜的民族精神表达。

传统的民族创作强调母语的运用，然而由于现代汉语的普及，“多民族”诗人群体主要以普通话作为交往用语，以现代汉字为书写用字，纯母语写作或母语与汉语的“双语写作”比重非常有限。所以当下“多民族”诗人的民族创作明显的特征是一种非母语写作。很明显，“多民族”诗人这种双语（母语与汉语）或多语相结合的非母语写作不仅提升了民族诗人的书写能力，同时也引发了相应的写作焦虑，但综合地看，民族诗歌的非母语写作应是利大于弊。正如藏族诗人、作家阿来所言：“我是一个藏族人，又用汉语写作”[30]，“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31] 可以说，朝向母语精神的民族诗歌及“多民族”诗人群体，他们是乐于包容与接受非母语写作的。一方面是因为非母语写作的思维、技巧、规则让民族诗人更容易驾驭民族诗歌，拓宽民族诗歌相对新诗有限的表现领域。同时，如阿来所言，另一方面非母语写作能够深化写作者的创作初心，培育他们写作的冲动与使命。

“多民族”诗人群体的非母语写作问题，本质上是群体自发地对民族语言、意蕴等内容与新诗创作关系的一种“合时宜的思考”。诗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多民族”诗人的非母语写作实际上是以多种的语言形式创造合宜的母语精神与民族意蕴表达。“当一个民族从自身内在的自由之中成功地构建起语言时，就意味着它迈出并完成了关键的一步，即获得了某种新的、更高层次的东西；而当一个民族在诗歌创作和哲学冥想的道路上取得了类似的成就时，便会反过来对语言产生影响。”[32] 弱化的母语并非真正消退，而像“涓流入海”，沉潜为每个人生命意识中“某种新的、更高层次的东西”。随着民族诗歌表现力、书写能力的提升，在“多民族”诗人群体的非母语写作“实际”中，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民族的母语、民族的意蕴，俨然作为一种更高、更新的精神出现在民族当中。在“多民族文化”理论视野下，“多民族”诗人的非母语写作作为民族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与主导特性，不仅不是对民族母语精神与民族意蕴的背弃，相反是一种发自每个诗人的真心呵护，借助非母语写作的表达深度与厚度，沉潜的母语精神与民族意蕴将表达得更为恰当与合宜。

第三，“多民族”诗人创造“民族共同体”的符号诗学。

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语），民族是由多人的社群创造的“符号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民族诗歌作为“民族共同体”最亲近与最重要的载体，以符号的形式记录、保存了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与传统。福柯指出：“古代的遗产，类似大自然本身，是一个宽广的阐释空间；在这两个情形中，都必须记下符号并使它们逐渐开口说话。”[33] 符号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具有叙事特征的符号。民族的“符合共同体”是人所居社群的精神家园、心灵的家园，民族书写就是借助符号让“符号共同体”“开口说话”，以实现对民族的想象与阐释。“符号不仅是意义传播的方式，更是意义产生的途径。”[34]“多民族”诗人的民族诗歌创作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叙事，即以人的最高意愿、激情开展的民族书写，其目的不是简单地让人归属与认同民族的“符号共同体”，而是要完成对“符号共同体”的现代审视与诗性认知。在这一过程中，承载与诉说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符号，它们所具有的历史内涵被体认、提取与再度阐释，并被“多民族”诗人的时代意识、生命意识加以重构、生成意义。显然，民族“符号共同体”的“符号化”过程与“解符号化”过程能够说明传统与现代的两个不同阶段的民族诗歌创作，前者以历史中的史诗、叙事长诗等形式进行与达成，后者以“多民族”诗人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诗歌的方式进行与达成。在“多民族文化”理论视野下，两者并无本质的差异。

第四，百年“新诗”背景下现代诗歌艺术的本体建构。

近年来，在“新诗”百年的背景下，国内各界进行了多维度的“百年新诗”探讨与观照，以求实现对新诗艺术的总结与创新。然而在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影响下，在“诗人”与“诗歌”数量庞杂的时代情况下，“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仿佛是“诗”与“非诗”问题。“一个时代，诗的词汇由那个时代诗人所使用的说话方式组成。”[35] 当今时代，由于网络写作、垃圾写作、下半身写作的“非诗人”与“非诗写作”使用的非诗语言所传递出的非诗情感、观念，及所引起的“非诗”潮流，它们对诗歌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伤害”。所以，在新诗百年之时需要对新诗艺术进行一种本体的观照与认知。在“多民族文化”理论视野下，新诗艺术的本体创新最有可能在书写严肃、意蕴厚重的民族诗歌中找到。因为相对于新诗艺术的其他类型与实践，“多民族”诗人书写对象、内容、形式、意蕴等丰富、深刻的民族诗歌，是新诗艺术进行本体创新的最佳“母体”。“以表层而言，构成诗歌的元素和母题，多来自森林、草原、瀚海、绿洲、高原、喀斯特山海、山谷、稻田的民族生活。但表现在诗歌中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情结，类似荣格的集体无意识。”[36]“多民族”诗人基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以共同的意愿，共同的情结、激情开展新诗的民族审美，能够唤起潜藏于个体当中的生命尊严与严肃，并让他们以一种稳定而本质的语言观与生命意识进行真诗的写作，从而生成新诗艺术的本体创新。

“心有所属”的朴实愿望对诗人而言，就是让心灵与写作能够安放于一“地”。民族既是诗人某个真正地域，又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栖居”民族地域，观照民族的精神与内涵，对诗人来说是一种灵与肉的“回家”与升华。民族的“家”滋养诗人的灵与肉，使诗人平静，有担当，更给诗人们无限的可能。民族深远的传统，稳定的心理结构及丰富的审美意蕴，既是民族诗人忠于本民族母语精神、民族意蕴本意的创作方法，又是“多民族”诗人拓宽个体创作维度，进行深度、普世写作的可能形式。新诗所探求的创新与发展，有望在此完成。

显然，“多民族文化”理论视野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越来越被重视，作为“多民族文化”重要构成与表现内容的民族诗歌，对勘探“多民族文化”的价值，展现“多民族文化”理论视野的时代地位，意义不言而喻。最能代表“多民族文化”理论视野本体意蕴的民族诗歌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时间过程，其间汉族诗人在民族地区的民族创作归属民族诗歌、少数民族诗人书写能力的提升不仅是民族诗歌百年发展的显著特征，而且为“多民族文化”和“多民族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史实支撑。如今，随着“多民族”诗人民族创作群体的壮大，书写能力的提升，这种时代趋势共同推助了民族诗歌与汉语新诗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