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藏《史记》六朝残本研究
自杨恽宣布《史记》，至班固父子继《史记》写《汉书》，其间又有刘向父子校理群书，引用《史记》，诸多因素，为《史记》的流传创造了条件，《史记》异本亦遂之产生。因节引、续作、删补、评论《史记》，到六朝时，《史记》文本已“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裴骃《史记集解序》）。这些“真伪舛杂”的《史记》异本都没有流传下来，其原貌已无从知晓。但六朝《史记》并未完全亡佚，幸有两件残本存世：一为《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一为《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据以研究，或可揭示《史记》六朝异本的特点。此两件《史记》残卷现藏日本石山寺，贺次君《史记书录》误作高山寺。[1]至于如何流入彼邦，则不得而知。1918年罗振玉影印，以《古写本史记残卷》刊行，故寻觅并不困难。
一 关于残卷的抄写年代
最早著录此两卷的是日本学者近藤正斋（1783—1841）的《正斋书籍考》：
藏于石山寺的皇朝传古钞卷子本《史记》残篇，是钞于天平年间的李唐传誊真本，应是最古的奇本，可谓海内至宝，可惜残缺，幸赖佛经得以传存。[2]予尝游石山，亲睹真本……
近藤正斋认为此残卷是抄于天平年间（729—768）的唐抄本，其后无人否定其说。1918年，罗振玉影印此残卷时，认为写于六朝，他在《古写本史记残卷·跋》中说：“《张丞相传·匡衡传》末‘深惟士之游宦’句上，今本有‘太史公曰’四字，此卷无之。案‘孝武时丞相’以下，《索隐》谓是褚先生所续，则不当有‘太史公曰’四字。然《索隐》又云‘此论匡衡以来事，后人所述，而亦称太史公，其叙述浅陋，一何诬云云’，则唐本已有此四字，然则此卷出于六朝以前古本可知矣。”罗振玉的跋语表述得不很精确，既可理解为是六朝古本，亦可理解为抄自六朝古本，以致引起后人纷争。贺次君先生认为罗说是指六朝本，说：“此卷（指《张丞相列传》）字画清劲快厉，与后《郦生陆贾列传》同出一手，《郦生传》信为六朝人所写，兹并从罗说，亦定为六朝抄本。”[3]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并不肯定此残卷为六朝时写本，在所著《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中引用四说，即：第一，从文中不避“民”字讳，可以认为此本至少是以唐太宗即位以前抄本为祖本，并根据此卷背面的《金刚界次第》的撰写人——石山寺中兴名僧淳祐次第的寂年是天历七年（953），这应是此残卷抄写年代的下限。第二，近藤正斋在所著《正斋书籍考》中谓抄写于天平年间，即729—768年。第三，根据《河渠书》残卷书缝处及卷末有“藤”字阳文朱印，断定是藤原忠平之印，并认为此抄本可能是藤原忠平的手迹。那么，此残卷应是藤原忠平在世年间（880—949）抄写的。第四，神田喜一郎在《容安轩旧书四种解说》中说：“故见存太史公书，以石山（即此两残卷）为最古，以此卷（指《河渠书》残卷）互照，书法清劲，皆唐人手述，至其抄写年代，未易遽定孰为前后也。”神田喜一郎认为此两卷与《河渠书》残卷皆出自唐人之手，并认为罗振玉所说的“此卷出于六朝以前古本可知矣”，是指此本以六朝以前古本为祖本，非谓此本为六朝抄本，并指责贺次君误解了罗振玉的话。[4]诚然，神田所说有其可取之处，但他亦同样误解了罗振玉的话，“出于六朝以前古本”与此本为六朝抄本并不矛盾。而恰恰说明此本既不是六朝以前古本，亦非唐抄本，而是二者之间的六朝时期抄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人书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于“民”字或缺笔，或改作“人”，此残卷若为唐人所写，必定将六朝古本中的“民”字改换，或缺笔，而此残卷仍书“民”字，知其定出唐以前。
水泽利忠先生列举四说，最终也没拿出结论，而且所定上下限从729年至949年，前后竟跨越220年，令人费解。
考订传世古本的抄写年代，既要考察书写材料、书写格式，又要审核内容等多方面因素，方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考此两残卷，皆是卷子本，为唐以前通行的书籍形态。《书林清话》谓：“《演繁露》云：‘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今书册是也。’然古竹牒已用叠简为名，顾唐始以缣纸卷轴改为册叶耳。”[5]从此两残卷的形态，最迟不晚于唐初。从内容上看，与前节所述六朝异本有联系。如《郦生陆贾列传》：“足下起瓦合之众”，今本作“足下起纠合之众”，《集解》“一作‘乌合’，一作‘瓦合’”，《汉书》作“足下起瓦合之卒”。是裴骃所见两本与其所据本异，故加注。裴骃所见作“瓦合”本虽未必是此卷，然与此卷属一系统无疑。可证六朝时尚作“瓦合”，后人误改作“纠合”，《汉书》据未误本，仍作“瓦合”。贺次君先生谓“今本作‘足下起纠合之众’并出《集解》‘一作乌合，一作瓦合’，而此卷无注，盖《史》文本作‘瓦’字，后人改‘瓦’为‘纠’，又旁注异文，遂误以为《集解》，是为宋人窜乱《史》文及旧注之证”[6]。贺氏谓后人改“瓦”为“纠”甚是，然谓“又旁注异文，遂误以为《集解》”则非。裴氏作《集解》所据本已作“纠合”，所见异本作“瓦合”、作“乌合”，而异本作“瓦合”，无须出注，后人据异本转录《集解》而略去，今此卷亦无注文便是其证。
二 两残卷与今本的关系
（一）《张丞相列传》
此卷残，自卷首至“错客有语错”前皆缺。此卷与《郦生陆贾列传》规格相同，卷高均35.8厘米，黄麻纸，每行十四字至十六字不等（《郦生陆贾列传》或有十七字），注双行，行二十二字。字体相同，应是同一人于同一时期所抄。卷末题“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空三字题“《史记》九十六”。两卷的书写形式与宋以后的刻本无大异，均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唯每一丞相传均提行，今本则连书不提行。
（1）今本与此卷的承继
此卷与今本（以景祐本为对校本。即中国台湾出版的仁寿本二十五史本）文字差异校大，计五十处（其中注十处）。五十处中，与景祐本同者仅三处：“桃侯刘舍为丞相”，《集解》作“谥刘舍”。景祐本同，杏雨藏本、淮南路本亦同，它本“刘舍”或作“刘含”。“太史公曰：‘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而封侯者，微甚。’”此本与景祐本无“太史公曰”四字，杏雨藏本、淮南路本同。与其他本同者无。又“是何见之明也”，景祐本、杏雨藏本同，毛本亦同，它本皆脱“是”字。此卷与今本相异之处，多以此卷为是。贺次君先生在《史记书录》中多有考辨。然亦有不确之处。如谓“‘桃侯刘舍为丞相’与《汉书·张苍传》同，今本讹作‘刘含’”。今本中，仅毛本，中统本讹作“含”，他本皆作“舍”。此句《集解》“含”字三出，宋刻本皆作“舍”，由此可证“舍”讹作“含”是在宋刻本以后。虽仅此三例，但似可考虑此卷与宋刻本有相承继的关系。此卷经唐至宋，一再传抄，仍存《史记》不误之文而遗于宋，更何况裴骃作《集解》所据本已误在先，宋刻同于此卷，便非偶然所致了。
（2）今本致讹因由
以此卷与今本相校，此卷胜于今本，虽也有讹误，但文字讹误率远远低于今本。推寻今本致讹之由，不难发现，主要来自脱衍：“为相备员而已”，今本作“为丞相备员而已”，衍“丞”字；“功名有著于当世者也”，今本脱也字；“使相之”，今本衍“相工”二字；“此子贵当封侯”，今本脱“侯”字；“而私奏请验之”，今本作“而私独奏请验之”，衍“独”字……脱文、衍文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因形近致讹的比例。相反，此卷的讹误，脱、衍稀见，而以形误为主：“丞相奏请诛内史错”，此卷“奏”误作“奉”；今本“娖娖廉谨”，此卷“谨”误作“谣”；今本“明用秦之颛顼历”，此卷“秦”误作“奏”；今本“以读书术为吏至大鸿胪”，此卷“吏”作“史”。贺次君先生以《汉书·韦贤传》有“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为据，证此本“史”字讹，[7]是可信的。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说刻本距写本年代越久远，脱、衍状况越严重；而写本的讹字，刻本则往往很少延续。
（二）《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
如上所述，此卷与《张丞相列传》为同人同时所抄，通篇完整。卷首卷末大小题均存。卷末处有脱文，从“雪足枚矛曰”至“陈留令曰”大约脱315字。每半页七行，每行十四字至十七字。注双行，行二十字左右。
此卷对《史记》版本研究有重要价值。与今本相校，有异文113处。经考证，多以此卷为是，故可证今本之讹。而此卷为是之处，往往与《汉书》一致。在本章第三节，已论述了六朝写本与《汉书》的关系，阐述了六朝本《史记》与《汉书》歧异的因由。在此卷中，更能充分体现上节所论观点。
此卷与今本《史记》相异的113处中，有17处同于《汉书》，且可证此卷为是而今本《史记》为误。贺次君先生在《史记书录》中几乎将此类例证全部举出。然贺次君先生似对此卷过于推崇，亦有以误为正之处，试举五例：1.“生自谓我非狂生”，此卷作“生自谓我非狂”，《汉传》同。此应以今本为是。上文有“然县中豪杰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此句是郦生让为沛公骑士的同乡向沛公转达他的话“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狂生”，在其时有其固定的含义，似指性情刚烈倔强之人。若作“狂”，则与“狂生”义不同。2.“鞭笞天下劫诸侯”，今本作“鞭笞天下，劫略诸侯”，《史记》多用“劫略”字。《韩信卢绾列传》：“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上闻，乃赦赵、代吏人为豨所诖误劫略者，皆赦之。”“劫”与“劫略”义有不同，应作“劫略”为是。3.“于是沛公辍洗，起衣”，《汉传》同。今本作“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贺次君谓“起衣，著衣也；摄者敛著之义，‘起’‘摄’二字义复，今本‘摄’字疑后人旁注混入，当衍”。贺说非。文献中未见“起衣”解为“著衣”之例。《高祖本纪》亦作“摄衣”：“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日者列传》：“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管婴列传》：“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由此可见，“起摄衣”与“摄衣而起”同义，起是起身之义，并不是“著衣”，今本不误。4.“齐王曰：‘天下何归？’曰：‘归汉王’”，今本作“齐王曰：‘天下何归？’曰：‘归汉’”。《汉书》作“齐王曰：‘天下何归？’食其曰‘归汉’”。贺次君先生谓“今本依《汉书》删‘王’字，时沛公为汉王，未称帝，故曰‘归汉王’，与称帝后单言‘汉’者不同，《汉书》有脱字，后人不知而误改者”[8]。贺说不确，沛公未称帝时为汉王，亦单言“汉”。如《项羽本纪》：“陈余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又“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汉王未称帝时已汉、楚并称，故不可指今本及《汉书》作“归汉”为误。5.“尉佗大叹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汉传》作：“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今本与《汉传》同作“大笑”。贺次君先生谓：“疑‘笑’为‘叹’之烂文，叹者，尉佗以不起中国，而崎岖山海之间故不若汉之广大，颇有自惜之意，史公乃以‘叹’字状之，今本乃从《汉传》改作‘笑’矣。”[9]此说仅为推测之词，不能令人信服。“大叹”不辞，古文献中无此用例，《史记》中“叹”字凡四见，作“窃叹”“叹曰”“喟然叹曰”，今人也无用“大叹”者。似应作“大笑”为是。
《史记》与《汉书》的关系，前人已多有论述，尤其是文字异同，或谓今本《史记》据《汉书》改，或谓《汉书》改易《史记》文，往往很难梳理清楚。今以六朝写本为据，即可正《史记》之误，又能明了《汉书》与《史记》文字差异之因，六朝写本的价值自不待言。
《史记》传至六朝，虽“是非相贸，真伪杂舛”，但仍近司马迁所著原貌，较后世刻本可信处为多。这是六朝本的可贵之处。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此两卷与今本的异文中，六朝本异文同于今本者甚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六朝异本与宋刻本不属一个系统。裴骃作《集解》，距六朝写本时间并不很久，不容有此大异，可见今《集解》本在唐时窜乱益甚，至宋已非裴骃所著原貌，与六朝本大异。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
[1] 此两卷为日本滋贺县石山寺所藏，罗振玉于1918年2月影印，收入《古写本史记残卷》中，但错记藏地，他在跋语中说：“《史记》残卷二：甲、日本古写本，前佚其半，京都神田香岩翁藏；乙、张丞相传之后半至郦生陆贾列传，高山寺藏。”贺氏据此误记，亦著录为高山寺藏。
[2] 此两卷的背面抄有《金刚界次第》，石山寺以藏经为目的而存藏，非为藏《史记》，故近藤有此说。
[3] 参见神田喜一郎《贺次君氏的史记书录》，《中国文学报》第10册，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1959年4月刊。
[4] 参见神田喜一郎《贺次君氏的史记书录》，《中国文学报》第10册，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1959年4月刊。
[5] 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5页。
[6] 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页。
[7] 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页。
[8] 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页。
[9] 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