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屐痕处处”：地域文化视野中的郁达夫
一 郁达夫与北京
今天讲的题目是《郁达夫与北京》，这是一个比较应景的题目。一大清早赶来听讲的朋友，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话题中的两个关键词:郁达夫、北京。在座可能有的是对郁达夫感兴趣，也有可能对北京，尤其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文化或者历史感兴趣。我觉得这是最宜在北京演讲的郁达夫题材。当然，类似的演讲，如果放在上海，可能是《郁达夫与上海》;放在杭州，就是《郁达夫与杭州》。因为我们都知道，郁达夫一生都在漂泊，他是一位屐痕处处、四海为家的游子，一位任何意义上的行吟诗人，足迹遍布东中国和东南亚。除了北京、上海和杭州，他还在广州、福州、安庆、武昌停留过半年以上，至于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更遥远的印度尼西亚，更是他此生逃脱不开的宿命。今天在这里想以《郁达夫与北京》为题作一点不成熟的思考，还望向各位北京的朋友请教，请大家批评。
这个标题所蕴含的考察角度，或者说立论的基础，应该是北京和江南两地的文化差异，这是我们释读诗人独特气质的一个解码器。郁达夫生在富阳，长在江南，出生地文化带给他的，除了清瘦的身量、苍白的容颜，还有与生俱来的细腻、敏锐和多愁善感。他爱读书，爱作诗，爱江山，爱美人，具备一位江南才子的全部气质;而北京，身为皇城数百年，又居燕赵慷慨之地，那种雍容华贵和沉静辽阔的气象，是郁达夫的成长环境所不具备的。所以，当一位江南诗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抵达北京，当出生地文化遇上截然有异的寓居地文化，这位诗人的生命曲线、文学曲线会发生怎样的波动？
本次讲座准备从三个层面展开:郁达夫在北京，郁达夫写北京，郁达夫和北京。这不是文字游戏，三个部分各有可以回顾和联想的内容。
（一）郁达夫在北京
郁达夫与北京有比较完整的交集，并且在他的创作里留下了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的，主要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9年9月下旬到11月上旬。1919年夏天，郁达夫从八高毕业并考入东京帝大，9月4日，应长兄郁华之召，郁达夫回国，自杭州富阳辗转至北京参加外交官、高等文官考试，这年11月离返日本。
1919年的外交官考试安排在 9月26日，我们读郁达夫的诗，发现他9月22日还在“夕阳影里过徐州”，到得匆忙，所以错过了志在必得的外交官考试;而高等文官考试第一试（甄录试）10月14日开始，第二试（正试）安排在 10月19日。郁达夫 10月19日有诗《晨进东华门口占》，说的是这天天未晓时走进紫禁城东华门内正试试场时的情景和心情，这说明他通过了 14日的海选，但这一天的正试却未能通过。所以，心情郁闷和愤懑是可想而知的。有他当时题的诗为证，如《己未秋，应外交官试被斥，仓促东行，返国不知当在何日》。
外交官、文官考试制度是作为中国传统科举制的替代物出现的。1905年，科考制度宣告终结，为顺应时代潮流，选拔国家栋梁，北洋政府设立了自己的外交官、文官考试制度。现有资料表明，1913年1月9日北洋政府公布了《文官考试法》，1918年又修订出台《高等文官考试法》，但考试科目大多是法学内容，未经专门准备的郁达夫名落孙山，自然不足为奇。
这两个月的经历和感受，郁达夫在他的一些文字中有所还原。
庸人之碌碌者反登台省;品学兼优者被黜而亡！世事如斯，余亦安能得志乎！余闻此次之失败因试前无人为之关说之故。夫考试而必欲人之关说，是无人关说之应试者无可为力矣！取士之谓何?
——1919.9.26日记
……夜月明，与养吾、曼陀踏月论诗，出阜成门，沿河缓步……
——1919.10.5日记
第二年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这一年九月里，我因为在荒废的圆明园里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场大病。
——《血泪》（1922.8 作）
这个时候，刚刚过去的五四学潮拉开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序幕，青年人反帝爱国的热情被点燃，质疑旧传统、创造新规范的言行被追捧，郁达夫也不例外。日记中他感慨:
山东半岛又为日人窃去，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日与日人约:二十年后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
——1919.5.5日记
综合来看，这两个月，诗人主要经历了两件事，一是参加两项考试均告不第;二是初游北京，一个人彻夜凭吊圆明园遗址。这两场经历唤醒了郁达夫由来已久的情感体验:义愤和反抗。
这一年，郁达夫不满23岁。
第二个阶段，是断断续续的，但相对时间较长，从1923年开春到1926年仲秋。据郁达夫小说《十一月初三》的记录，这一次的北上，是“在上海想以文艺立身的计划失败之后，不得已承受了几位同学的好意，勉强的逃到北京来”。自 1922年7月从东京帝大毕业，郁达夫先在上海主持《创造》季刊，9月赴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3年2月初学期末辞职，孑然一身来北京长兄郁华处小住，其间结识了鲁迅和周作人等在京名流。为周作人以他的号召力“振臂一呼”，替自己摆平了关于《沉沦》的许多非议，郁达夫一直心存感念，抵京不久（2月11日）即主动联络周作人。2月17日（大年初二），周作人设家宴请北大友人和浙江老乡，特别邀请了郁达夫，鲁迅作陪。这个时候周氏兄弟尚兄弟怡怡，关系很好，郁达夫由此结识鲁迅。查《鲁迅全集·日记（1912—1926）》卷，1923—1926年在京期间，郁达夫与鲁迅往来 19 次。这在鲁迅的“门客”中交往次数绝不算多，与日后在上海双方的频繁交往也不能比，但彼此都留下了好印象，并开始长久和深厚的友谊。1927年，因为《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鲁迅发现郁达夫居然被看成“危险人物”，连连称“奇”，并说:“达夫先生我见过好几面，谈过好几回，只觉得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人，更何况得罪于国。”（《鲁迅全集·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可见两者堪称知音。
3月初，因为老祖母离世，郁达夫返富阳;10月10日，郁达夫应北京大学之聘，接替陈豹隐的统计学课，再抵北京，仍借住兄长郁曼陀家，给侄女郁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年春天郁达夫将妻儿接到北京，后来搬到什刹海，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其间虽亦赴武昌、上海、广州谋生，行迹仍漂泊无定，但总算有了能与子女家人共享天伦的两个暑假;直至 1926年端午期间遭遇长子的早夭，仓皇间自广州北上，10月离京南返。
这一段时间，五四新文学的重镇非北京莫属。就郁达夫而言，一方面，在与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新文学阵营紧密接触的过程中，郁达夫在新文坛声名鹊起;另一方面，1922年，郁达夫已从东京帝大毕业，没有了官费的接济，找不着稳定的工作，又有家室需要自己独立支撑，郁达夫开始感受“生的苦闷”。这三年里的东奔西走，基本都是为生计打拼。所以，可以说这一段经历，让郁达夫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世事的乱离困厄;而与这个阶段的经历感受密切相关的创作，我们看到的是《薄奠》和《一个人在途上》。
第三个阶段，1934年8月14日到9月5日，凡二十天。郁达夫自称是“不远千里”从杭州经青岛去北平，8月14日，“晨八时余，抵正阳门车站，十年不见之北京故城，又在目前了，感慨无量”（《避暑地日记》）。这20天纯粹是避暑加外交。因这一年杭州高温，据郁达夫《故都日记》记载，9月初杭州气温还在华氏 100 度，差不多摄氏 37 度以上;而北平只80多度，相当于不到摄氏30 度。所以，在北平赏秋，游景，买书，写作，访故，会友，郁达夫的这一次故地重游还是比较舒心的，而且，翻看《故都日记》，这 20 天里他专程拜访和会见的旧友，被称名道姓的就有近 70人次。这个时候，诗人年近不惑，早已功成名就，又与王映霞结缡多年，生活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次重游，应该是诗人尽兴而畅快的一次，其对老北京城沉着大气的充分体会和美好记忆，被记录在《故都的秋》和《北京的四季》等作品里。
（二）郁达夫写北京
我们选择郁达夫与北京寓居相关的三个作品，看看郁达夫笔下与北京相关的人和事。
1.《圆明园的一夜》
《圆明园的一夜》是郁达夫记在 1920年6月2日、3日的日记里的一篇日文小说试作，今为残稿，2007年浙江大学版《郁达夫全集》将其收入《小说》卷。这篇小说的构想显然与郁达夫的一个文学计划有关:他原计划与四位八高的日本同学合作创办一本日文文学杂志《寂光》。“寂光”在汉语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和常见的搭配，但在郁达夫的创作中我们却不止一次看到过它的行踪。比如鲁迅去世不久，郁达夫写下悼文《怀鲁迅》，其中即有“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的表述。在日文中，“寂光”有“寂静的光”“智慧的光”的意思;这篇小说后来又被预告将刊发于《创造》创刊号，题名《圆明园的秋夜》，后来为《茫茫夜》所取代;另外，我们在于听《郁达夫简传》、郁云《我的父亲郁达夫》、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里，也都能搜索到它的存在。
小说开头有这样一段文字，交代了这部小说的整体构思。
我想写的东西大致有二。一是《秋夜之事》，欲先从 K 的性格描写入手，接着是圆明园凄凉的景象，最后加入神秘吹箫人的传说;二是写在东京的我国留学生所遭受的虐待、留学生的复仇心、意志薄弱的主人公的愚蠢行为和愤怒之后由绝望而自嘲以及在辗转漂泊中的某个夜晚，面对某一女仆自嘲后嚎啕大哭等等。
很显然，构思中的兄长的友人“K”的故事应该与郁达夫的首次北京之行，尤其是圆明园之行密切相关。
郁达夫第一次面对圆明园，应该就在抵京不久的1919年秋天。因为三年以后，我们在一篇叫《血泪》的小说里看到了这个记录:“这一年九月里，我因为在荒废的圆明园里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场大病……”以郁达夫小说此期的“自叙传”笔法，这番描写基本可以采信，如果我们把《圆明园的一夜》《血泪》和此间的日记捉在一起读的话。这番描写亦足见圆明园对诗人的震撼之深。
那么，为什么是圆明园？郁达夫在其《自传之五——远一程，再远一程》中，有一段值得重视的文字。
从嘉兴回来，路过杭州，在梅花碑的旧书铺里，我竟买来了一大堆书。这一大堆书里，对我的影响最大，使我那一年的暑假期，过得非常快活的，有三部书。……一部是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这一部书，从戊戌政变说起，说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莲英的受宠，联军入北京，圆明园的纵火等地方，使我满肚子激起了义愤。……
从嘉兴回杭，是 1911年6月。郁达夫考取杭州府中后曾因膳费之故曲就嘉兴府中，6月因病辍学回富阳。这一年的暑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尚未发动，满清政府的统治正满目疮痍，摇摇欲坠。1860年10月，圆明园第一次遭英法联军蹂躏，几被烧成废墟;1900年再遭八国联军纵火，更被抢尽财宝，落得一片荒芜。面对圆明园的浩劫和泱泱古国的大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有“义愤”和“反抗”在心间;甚至可以说，20世纪初的中国公民在意识深处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个以雪耻和复仇为基本旨归的“圆明园情结”，当不至不被认同。手捧《庚子拳匪始末记》的郁达夫年仅 15岁，正是一名血性少年，从那部书中了解到圆明园之难的细节，“满肚子激起了义愤”，因此，平生第一次到北京的 1919年9月，郁达夫即专程赶去圆明园凭吊，环看那片让他心痛的“凄凉的景象”，看月亮，露宿，整一个通宵。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晚上凭吊者心绪的不平静;也可以想见这一整个晚上的凭吊，缘自郁达夫年少时候“圆明园情结”的召唤。
所以，诗人第一次的北京之行，催生了郁达夫早期小说残稿《圆明园的一夜》，也奠定了郁氏创作在文学关怀和审美品格上的“圆明园情结”，即以诗人胸中难以排遣的感时忧国、忧世伤生为情感症候，以悲凉颓废、残缺破败为审美症候的“圆明园情结”。这条“情结”线索，几乎贯穿了郁达夫全部的文学写作。那种“受虐”“复仇”“绝望”和“反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自卑敏感，我们在此后的《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空虚》《茫茫夜》等诸多作品中尽可以发现。尤其那种始终流淌的凄凉荒废的病态之美，和忧世伤生的文学关怀，更是郁达夫创作中最真率动人的地方。
2.《薄奠》
这部小说被认为是郁达夫中期小说的一个代表作。这是一部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人力车夫是城市平民的代表，也是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城市劳工”概念人群。五四时期非常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劳工神圣”，这个口号最早由北大校长蔡元培在 1918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引起广泛共鸣，许多文学知识分子借此表达对劳动者群体的同情和尊重，以及些许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像郁达夫早些时候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但毕竟工厂、车间并不是知识分子熟知的空间环境，郁达夫写劳动女工，也只让我们看到劳作之余的陈二妹。人力车夫就不一样了，知识分子常常可以跟他们零距离接触。所以，鲁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徐志摩、老舍等都曾作过关于人力车夫的诗和文，以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力车夫题材蔚为一个不容小觑的略带符号意味的文学奇观。
《薄奠》写于 1924年8月，正是郁达夫第二段北京寓居期间。那些年，郁达夫安家北京;而为了生活，却颠沛流离，四处奔走，尝尽谋生的艰辛和苦难。在这个过程中，郁达夫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平民阶层、劳工阶层和底层知识分子。这部小说，正是通过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的短暂交往，向底层民众实行自己“浅薄的社会主义”，体现那个年代读书人“劳工神圣”的理念。所以，这部小说在细节如实之外，也有了更多的现实主义气质:对生活险恶的关切，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早年郁氏小说那种自怨自艾自嘲自恋截然不同，体现出郁达夫创作质的转型——从关注“性的苦闷”，到关注“生的苦闷”;从浪漫抒情，到纪实写真;从青春冲动，到中年哀伤。
这个阶段郁达夫的一些名作，比如《十一月初三》，记录自己在京而妻儿离散、孤苦落寞的生活窘境;比如《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记录文学青年沈从文在北京寻梦不得、生计无着的艰难处境;比如《一个人在途上》，尤其龙儿夭亡后写下的这篇散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破碎的家庭的苦难和辛酸，和一位年近三十不能而立的中年父亲的歉疚和哀伤。总体上看，这个阶段的创作，郁达夫的整体转型是存在的，风格也是相对统一的:关注“生的苦闷”，注重纪实写真，体现中年哀伤，都与这一阶段的北京经历密切相关。
3.《故都的秋》和《北平的四季》
1934年8月14日，郁达夫第三次踏上了这块“旧日皇都”的土地。三天以后，“8月17日，晨起，为王余杞写了二千字，题名《故都的秋》”。后来，这个名篇，发表在王余杞主编的《当代文学》第三期上。这一段故地重游，除了《故都的秋》，1936年5月27日，郁达夫还写了《北平的四季》。我们把两篇散文放在一起，很能发现一些让人寻味的东西。
这时“北京”已改称“北平”。在我们脚下这座城市的历史上，“北平”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标志着一个空间，而且意味着一段时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的二十余年时间。从政治地理上讲，北平是被边缘化了的北京。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学中心、文化中心随政治中心一起去了南方，留守北平的文学知识分子被我们称为“京派”，那是一个带隐逸气息的文学群体，他们的写作，都有远离尘嚣、远离政治的意味。北平皇城不再，而旧都气息仍存的独特风韵，影响到了这些坚守北平的文人;而写北平的文字，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丝落寞，一点惆怅，一些怀想——在我看来，“北平”，比“北京”，更令人怀旧，更引人遥想，也更让人感受坚守的悲壮。因为“北平”是落寞的现在，而“北京”是辉煌的过去。站在北平想北京，或者身居北平怀故都，才会有郁达夫那种近乎直白的感受:“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然还是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这样的遥想意味着怀旧和思故，意味着对那些曾经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的歌唱，更是对“当然”的北京的歌唱。因此，郁达夫此文直接冠以《故都的秋》而非《北平的秋》，或许就为突出这样的故旧之感。
事实上，《故都的秋》充满的也正是空灵曼妙的遥想。或者说，作家信笔所至，并非抵达北平之时的所见所闻，而是诗人记忆里“当然”的故都，念想里永远的清秋。所有记忆都是美丽的，或者记忆里的所有都是美丽的，像花开一样美丽。“关于一个曾经住过的旧地，觉得此生再也不会第二次去长住了，身处入了远离的一角，向这方向的云天遥望一下，回想起来的，自然也同样地只是它的好处。”（《北平的四季》）尽管这样的今昔之比，在《故都的秋》中被以北国、南方秋之意境与姿态的深浅不同来体现。在郁达夫眼里，相比于南国的秋的半开半醉、混沌寡淡，北国之秋，却有着特别的清静悲凉，无论“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还是院子头顶一方碧绿的天色，槐树叶下一壶浓茶，牵牛花底几根秋草，槐花的一地落蕊，秋蝉的衰弱的残声，以及一阵凉似一阵的秋雨，都是那样深长和纯粹，甚至“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说的也都是故都——记忆里北京之秋的色泽与质地。于是，南方的秋天，“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赤裸祼的南北之比，又何尝不是北平的今昔之比，甚至，不是作家心目中无奈的现实与逝去的理想的对比？
所以我觉得，在有了《故都的秋》之后，《北平的四季》的作用，或者说这次写作所释放的全部欲望，或许只为全文开头的这几段话。
对于一个已经化为异物的故人，追怀起来，总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处;随后再慢慢的想想，则觉得当时所感到的一切坏处，也会变作很可寻味的一些纪念，在回忆里开花。
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的浓，格外的切。
《北平的四季》关于四季的文字可有可无，而上面这几段文字，确是辅助我们阅读《故都的秋》最好的注解，或者说，它表达的是《故都的秋》未尽的情感和思想。《故都的秋》是急就章，笔为情所左右，文字一气呵成，感情血脉偾张;而《北平的四季》则经过了近两年的沉淀，情感得到了理性的梳理，尤其前半部分更能体现这种积淀和深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故都的秋》以南北对比之表所隐含的今昔对比之里，让我们感受郁达夫对皇都之“故”的感慨，让我们体会作家心目中对逝去的岁月和理想的怀念。
（三）郁达夫和北京
讲完郁达夫和北京的几段交集和此间的几篇代表作，我们对郁达夫和北京的话题有了一些直观的感受。当然，我们最初设想的，当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文人、诗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抵达北京，当这个人的出生地文化遇上截然有异的寓居地文化，这个个体的生命曲线、文学曲线会发生怎样的波动，这样一个话题或有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
1.出生地文化与寓居地文化的对话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地。出生地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一种集体记忆，对人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甚至可能是与生俱来的。理论上讲，与一个特定地区或民族的特定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相关的人们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的总和，就是人们所说的地域文化。从地域文化学而言，特定区域固有的地理地貌可以影响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影响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影响物质基础和生活方式，而物质基础进而影响族群心理，形成个体挥之不去的原乡意识。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情感、道德、人伦……诸理念的原住民。
郁达夫是典型的江南才子。1896年，郁达夫出生在浙江富阳。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山水城市，位于江南吴、越文化之交汇地，故既具山城之美，也有江城之秀。吴、越文化一直并称，有着重乐轻礼、创新进取的共性，但两地地理不同，风俗各异，吴地水网密布，经济富庶，民风宽厚敦良，民性温婉浪漫，细致平和，多宽容而少铿锵;而越地则因山水穷恶而不免深刻尖锐、彪悍强硬，多所谓“浙东人的硬气”。就文化地理而言，富阳位于两浙交界之处，既有“浙西”之富庶，但又“为地方山水所束缚”，生活小富即安，人物矜持敏感。而且，据《富阳县志》，富阳曾称“郁半城”，盖言郁氏家族在当地影响之盛也。当然郁达夫出生的时候，满舟弄郁家已经盛景不再，不久之后便是“寡母哺孤”。所以，这样的生长环境，给了郁达夫不一样的童年。虽也经历了鲁迅般的“家道中落”，但与鲁迅看透世态炎凉的结局不同，家道变故让年幼的郁达夫更加深了细腻、脆弱、自卑、敏感的个性。作为诗人的郁达夫，作为现代小说影响力仅次于鲁迅的郁达夫，是这样一方吴越水土的传人。
而踞燕赵之地的北京，人文风土与江南截然不同。北国山很远、天更高，满目都是清冷和苍茫，这样的地理造就了它的子民的慷慨豪迈和沉静辽阔，迥异于江南小家碧玉版的温婉精致;尤其贵为皇城，骨子里有着几百年沉淀下来的傲视群雄的霸气，甚至平民也因为身在皇城根下而颇有一种不卑不亢的生活气度。北京的确有“城”的范儿。它被“墙”四面围合，显得沉稳大气，方圆有序，兼容并包又各不逾矩。上到紫禁城，下到四合院，每一个人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四方的天空。所以，北京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初的核心，成为新旧文化融合、三教九流云集之地，是因为它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子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能最大限度地让他们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
对此，当年的郁氏兄弟对北京也有同感。1918年10月14日，郁达夫在日记中记有“午前接兄长书……又云:富春无大人物，为地方山水所束缚也”这样一段文字。可见，在北京谋事多年的郁曼陀，相较于更深厚舒展的京都文化，对江南出生地文化的拘囿局促也是感触颇深。
郁达夫与北京的三次交会，正是出生地文化与寓居地文化的三场对话，每一场，都能在郁达夫笔下留下碰撞和触发的痕迹。
典型的例子就是郁达夫式的自叙传写作。20世纪20年代初郁达夫有关“性的苦闷”的自叙传写作，自与诗人“为做小说强说愁”的少年情怀、江南情怀紧密相关;但如果一味如此，郁达夫便不过是张资平式的恋爱专家，或鸳鸯蝴蝶式的才子文人。所幸郁达夫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此。在他的故事里，一个小我、弱我的生命体验总是能与民族前途、国家命运关联在一起，使郁氏小说脱离低俗趣味，而成为周作人所说的“艺术的作品”。这或与郁达夫的北京之行，与寓居地文化或圆明园情结不无关联。寓居地文化的介入，既强化了江南文化带给诗人的敏感多情的一面，更让他在字里行间写满了义愤和反抗。而《薄奠》时期的创作，则是两者第二次交互的结果:诗人开始直面“生的苦闷”，承受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希望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院落。在写作上，他开始回归生命，回归写实，变把生活虚拟化的“自叙传”写作，为把对象生活化的纪实体写作，体现出郁氏创作在大气包容的京城文化的触发下，从青春冲动向沉稳内敛的一种蜕变;第三个阶段，当然是以《故都的秋》为代表的怀旧与抒情，这座承载着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和现实苦难的皇城旧都的雍容华贵、典丽堂皇，对郁达夫文字的滋养有目共睹，诗人开始全身心回归自然，文字和文字背后的思想都显得简劲而大气。
以郁达夫的敏锐和敏感，则每一处异质的寓居地文化，或许都能调制出与出生地文化或相呼应，或相碰撞的和声。
2.原乡意识与侨寓写作的遇合
20世纪初的一代新文学作家，大都有从原乡去异乡的经历。正如鲁迅所谓“走异乡，逃异地”，这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而他们中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在异乡回望他的故乡，书写他的乡愁的，用鲁迅的话讲，大抵都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这个词，拆解一下，大致可以理解为“侨居在都市的公寓里”，这群知识分子，都有从穷乡僻壤走进现代城市的经历，或者从原乡走进异乡的经历，与生俱来的原乡意识受到侨寓写作的触动，或者原乡意识与侨寓写作发生遇合，这样的现象就出现在这些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上。而这样的遇合，不外乎妥协、信从，坚执、固守和化合、融合这样几种模式。郁达夫像是后者的代表。
在郁达夫的写作中，温婉细腻、浪漫飘逸的原乡意识受到异乡体验的影响，他的文字便带有了两者融合之后产生的独特效果。在东京，郁达夫的文字颇受日本“私小说”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叙传”这一纯粹郁达夫式的自我抒情文字，这一小说形式正是郁达夫自卑敏感的原乡性格与自我抒情的日式写作的一种有生命力的融合;在北京也是同样，我们看到了京城文化对郁达夫写作形成的修正和带来的波动。
可见，原乡意识与侨寓写作在郁达夫的文字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在这两者中间，首先，原乡意识是本，是根;侨寓写作是表，是末。这种骨子里的秩序毋庸置疑。原乡意识会让侨寓写作打上深刻的个人烙印，呈现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包括语言的、性情的、思维方式的。纵观郁氏创作，再多异质的寓居地文化，也不能改变我们从文字中获得的对这位江南才子与生俱来的阴郁自怜、敏感多情的认知。
同时，反过来，在“融合”的写作中，侨寓写作亦能凸显甚至强化作家的原乡意识。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相对于出生地文化而言，寓居地文化或可被视为“镜像文化”，作家在那样一种文化镜像面前，更容易折射和透视原乡文化的长和短、优与劣，从而在侨寓写作时更好地展示其优长，端正其短劣，正如《故都的秋》对江南原乡的反思一样;另一方面，寓居地文化同时也是一种“他者文化”，人在那样一种文化环境中穿越和行走，无疑可以让他对孕育自身成长的原生文化环境有一个更理性、更包容的自省和审视，从而重构自我形象，促进彼此融合。所以，在写作中，作家故土本位的原乡意识会得到更清晰的确认，更丰富的补益，和更多元的展示和交融。
而北京，又是与众不同的。它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象征。
郁达夫从富阳三抵北京，北京就是寓居地，是让诗人在出生地文化的熏陶之外，更感受义愤、悲伤和怀恋的地方。所以，相对于从杭州富阳走出的诗人，相对于江南原乡，北京是异地，是异乡;而距最后一次故都游历五年以后，郁达夫就远走南洋，开始了他此生最后一段没有终点的漂泊。这个时候，北京，又成了故国的代名词，成了另一意义上的“原乡”。我们看到，诗人浓得化不开的爱国爱乡的家国意识，正是通过回望北京这个“原乡”得到体认和释放的:他在遥远的赤道写下《看京戏的回忆》，时间是在 1941年5月，地点在新加坡。
谢谢大家!
（2012年2月应中国现代文学馆讲座作，原刊《中文学术前沿》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