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第一节 渭北水利的近代转型及其问题

1932年6月泾惠渠一期工程完工，1934年1月泾惠渠管理局在泾阳县城正式设立，泾惠渠管理局直属陕西省水利局领导，时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为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对泾惠渠的管理开启了近代陕西水利的新篇章，在泾惠渠之前，渭北泾渠系统是按照一套模式在运行，而在泾惠渠完成之后，渭北泾渠系统开始走上另一套模式，这就是笔者所关注的渭北泾渠水利的近代转型问题。要理解渭北泾渠水利的近代转型，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规章及方法的转变上，还要寻求近代转型为何发生？因为有近代化水利工程——泾惠渠的成功修建而近代转型发生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泾惠渠的修建能在历史的“那一时刻”成功？泾惠渠之前渭北引泾水利的情况如何？因此，若要深刻理解渭北泾渠水利近代转型的历史意义，有必要将其放在一个长时段的泾渠水利历史中来考察。本书选择的时间段为1465—1940年，选择1465年即明成化元年，因为这一年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项忠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引泾水利工程——广惠渠的兴修，该渠之兴修成为此后明清泾渠引水争议时常常谈及的话题，为明代引泾水利的大事件；选择1940年，不是一个确定的年份而是指20世纪40年代，此时渭北泾渠水利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它的近代转型。

“渭北”顾名思义即渭河以北，而渭河以北实为一个宽泛区域，根据历史上人们运用“渭北”一词的习惯，陕西“渭北”地区大致指渭河以北、泾河以东属于关中的地域。从行政规划而言，今咸阳市所属泾阳县、三原县、旬邑县、淳化县，西安市所属高陵县、临潼区、阎良区，渭南市所属富平县、蒲城县、白水县、大荔县、澄城县、合阳县、韩城市，铜川市所属耀州区，均可视为渭北地区[1]。本书所关注的渭北，主要涉及渭北的泾阳、三原、高陵三县。

对于渭北泾渠水利的近代转型是如何进行的？现有论著论述不多。1991年出版的叶遇春主编的《泾惠渠志》在组织管理、水费等章节已经涉及这个问题[2]，但总体上对近代管理转型的过程缺乏历史性分析。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等认为，陕西水利自20世纪30年代开启“以工程师与技术人员为主导的水利资源治理渐渐地取代了以地方士绅为中心的旧水利秩序”[3]，这一看法实际上是说陕西水利在近代发生了转型，但对泾惠渠具体转型并没有涉及。

渭北泾渠水利的近代转型为何发生？首先需上溯至泾惠渠为何能成功修建。在笔者看来，泾惠渠成功修筑的过程本身就代表着渭北水利的近代转型。现存的资料对泾惠渠成功修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魏丕信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1949年（还有1948年一些相关资料）以后大量介绍泾惠渠建设的中文资料里，将泾惠渠成功修筑归于李仪祉、杨虎城等；另一种为当时西文资料声称的泾惠渠完全是由西方工程师设计、由西方基金资助的项目[4]。魏丕信显然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如他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工地上的外国工程师，不仅是技术人员，而且还得是天生的领导者、谈判者、调节者、总会计、出纳员，有时还必须负责保卫工作[5]。似乎不用怀疑，在魏丕信看来泾惠渠工地上的外国工程师安立森就是这样的人物。当然，他也注意到了华洋义赈会在修泾惠渠中的作用[6]。关于华洋义赈会与泾惠渠的关系，魏丕信没有深论。本书将充分利用当时报纸、期刊以及当事人回忆等资料，试图重建泾惠渠修筑的历史过程，只有如此方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在泾惠渠成功修建之前，引泾水利就在酝酿和筹划。在民国初期军阀政治下，李仪祉任局长的陕西省水利局，组织勘测队，对泾谷及附近的地形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提出引泾工程的甲种计划与乙种计划，然而宏伟的引泾计划却无法实行。对于引泾工程为何无法实施，魏丕信注意到1924年李仪祉在渭北水利工程局的董事会上的一篇讲话，他认为，引泾工程之所以无法进行，是出现了政治和财政的障碍，甚至有个人恩怨在起作用[7]。1924年李仪祉的这篇讲话是分析军阀政治下引泾工程为何无法进行的一个很好的文本，之所以无法进行表面上看来是财政、管辖权甚至个人恩怨等因素，实际上对其分析要放在辛亥革命后渭北及陕西乃至华北区域政治军事演变的脉络与格局下来理解。

要理解渭北泾渠水利的近代转型意义，需追溯渭北泾渠水利长时期的演变历史，尤其是泾渠水利开发史，因为开发与水利运行管理的演变关系最为紧密：1465年即明成化元年，项忠倡开广惠渠，是明代最大的引泾水利工程；1737年即清乾隆二年，清廷明确裁定“断泾疏泉”（或称“拒泾引泉”），即不再引泾水而专意收集渠首所在地山中的泉水。为什么在15—18世纪渭北泾渠水利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迁抑或转型呢？对此，魏丕信认为，渭北泾渠水利即郑白（龙洞）渠灌溉系统面临着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变化及官员认知等问题，而该灌溉系统在此期间的转变（不再引泾水）具有合理性[8]。魏氏的研究视野开阔，虽然该文收入环境史论文集中，但他的视角却投向自然环境解释之外。李令福将古代关中各项水利开发与环境变迁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他指出，宋元明引泾效益的递减及清中叶后“拒泾引泉”，与泾河河床下切关系最为密切[9]。李氏在清代泾渠水利这一重要的变迁是从环境史解释的，对泾渠水利变迁背后的王朝制度、区域社会等因素没有涉及，这与其研究的旨趣相关。

笔者认为，要真正理解从1465年的“引泾”到1737年的“断泾疏泉”这一泾渠重要变迁，还必须回到区域社会[10]的视角来研究。随着明代中后期引泾水利效益的不断递减，泾渠灌区上下游县际之间就“引泾”还是“拒泾”发生争议，这一争议一层重要面相就是：上游泾阳县与下游三原、高陵两县由于利益不同而进行博弈。谢湜曾以豫北济源和河内两县的水利开发为研究对象，讨论水利开发与运行中的县际关系，指出，新的制度订立和调整过程，尽管伴随着县际的利益纠纷，却带来了地域联系的加深，乃至流域空间的市场整合。在此意义上，“利及邻封”或许意味着更大的“共同体”的存在[11]。而在泾渠上下游之间的县际关系方面，纠纷、冲突似乎占据主流，这一状况直到泾惠渠成功修建之前一直存在。1737年的“断泾疏泉”之后，泾渠上下游灌区县际之间的冲突更趋激烈，而泾阳县成村铁眼斗的分水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个案。陕西回民起义后，陕西巡抚刘蓉试图变革泾渠（龙洞渠）灌区的泾阳县与三原县之间的分水时间，而在泾阳知县及乡绅的反对下最终没有实施。

泾渠水利之外，渭北清峪河水利亦是本书关注的一个灌溉系统。1933年春，《陕西省水利协会组织大纲》由陕西省水利局拟就经陕西省政府批准颁发，其中第二条规定在小流域灌溉系统处要设立水利协会及分会，以加强水利的宏观管理。1935年春，清峪河灌区成立水利协会，并设有分会。魏丕信认为，省水利局的辖权效力通过水利协会直达小型灌溉系统，“此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2]。事实上，李仪祉为局长的陕西省水利局曾核准过清峪河水利协会会长王虚白上呈的管理章程，以此而言，水利协会时期的清峪河水利相比之前有了某种转型，似乎不无道理。但是，相比泾渠的近代转型，清峪河水利若要称“转型”显得十分勉强，水利协会时期清峪河水利本质上在维护光绪五年所确立的水利秩序。在水利协会成立之前的1929年，清峪河水利曾在用水上试图进行某种“改革”，此次“改革”颇有转型色彩，然而“改革”在旧利益群体激烈反对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作用下归于失败。

笔者以为，若要理解清峪河水利近代转型之所以难以发生，还需回到清峪河流域灌区社会的视角，从梳理分析明中期以来在清峪河水利开发、纠纷等问题的基础上或可达到。从明中期清峪河木涨渠的开发中，可以看到乡宦对水利的干涉；明万历年间“古受清浊河水利碑”碑文，表明了八复渠利夫对清峪河诸渠间的水利纠纷的认识；明崇祯间泾阳人王徵的《河渠叹》，站在泾阳本位上指控水利纠纷的原因；由清乾隆嘉庆间源澄渠渠绅岳瀚屏对此时期源澄渠的开发及运行的记述，可以分析当时清峪河水利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陕西回民起义后清峪河水利进行了重建，由于同治八年、光绪五年官方的两次裁定不同，引发了清峪河的源澄渠、木涨渠与八复渠之间的纠纷。

对渭北清峪河水利的研究，不少人用到刘屏山编纂的清峪河水利文献。1998—2002年，法国学者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吕敏（Marianne Bujard）、魏丕信与中国学者董晓萍等合作，对陕西、山西一些地区开展了水利文献资料的搜集与田野考察，他们与当地学者联手，2003年整理出版了《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资料调查集》[13]。其中白尔恒、蓝克利、魏丕信编著的《沟洫佚闻杂录》，收集了渭北一些水利文献，为研究清代民国时期渭北水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中就有晚清至民国时期泾阳人刘屏山的《清峪河各渠记事簿》。2005年，卢勇在其硕士论文中亦对刘屏山《清峪河各渠记事簿》进行校注，并进行一些分类研究[14]。钞晓鸿研究刘屏山《清峪河各渠记事簿》后指出，清峪河民间文献中，存在着对若干渠道的刻意命名并赋予其特定含义，及伺机向地方志等文献中渗透的现象。他认为，这些文献的制造及窜改者刘屏山，其最大用意在于树立本渠道的灌溉地位，以制造舆论或寻求“证据”[15]。钞晓鸿在田野调查、文献比对的基础上对渭北水利文献的制造者及窜改者进行研究，这一研究很有新意，对笔者启发很大，亦让笔者知道在使用刘屏山资料时要谨慎。

总之，本书是从长时段1465—1940年来研究渭北水利及其近代转型。为达到上文所宣称的研究目的并解决问题，研究方法将十分重要。前文笔者已屡次提到回到区域社会的研究趋向，此为本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此方面，笔者受益于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以及厦门大学郑振满等所倡导的区域社会、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16]。陈春声敏锐地指出：“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区域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17]他认为：“眼下的区域研究论著，除了有一些作品仍旧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外，还有许多作者热衷于对所谓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记忆的归纳。这种做法似是而非，偶尔可见作者的聪明，但却谈不上思想创造之贡献，常常是把水越搅越混。对所谓‘地方特性’的归纳，一般难免陷于学术上的‘假问题’之中。……要理解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做法不是去归纳‘特点’，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面。我们多明白一些在历史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人们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特别是要办成事时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规矩，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内在的运行机制，就会多一分‘理解之同情’。”[18]他强调：“在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时，要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在做区域社会历史的叙述时，只要对所引用资料所描述的地点保持敏锐的感觉，在明晰的‘地点感’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序列重建历史的过程，距离历史本身的脉络也就不远了。”[19]受此教益，笔者在研究渭北水利及其近代转型时，将十分重视事件的“地点感”和“时间序列”，充分利用现存渭北水利资料，对明清民国时期水利演变及转型过程进行梳理分析，对这一时期渭北水利开发与运行中的主导者及参与者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寻求渭北水利演变的脉络，力求把水利研究放在变动的区域社会之中。

笔者亦知道近些年来不少学者以区域社会视角及方法研究华北水利，并有相当多的成果问世。如行龙、张俊峰等对山西水利社会史的研究[20]，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行龙提出水利史研究应该由“治水社会”转向“水利社会”[21]。他还对“水利社会史”探究进行一些探讨，认为在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应注重综合考察生存环境、资源禀赋及其类型、水权、水神、社会组织、制度体系、文化安排等方面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要提出一个本土化的区域社会史理论分析框架[22]。张俊峰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提出“泉域社会”“流域社会”“洪灌社会”等不同水利社会类型[23]。赵世瑜则通过分析太原晋祠、介休源神庙和洪洞广胜寺的个案，试图显示乡土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为协调这一关系而逐步确立和完善的制衡性制度[24]。这些关于华北水利的研究让笔者受益匪浅。

采用区域社会研究趋向是本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而在具体实践中，就需要将历史学的文献资料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结合起来去做。陈春声在描述他的田野调查体验时说：“置身于乡村基层独特的历史氛围之中，踏勘史迹，采访耆老，尽量摆脱文化优越感和异文化感，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会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25]笔者在2009—2010年多次到本书涉及的田野点收集资料，对乡民耆老进行访谈，这种走向“历史现场”的行动，使笔者再对研究区域的文献资料进行研读时，自然多了一份亲切，或可对前人达致隔膜较少的理解。在田野考察找寻到的资料中，三原县清惠局所藏水利记事簿及水册是十分重要的民间水利文献，笔者在清惠局有幸看到了这些水利文献，本书写作涉及许多重要资料即来源于此。虽然该资料已经收录在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沟洫佚闻杂录》之中，但是该资料的编著中还留有一丝遗憾，正如钞晓鸿所指出的，由于编著者的疏忽，将原文献中一些用词讲究的“渠名”进行了统一，可能导致对文献原编撰者的一些本意的误读[26]。本书将尽量利用原始资料，但即便是原始资料如刘屏山抄录前人资料时改动也不少，本书将尽可能利用刘屏山的初次抄录。

在具体研究中，研究方法将视研究对象灵活应用，水利只是一切口，与水利相关的问题事实上还会牵涉其他诸多方面，如王朝国家的赋役制度等。因此本书不是就水利而言水利的，在此笔者愿仿照法国学者布洛赫的一句话：水利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27]。在某种程度上，本书虽然以明清近代的渭北水利史为研究对象，但同时试图以其窥视此时期渭北社会整体史的一个研究。

本书一个主要目的是试图揭示渭北水利及近代转型的机制，而要揭示此机制，必须展开对与水利相关的人、人群及组织的研究。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这些从事水利的人、人群及组织是如何行事的，他们是如何开发水利的或为什么没有开发成，研究这些历史过程时“机制”就在其中了。在此方面，泾惠渠的成功修筑颇具代表性，为何在一个陕西渭北空前大旱灾的环境下泾惠渠却成功了，研究泾惠渠成功后面的组织、人等在该渠修筑中的行为及其逻辑，在此基础上或可真正理解渭北泾渠水利是如何在近代转型的。

总之，在已有水利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上，笔者将从梳理渭北水利在1465—1940年这一阶段的兴衰沉浮入手，关注水资源紧张下的水利纠纷及解决途径，将水利兴衰放在区域社会中进行研究，放在王朝国家制度及政治演变等的大背景下考量，了解不同时空下参与水利开发的人或群体的行为及心态，探求水利开发及运行背后的机制，为解析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基层水利是如何变迁、如何转型提供一个实例，以期加深对水利背后的区域社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