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袁世凯
——从“非袁莫属”到“非去袁不可”的思考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没有任何值得肯定之处，似已成为历史的公论。但“历史上起过重大反动作用的人物，由于他身居要津、拥有权利，处在发号施令的关键地位，往往能左右事态的发展，影响历史的命运”[1]。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态度，对清王朝灭亡和统一的中华民国的建立有着重大影响。长时期以来，我们一般认为他靠阴谋和手段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是窃国大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思维方式的进一步灵活，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阔，人们对袁世凯有了新的认识。一些学者如戴逸先生认为，“袁世凯不同于其他封建官僚，他注视历史潮流的趋势，善于利用刚刚在中国生长的新的军事、经济因素，来加强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因而他在同侪中胜人一头，能够攀登到权力的顶峰”[2]。然而，有些学者矫枉过正，过分夸大袁的作用。更有甚者，在褒扬袁世凯的同时，一味地贬低孙中山，把民初的政乱归怨为孙中山。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扬袁抑孙”现象。[3]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袁世凯？我认为戴逸先生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把袁世凯放到中国历史进程中全面地进行考察。我们看到，袁氏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其晚年，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称帝。那是自取灭亡。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4]。
如果我们如此来评价袁世凯，就可以很好地解释清末民初的“袁世凯现象”。为什么清末在袁世凯周围聚集了那么多的中国各个方面的人才？为什么辛亥革命中各派政治势力、名流、名家包括孙中山及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袁世凯？统一中国“非袁莫属”，建设中国“非袁莫属”，自然，统一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也“非袁莫属”。可是整整四年之后，各派政治势力、名流、名家又都抛弃了袁世凯，一致认为“非去袁不可”，各派政治势力结成了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发起护国战争，最终打倒了不可一世的袁世凯。从“非袁莫属”到“非去袁不可”，仅仅是历史的短短的一瞬间，但确是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最丰富的内容。《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所揭示的就是这一问题的方方面面。我们试图通过袁世凯与诸名流的不同的关系，描绘出清末民初一幅瑰丽的政治画卷。在揭开这幅画卷之前，让我们先对袁世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备受外国欺凌、灾难沉重的近代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是近代每一个阶级、阶层和政党都要考虑的问题。先进中国人在民族屈辱的一次次刺激下，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拯救民族的真理，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容闳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5]；郭嵩焘的“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未有能舍此而可收效一时也”[6]；到孙中山的“中国如一后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只要中国人民奋发努力，“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7]。先哲们探索的道路是共同的，那就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统治地位后，在其生产力大为发展，不断开拓世界市场，“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8]的过程中，近代中国要想不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就必须“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9]，即变法更制，学习西方，摆脱外国的控制，争取民族独立，由数千年的封建古国跃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力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为文明富强的国家，这就是近代中国许多人以为当然的一条发展之路。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的重要人物，他在清末民初政坛上活动20余年，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袁世凯以军旅起家，虽然没有像众多的仁人志士那样高瞻远瞩，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振臂高呼，一腔热血，但他在许多方面，顺应了近代中国发展的趋势，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一）练新军，变军制，中国军队从此走向近代化
当西方各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军事走上近代化之时，中国军队仍然停留在封建旧轨上止步不前，刀、矛、弓、箭等冷兵器，仍然是士兵的主要武器。军制不分兵种，以营为单位分散防守于全国各地，没有一支集中统一灵活机动的野战部队，无怪乎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军队不为不众，也不乏忠勇爱国将士，也曾多次挫败侵略者，但从总体上说都失败了。中国军队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更新装备，变革军制，走上军事近代化。但由于中国长期闭关，对世界了解不多，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封建观念使这一进程非常缓慢。洋务派在军事近代化方面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没有引起根本性的变化。甲午战争一役，海军覆没，陆军崩溃，旧军不可恃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加速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进程。
甲午丧师，马关签约，割地赔款，举国震动，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战后不久，全国掀起了一股练兵自强的热潮，上至朝廷、达官显贵，下至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庶民百姓，朝野上下，莫不谈中国练兵自强之事，“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10]。在这股求强热潮中，袁世凯显得更为清醒和主动。他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采西法练兵的主张，他说：“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有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11]不仅如此，他还积极组织人翻译西书，将西方兵制营规介绍到中国，并上书主政者。袁世凯的积极态度和战后清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心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赢得了主政者的赞誉和支持，博得了“知兵”的美名，被授予编练新军的重任。
袁世凯果然不负众望，他在天津小站，采取西方兵制，结合中国特点，严肃治军，倾心练兵，短短几年时间，练成了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颇强的新式陆军——新建陆军——北洋新军。这支军队与旧军相比，其根本区别在于：第一，北洋新军实行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一军中配备有步、骑、炮、工程、后勤（辎重）等多兵种，各兵种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中国军队从此由单一兵制走向合成兵制。袁世凯后来又创办了巡警，使军队从地方杂务中解脱出来，成为灵活机动的野战部队，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第三，改进募兵制，仿行外国征兵制。对应募兵丁提出严格要求，如年龄限在20—25岁之间，身高限在4尺8寸以上，步速每小时限在20里以外，平举限100斤以上等。对军属给予多方照顾，如地方官有保护军属之责，每一名士兵准免差徭30亩等。对军属的照顾，使士兵解除了后顾之忧，专心操练，这在中国军事史上尚属首创。第四，改革军官制度，大力举办不同层次的军官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懂得军事专门技术、具有指挥才能的军事人才。第五，练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他聘用了许多外籍军官（初德国，后日本）担任教官，一丝不苟地进行训练。第六，全部西式装备。这支军队的武器，全部购自西方。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步兵一律使用奥国造的口径为0.8厘米5响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12]这是一支全新的军队。
袁世凯仿行西法创建的这支军队，是中国的第一支具有近代化重要特征的陆军，“中国真正的近代化军队是从袁世凯按西法练成的新军开始的”[13]，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用资本主义军制取代腐朽落后的封建军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袁世凯在甲午战后特定的环境下，短短几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转变，这是袁世凯开创性努力的结果，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战后练兵者不乏其人，唯有袁世凯取得了成功。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对袁世凯的军事改革给予高度赞扬，认为袁世凯“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14]。问题是北洋新军成军以来，多次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乏抵抗外国侵略的战功。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外国侵略的产物。甲午战败，直接导致了袁世凯小站练兵。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自强新政，编练新军是一重要内容。编练新军，加强国防力量，有着对内对外的双重作用，对清廷来说，对内重于对外，但不能否认它的对外的一面。如1897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袁世凯的新军奉命开往山东德州、沂州操演行军阵法，实际上就是要阻止德国向内地的侵犯。袁世凯在军中写信给徐世昌说：“德人必有诡谋，岂聩聩者所能见及”，“此来将士均甚高兴，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锐气”[15]。那种认为北洋军“一开始就附属于侵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说法，[16]是很不妥当的。
（二）参加维新运动，大力推行新政，政绩卓著
袁世凯还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维新运动是古老的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向近代中国演变过程中的必然运动。甲午战前酝酿多年的维新思潮，战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努力下，迅速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维新运动是不甘受辱的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机、变革封建制度的政治运动，袁世凯最初以积极的态度参加，本身就是进步的。有人说这是袁世凯的政治投机，其实不然。士子们违反政府禁令，集会结社，后果难卜。我们认为，袁参加维新运动，非但不是他的政治投机，而恰恰是他政治态度的真正表征。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成立第一个维新政治团体——强学会，袁世凯是发起人之一，[17]并捐纳500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强学会每次在松筠庵的集会，讨论时局，策划变法，袁都能参加。他和康、梁的关系十分密切，据康有为后来回忆，“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指袁）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18]。康、梁相继南下后，他在繁忙的练兵之余，参加天津维新派的活动。这时他的基本政治态度是：“国政腐败，必须积极变法图强，方能有转机。”[19]“必须大变法以图保全数省。”[20]袁世凯还曾上书光绪皇帝，向当国的翁同龢投递说帖，详细阐述了他的变法主张。[21]纵观袁世凯在维新期间的言行，说他是一个维新派并不过分。至于他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背叛了康有为、光绪皇帝，向荣禄告密，是他从双方力量悬殊的对比中做出的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从政治品格、政治操守方面看是恶劣的，但对于一个正在积极谋取权势地位的封建政治家来说又是不足为奇的。其实，清末不少官僚具有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品格。如张之洞，变法初期对维新派的支持，后来也走向了变法的反面。他们知道真理，但当危及他们的政治利益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利益。[22]
维新运动虽然被西太后扼杀了，但变法维新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所以，扼杀维新运动的西太后，三年之后也不得不沿着维新的道路走下去，高唱变法，于20世纪初举办新政。新政几乎是维新运动的翻版，但在内容上更为广泛，客观效果更为明显。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由于有较深厚的思想基础，所以成为新政的急先锋。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自己的辖区——北洋，将新政搞得红红火火，以至于直隶成为中国的模范省，“中国各省新政之布，必资模范于北洋”[23]。他在新政中的举措，如扩练新军，大办实业，广兴教育等，都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他在直隶办的新式教育，堪称各省的楷模，在中国教育史上大放光彩。
中国新式教育发端于洋务运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时代潮流。袁世凯站在这股潮流的前面，对新式教育大唱赞歌，多次上奏要求废科举，兴学校。他说：“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学问，国家永远无救世之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24]在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1905年，清廷终于下旨废止了阻碍新式教育发展的、延续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袁世凯不仅是新式教育的鼓吹者，而且还是新式教育的积极实践者，在此前后，他在直隶大办新式教育。他办教育的范围非常广泛，既注重军事教育，又重视实业、师范、女子、留学教育，从初级教育到高级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形成了一个严整的教育体系。到1907年，直隶新式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据学部统计，直隶大小学堂达八百余所，在校学生有十六万人之多，[25]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是后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袁世凯在新政期间，曾对天津大力治理。据其弟子沈祖宪等说：“公（指袁）既驻津……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新。圜阓骈阗，街衢修治，一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焉。”[26]天津城市的近代化是从袁世凯督直开始的。[27]
（三）顺应共和，颠覆清朝，有功于民国
在新政的进行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推动和强烈要求下，1906年9月，清廷不得不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准备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民族资产阶级由此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立宪运动。温和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改造清政府，希图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国家。立宪派和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官僚上下呼应，曾经造成了不小的声势。但清廷缺乏立宪诚意，立宪运动失败。立宪运动虽然失败，但传播了民主思想，宣传教育了群众，通过立宪运动，使人们认清了清政府的真面目，更多的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
袁世凯不仅是一个官僚立宪派，和立宪派首领张謇等打得火热，而且还是一个激进的立宪派。他组织人员制定了一个废除军机处设立近代内阁制的改革方案，但被清廷否决。固然，袁世凯的立宪设想有着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即拥立昏庸贪婪的奕劻为内阁总理，他自己以协理位置掌握内阁实权，但从政治近代化方面来说，袁世凯的方案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他和满洲贵族的矛盾日趋激烈，1909年年初被清廷罢免。他虽然被罢官，但他始终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悄悄地等待时机。武昌起义的胜利，遍布全国各地的革命烽火，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廷束手无策，被迫起用袁世凯，不久又授予他内阁总理大臣，使其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实权。历史又给了袁世凯一次选择的机会，要么像当年的曾国藩一样，指挥北洋军全力镇压革命，做清廷的忠臣，青史留名；要么，顺应民主共和的潮流，反戈一击，推翻清王朝。袁世凯默察大势，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也是南方革命党人极力争取的，当时客观环境所决定的。
袁世凯把清帝赶下台，绝非偶然，其思想早就发生了变化，与清廷的离心力越来越大。早在他被罢官前夕，就曾产生了联合黄兴等革命党人推翻清廷的想法。他曾派特使到日本与黄兴联系，“当时袁世凯的地位告危，不得不和革命党携手合作。这位特使没有到东京，电报是在京都打的。黄兴是在元旦（1909）那天到京都去的”[28]。正当黄兴与特使谈话之际，袁世凯给特使又打来电报说：“一切已晚，速归。”[29]袁世凯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入民国后由黄兴在一`次讲演中进一步得到证实。黄兴说：“袁氏当未辞职之先，其篡弑之心，尚欲一试也。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骧代表人来会，据称宫保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兄弟当时答以袁君有此思想，诚为吾辈革命党人所赞同……然代表人去后，终不见袁氏有些许举动。未几袁即辞职回籍，以意测之，或者因有为难之处，故不能动也。”[30]此两则史料说的是一回事，只是地点不同罢了，或是一方记错了，或是一件事前后两次提及，但史实是清楚的，而且一方还出自与黄兴关系密切的日本人之口。[31]这是袁世凯与黄兴的第一次间接接触，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均不成熟，所以袁世凯的这一想法没有能够实现。他的这一想法虽然没有实现，但由此说明袁世凯后来叛清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一年后，他怀着同样的目的还曾派人与孙中山联系。[32]
武昌起义前的1911年6月，立宪派首领张謇于进京途中，在彰德下车拜访了袁世凯。袁向张表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民意而行”[33]。武昌起义后没几天，奕劻电询他对付革命的办法，他回答说：“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张剿抚兼使。”[34]果然，他一出山，就向清廷建议，“宽容武昌诸人”和“解除党禁”，这对革命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南北议和中，表面上他坚持君主立宪，实际上他和徐世昌密商，“认为国体共和，已是大势所趋”[35]。他对形势的估计是非常正确的，正确的估计使他采取了正确的行动，他最终答应了南方革命党人提出的条件，顺应民主共和的潮流，威逼清朝皇帝退位，从而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成为现实，袁世凯恰恰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孙中山、黄兴都曾给予充分肯定。孙中山说：“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36]黄兴也非常诚恳地说：“项城处两艰地位，苦心孤诣，致有今日，其功实不可没。”[37]正因为袁世凯有如此功劳，所以经孙中山推荐，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他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任大总统。
当然，在此过程中，袁世凯有着极大的私欲，而且，为了达到自己的私欲，不惜使用了一切手段。不管袁世凯的手段有多么卑鄙，但他最终顺应了民主共和的潮流。
（四）制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促使经济的较快发展
辛亥革命后，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工商业，振兴民族经济为民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刚刚脱离专制的资产阶级喜不自胜，对国家、对民国政府寄予无限希望，“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供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38]。袁世凯最初适应了这种形势，提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39]。他先后邀请民族工商业巨头张謇、周学熙入阁，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诸如《公司条例》《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奖励工艺暂行章程》《商人通例》等，促进了工商业的较快发展，赢得了资产阶级的热烈拥护。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称颂说：“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工商业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业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40]据统计，到政府注册的工业公司，1912年为14家，1913年为25家，1914年增为89家，1915年更增加到102家，[41]呈逐年上升之势。实际数目远不止此，因为当时注册制度尚不健全，一些企业并未到政府注册。1913年11月10日，袁世凯签发了《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声称：“嗣后各处侨民投资回国兴办实业者，应由各省行政长官通饬所属，从优待遇，协力维持。”[42]这就大大刺激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所以1912—1919年，仅华侨投资的企业就达1042家。[43]原有的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大为扩展。如以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著称的无锡荣氏兄弟和南通张謇，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雄厚基础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从1912年起不仅扩展了原有与人合办的茂新面粉厂，而且开始筹办福新面粉工业，1912—1914年，创办了福新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从1915年起，又开始投资创办申新系统纺织工业。[44]张謇的大生纺织公司，从1912年起开始摆脱数年来的停滞状态，利润急剧上升，巨额的利润促使其扩大生产规模，1912年集资60万两增设大生新厂，1915年又集资120万两创办大生三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确确实实兴起了一股创办实业的热潮，民族工商业迅速向前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以前任何时期。固然，袁世凯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辛亥革命的影响，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但它和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措施也不是没有关系的。
问题在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一政策贯彻到底，且在鼓励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加紧了对工商业者的盘剥，且越来越甚，致使工商业受到极大压抑，引起了工商业者的强烈不满。当时在华的外国人看得非常清楚，“过去民族资本家对袁世凯寄予一定期望，现在已犹肥皂泡似的消失了。商人责怪政府，埋怨之声到处可闻”[45]。
总之，辛亥革命之前，袁世凯在许多方面都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即使在辛亥革命后，也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做出了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正因为如此，其仕途顺利，直线上升，由侍郎—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仅仅几年时间，在清末官僚中是升迁最快的一员（我们不否认袁手段、权术的作用）。武昌起义后他一出山，既为清廷重用，又为革命者寄予希望，初被授予湖广总督，进而内阁总理大臣，直至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此可谓顺之者昌。
二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相违背，特别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帝制自为，天怒人怨，举国声讨，终被民主共和的潮流所吞没。此可谓逆之则亡。
（一）排斥异己，扼杀民主制度
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合作，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与革命党人的联合政权，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国社会由此向前大大迈了一步。受尽专制之苦的人们对袁世凯、对新政府寄予无限的希望，“推翻四千余年之专制政体，而易建共和，实为我国历史上一重大转变，况当国难日亟，腐败之满清政府覆亡以后，国人于民国元首有非常厚望，固也”[46]。“在此际革故鼎新，人多朝气，内而台阁，多属名流，外而封疆，多属首义，一时物议，庶几长此可以久安，目前可以图治。”[47]
袁世凯本应顺民心，与革命党人携手，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励精图治，共谋建设大计，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具有新思想，非一般清末封建官僚所能比，可他又是一个极端专制主义者，不但拒不与党人合作，还妄图使党人就其范围，“在我（袁自称）个圈子里”[48]。对不入其圈子的人，必以除之而后快。唐绍仪是袁世凯多年的老朋友、老部下，从驻朝鲜办理外交、小站练兵，到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内，患难与共。正因为如此，袁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为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南北议和中作为袁世凯的总代表和南方革命党人谈判，深受革命党人的影响，迅速转变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他与革命党人真诚合作，坚持《临时约法》上的责任内阁制度，为袁所不容。袁世凯后来以王之祥督直事，不经内阁副署而径下命令，迫使唐辞职，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党人宋教仁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年轻有为，特别有建设才能。他信守民主制度精义，在法制范围内行使权利，发表政见，抨击时政，被袁所暗杀，[49]酿成一时的“宋案”。继而不经议会同意，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他为所欲为，不把任何力量看在眼里。
袁世凯的违法行为，遭到国会、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他却以国民党人反对统一为口实，调北洋军南下，挑起赣宁之役，打败国民党，将北洋势力扩展至南方。镇压国民党人的胜利和不久正式大总统的选举胜出，使袁世凯更加得意忘形。为扫除其专制独裁的障碍，1913年11月4日，他下令解散国民党，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休会。次年1月，又以一纸命令解散国会。5月，又下令废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宪法、国会、内阁等，被其破坏无遗，仅剩下中华民国的空牌子了。
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辛亥革命后被移植于中国，人们期望国家由此摆脱贫困，走向富强，进而与世界各国争雄。虽然后来证明此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但在当时是人们的崇高理想和寄托。袁世凯扼杀民主制度，确立起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排斥异己，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混乱，有碍于社会的安宁和进步，冷了国民的人心。人们对袁世凯的希望破灭了，“溯自三年半以前，国会方始诞生之日，世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之前途，期望方殷，袁世凯竟利用善后大借款，得五国之赞许，推倒国会之势力，而实行专制”[50]。
（二）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变国体而称帝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打倒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国，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的潮流势不可当，谁违背了这个潮流，谁就自取灭亡。
1914年，袁世凯消灭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扼杀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确立起专制独裁的统治后，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帝国主义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历史给中国、给袁世凯一次大的机遇，发愤图强，全心内治，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摆脱列强的控制，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中国由此走上富强道路，是大有希望的，而人们对于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或将给予默认。当时国内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大都有这样的心理，“当欧战延长之际，乃吾国内治岌岌之日，借以立国延命者，在此时乎”[51]！“又窃尝谓当新约法公布，大总统集权制完全告成后，袁氏而能公忠谋国，无洪宪帝制之事，则其时人心厌乱，局面小康，财力称阜，足谋建设，而欧洲方多事之秋，正中国大有可为之时也。”[52]袁世凯却违背国民的心理和意愿，利令智昏，一意孤行，背弃自己的誓言，“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53]！更改中华民国国号为中华帝国，做起洪宪皇帝来。更甚的是为了称帝，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不惜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54]。袁氏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终被民主共和的潮流所吞没。袁世凯的皇帝梦仅仅维持八十三天而已，而袁世凯自己也成为悲剧性的人物。
袁世凯称帝，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场大的灾难，经济损失不可估量，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影响。袁世凯死后，中国社会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南北纷争，战乱不已，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
三
袁世凯生前死后至今的一个世纪中，是一个一直受人唾骂的人物。他出卖维新志士，资产阶级维新派骂他；他在山东镇压义和团，农民及下层劳动群众骂他；他逼宣统皇帝退位，满蒙贵族骂他，骂他是奸雄，是曹操一类的人物，要和他拼命，甚至要干掉他；他残杀国民党人，扼杀民主制度，国民党人骂他；他背叛民国，帝制自为，更遭到全国人民的痛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继续骂他，认为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著的一个封建军事集团，它上继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的榜样。[55]它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袁世凯的道德品质恶劣，政治操守极差。他口是心非，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玩弄权术，手段毒辣，阴险狡诈。他曾出卖过两个皇帝，戊戌变法中出卖了光绪皇帝，辛亥革命中又出卖了宣统皇帝，出卖光绪皇帝博得了西太后、荣禄的青睐，为其官运亨通开辟了道路；出卖宣统皇帝使他戴上了临时大总统的桂冠，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背叛了自己的总统誓言，背叛民国，帝制自为。对袁世凯的道德和政治操守，远在俄国的革命导师列宁曾揭露得淋漓尽致。列宁说：“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匐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56]列宁又指出，“袁世凯昨天是保皇派，今天革命民主派胜利了，他就成为一个共和派，明天他又打算成为复辟君主国家的首脑，就是说，打算出卖共和制”[57]。
袁世凯是一个盖棺论定的反动人物，有乱世奸雄、窃国大盗、卖国贼等多种称谓。但我们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均十分复杂。复杂的社会存在着众多的矛盾，诸如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反对外国侵略和向西方学习的矛盾，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以及维新与革命、改良与保守、反帝与反封建等多种矛盾。这些矛盾纵横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矛盾冲突，生活在诸多矛盾中的近代人物不可能都能很好地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其人物本身凝聚着复杂性。袁世凯就是近代复杂社会中的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
对复杂的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58]。袁世凯是清末封建大官僚，民国大总统，北洋军阀集团的总头子，从阶级感情和道德情感上，没有任何可肯定之处。但我们不能仅凭感情用事，“要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59]，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袁世凯的历史功过。列宁为我们认识这方面的人物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俾斯麦是德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对他的评价，列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指责“俾斯麦是德国反革命地主的代表”[60]，但从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上，列宁又充分肯定俾斯麦的历史功绩。他说：“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的进步事业。……此外，俾斯麦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散的受异族压迫的德国人联合在一起。”[61]袁世凯绝非俾斯麦式的人物，但我们从列宁对俾斯麦的评价中得到了许多启示。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复杂性的人物，梁启超对李的评价，也为我们评价袁世凯提供了某些借鉴。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梁启超在李死后的两个月，撰成《李鸿章传》一书，在其书的《序例》里，表述了他评价李鸿章的基本思想。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梁启超尚能如此客观地评价人物，而我们却不能。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限定在一定的框框之内，格式化、模式化，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比如袁世凯，有人就说“他一天也没好过”[62]。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政坛上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其所作所为直接影响着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所以，对这样一个人物，我们认为主要应将其放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全面地进行考察，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功过，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就给予肯定，而不管其动机、手段如何。反之，逆历史潮流而动，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灾难的，我们给予严厉的谴责。如上述袁世凯练新军、变军制，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国军队从此走向近代化道路；他参加维新运动，大力推行新政，短短几年取得那么多的成就，将直隶治理成为中国的模范省；武昌起义后，他顺应民主共和的潮流，和革命党人联手，共同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得以在中国实现；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使民族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些都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而在辛亥革命后，他违背国民的心理和意愿，不但拒不与革命党人合作，且残杀功臣，破坏摧残民主制度，确立起军阀专制独裁统治。特别是他利令智昏，更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做洪宪皇帝，与中国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场大的灾难，遭国人痛骂，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这就是我们对袁世凯的基本评价。最后，让我们用郭沫若先生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段精彩论述，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63]。
原载张华腾、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前言，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 戴逸：《序》，侯宜杰：《袁世凯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 戴逸：《序》，侯宜杰：《袁世凯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 李文海：《从“扬袁抑孙”想到学术创新》，《人民日报》1995年7月28日。
[4]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手迹之五。
[5] 容闳：《西学东渐记》，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2页。
[6] 《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5页。
[7]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8、414页。
[8]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10]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制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09页。
[11] 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
[12] 《北洋练兵案》，《清代档案史料汇编》第十辑，第233—248页。袁世凯：《北洋创练常备军厘订营制饷章折》，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8—534页；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13] 李新：《军阀论》，《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14] 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6页。
[15]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16]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页。
[1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18] 《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页。
[19]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549页。
[20]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袁世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述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2] 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述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3] 《北洋公牍类纂》卷一一，第2页。
[24] 袁世凯：《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廖一中、罗真容编：《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7页。
[25] 《光绪三十三年教育统计图表》，学部总务司编：《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三年），文海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26]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三，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27] 据笔者详细考查，上述记载是属实的。张华腾：《论袁世凯对天津的治理》，《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8] 《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第303页。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7页。
[29] 《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第303页。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7页。
[30] 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4页。
[31] 据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4—87页。
[32]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7页。
[33]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82页。
[34]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69页。
[35]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94页。
[36] 孙中山：《复谭人风及民立报馆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0页。
[37] 黄兴：《致伍廷芳电》，《黄兴集》，第125页。
[38] 《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
[39] 《袁世凯在参议院之演说词》，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40]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1914年第10号。
[41]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42] 《政府公报》1913年11月11日。
[43] 转引自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企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44]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室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45] ［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3页。
[46]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后记》，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47] 蕉鹿客：《十年前洪宪纪元之回想》，《申报》1926年10月10日。
[48] 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49] 宋教仁是否被袁世凯暗杀，乃一学术研究未定问题，一般说法认为是袁世凯派人暗杀，近年研究有新进展。
[50] 辛博森：《论中国退化之由来》，《申报》1916年12月2日。
[51] 《康有为再与袁世凯促退位远游书》，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52]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后记，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53] 《临时政府公报·电报》1912年2月14日。
[54] 经过谈判，袁世凯接受的是部分条款，而不是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全部。
[55]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56]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3页。
[57] 《列宁文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9页。
[58]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57页。
[59]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7页。
[60]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页。
[61]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6页。
[62] 李新：《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
[63] 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6页。